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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在黑猩猩社会以及其他社会性哺乳动物（比如海豚）中非常常见。联盟对于总是自动组成互斥群组的人类来说也很常见。我们有制糖人和晒盐人，有农夫和牧民，爱狗者和爱猫者。看看世界地图，很多国家都讨厌着自己的邻居，如果不是引起了这么多悲剧的话，这一点简直滑稽。罗伯特·科尔兹班（Robert Kurzban）、约翰·图比和莱达·科斯米德斯三人发现了一个特定的模块，负责编码有关联盟识别的信息39。在这个不断进化着的世界里，不同族群生活在一起，随时可能遭遇有敌意的邻族，权力斗争也在不同社会群组中爆发。在这样的世界里，能够识别合作、竞争以及政治联盟的模式对生存是有利的。拥有表明谁与谁结盟的可见标记也是很重要的。可以证明这个人是联盟一员的任意线索，比如肤色、口音或者穿着习惯，都非常重要。在猎人与采集者的社会中，我们几乎不会与其他族群有接触，因为我们几乎不会长途迁徙。但在正确的情况下，种族也可以作为联盟标志，因为它相当显而易见。在过去的社会逻辑学测试里，不论处于什么社会情境中，人们总是会通过种族对人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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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测试我们是否有一个识别联盟而不是识别种族（在进化上说不通）的特定模块，科尔兹班、图比和科斯米德斯创造了一个种族特征无法标识合作联盟的社会环境。他们发现，受试者在这种情境下注意种族的情况大量下降。同时他们也发现，任何与合作和联盟相关的视觉记号（研究中使用的是衣服颜色）都会被牢记，且比种族给人的印象要强烈得多。而在实验开始仅仅四分钟后，受试者们就全都不再注意种族了。实验者认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学到联盟的变化规律，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适应不一样的社会世界——一个不把种族作为联盟象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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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盟的一员也会引起很多情绪：怜悯其他群组（如圣地兄弟会和步行马拉松）、鄙视其他群组（如不吸烟者鄙视吸烟者）、愤怒（如不吸烟者对吸烟者的不满）、内疚（不支持自己的群组）、羞愧（背叛了自己的群组）、尴尬（让自己的群组失望）以及感激（房主对消防员）。所以这个模块是这样工作的：被识别为自己群组的一部分是好的，接近；不是自己群组的就是坏的，回避。我们可以从模仿中找到联盟识别的影子，比如特殊的行为习惯会造成一个积极偏差。从组内联盟中产生的美德有信任、合作、自我牺牲、忠诚、爱国以及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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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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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起源于对抗疾病：细菌、真菌、寄生虫——也就是被马特·里德利认为是竞争的因素40。如果没有这些威胁的存在，那么基因重组以及有性繁殖（相对于无性繁殖）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不再需要跟上威胁者们进化的步伐，在这儿我说的威胁是指大肠杆菌和溶组织内阿米巴，它们不断进化，提升攻击我们的能力，从而繁衍和生存。厌恶是一种保护纯洁性的情绪。海特提出，厌恶情绪是从原始人变成食肉者时开始产生的。它似乎是人类独有的41——看看你的狗都在吃些什么就知道，它显然是没有这种情绪的。人类总共只会因为四种原因而拒绝食物，而厌恶就是其中的一种。其他三种原因都是动物也会有的：不好吃、不能吃、太危险。厌恶意味着对于食物来源及本质的知识。小婴儿会拒绝食用苦的食物，但他们直到5岁左右才会对食物产生厌恶。海特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厌恶情绪最初的作用是作为一个拒绝食物的系统。厌恶与恶心息息相关，涉及各种污染物（与恶心的物质接触），而且与厌恶有关的面部表情通常会用到鼻子和嘴。这就是核心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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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厌恶是为了让人远离疾病传播的途径，比如腐烂的尸体和残骸、腐烂的水果、粪便、寄生虫、呕吐物以及疾病。海特认为：“然而人类社会里要拒绝的东西更多，包括性和社会上的‘叛逆者’。核心厌恶也许被预设成了一个拒绝系统，可以被轻易地用在其他类型的拒绝上。”41厌恶的界线得到了拓展，它的对象变得更加宽广，包括外貌的各个指标、身体机能以及一些活动，如过度放纵和某些职业（比如与尸体有关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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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厌恶是为重要的适应性功能（选择食物和避免疾病）服务的，那么非常耐人寻味的一点就是小孩子居然几乎没有厌恶反应。事实上，小孩子几乎会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嘴巴里，包括粪便；而完整的厌恶反应（包括对污染物的敏感）直到5～7岁才会出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非人类生物会对污染物敏感 [31]。所以，在提出“厌恶对存活很重要”这个观点之前应该谨慎一些。厌恶的社会功能也许比生理功能更加重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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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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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让来自多个国家的人列出他们觉得厌恶的东西，这些东西除核心厌恶以外可以被分为三个大类。第一类是使人们想起自己动物天性的东西，包括死亡、性、卫生、除眼泪以外的所有体液（眼泪只有人类才拥有），以及诸如肢体残缺、畸形或肥胖这样的体型问题。第二类包括可能会导致人际间污染的东西，跟个人本质更相关，而跟身体产物的污染不太有关。人们并没有很不喜欢穿别人穿过但已经洗好的衣服；但相对于一个大家都喜爱的人的衣服来说，人们会极其不情愿穿一个谋杀犯或阿道夫·希特勒的衣服。印度人列出的绝大多数东西都属于这一类。最后一类是违反道德的东西。虽然美国和日本受试者列出的绝大多数令人厌恶的东西相当不同，但都同属于这一类。美国受试者更厌恶违背人的权利和自尊的东西，而日本受试者则更厌恶违反人的社会地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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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有文化成分，在不同文化中各不相同，而孩子们会习得这些成分。这个模块很有可能有生理来源，然后厌恶被广泛拓展，不仅因为食物而引起，还会因为他人的行为而引起。这个模块会在无意识中说：“脏令人厌恶，不好，要回避；干净好，要接近。”最近，我看到一个招牌上写着：“干净的手可以做出好吃的食物”。这个纯洁模块肯定是好好地存在于圣巴巴拉 [3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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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漫时间长河里，人们制定过宗教法、世俗法以及惯例来控制食物和身体功能，包括卫生、健康和饮食习惯。一旦这些法令被接受，违反它们就会产生消极偏见和道德直觉。其他宗教和道德上的问题则被拓展到了身体和思想的纯洁性。很多文化都将干净、贞洁和纯洁看作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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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亚·惠特利（Thalia Wheatley）和海特42曾做过一个实验，观察他们是否可以通过增加一种情绪的强度来影响道德判断。他们催眠了两组人，然后告诉其中一组说只要读到“那个”这个词，他们就会觉得厌恶；而告诉另一组人说他们会在读到“经常”的时候感到厌恶。然后，实验者让这两组人阅读含有“经常”或“那个”的故事。每一组受试者都觉得含有自己被催眠暗示的那个词的道德故事更加令人厌恶。实验者甚至发现，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认为一个没有违背道德的故事也多少有些不道德。施纳尔（Schnall）、海特和科洛尔（Clore）尝试了一种不一样的实验方式。他们把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坐在放有快餐包装袋和卫生纸的脏桌子边，另一组坐在干净桌子边，然后向他们提问道德问题。在“个人身体意识”的测量中得分较高的受试者（即更注意自己身体状况的人）会在坐在脏桌子边时做出更严厉的道德判断。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是，如果你要趁父母周末不在家时搞一个他们不允许的派对的话，一定要在他们回来之前把家里搞干净，不然如果他们回来发现你办了派对，而且家里还很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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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都拥有这些通用模块，为什么不同文化的道德标准如此不同呢？海特和约瑟夫通过观察我们天生的道德直觉和社会规定的美德之间的联系，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在豪泽的模型中，我们天生就准备好了以某种被限制的特定方式对社会世界做出反应。这意味着有些东西会比其他东西更容易学，而有些东西则完全无法被学会。动物研究表明，有些东西只需要一个试次就可以被学会，而有些东西需要几百个试次，更有甚者永远都无法被学会。有一个经典的有关人类的例子：教人害怕蛇很简单，而教人害怕花朵则几乎不可能。我们的恐惧模块已经为习得对蛇的恐惧做好了准备，但没准备好去习得对花的恐惧。因为在我们祖先的生存环境中，蛇是一种危险，而花不是。当你问孩子们他们怕什么的时候，他们会说害怕狮子、老虎和怪物，而不是汽车，虽然这才是目前更可能伤害到他们的东西。同样地，有一些美德可以很轻易地被习得，而有些则不行。比如，学会惩罚作弊者很容易，而学会原谅他们则很难。美德是被一个文化定义为在道德上值得称赞的品质。不同文化对道德模块的输出信息有不同的评价。不同的文化会将多个模块结合起来，使其适用于更多的刺激。印度教将纯洁、等级以及联盟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种姓制度。君主制国家也做了类似的事情，创造出阶级制度，使贵族们能将其血脉留存在贵族阶层中。不同文化可能对不同道德模块所引出的美德有着不一样的定义。公平被认为是一项美德，但是它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基于需要的公平，还是基于谁工作得更努力的公平，抑或是基于平均分配的公平？我们再说说忠诚。一些社会看重对家庭的忠诚，而另一些社会看重的是对同龄群组或者等级结构——比如城镇或者国家的忠诚。有些文化中可能会存在来自不同模块的美德联结在一起形成的超级美德，比如在大多数传统文化中都存在“荣誉”这一美德，它来自等级、互惠以及纯洁模块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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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考终有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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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似乎涵盖了所有事情，那么哪儿还有理性思考的位置呢？巴尔扎克在他的《莫黛斯特·米尼翁》（Modeste Mignon）中这样描述了理性介入的时刻：“在爱情中，女人总会把看得清楚错当作厌恶。”43现在，这种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还是有争议的。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想要理性地思考呢？好吧，我们在想要找到最佳选项的时候会去理性思考。但什么是最佳选项呢？是真相，是能够证实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东西，还是那些能够保持你的社会地位和名声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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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你想要没有受到任何偏见影响的准确真相。当道德解释不重要的时候，这还是挺容易的。举个例子：“我真的很想知道哪种药物对我最好，我不在乎它要花多少钱、从哪儿来、是谁制造的、需要多久吃一次，我也不在乎它是药片、注射剂还是药膏。”这个问题可比“从重刑犯身上摘取器官是对的吗”要安全多了。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所以自动化的回答不会有一席之地。当别人在杂货店门口给你一只可爱的小猫时，你会立刻带着它返回你那间不能养宠物的、有个对猫毛过敏的室友的公寓吗？还是说你会先回家想想？最后，一个人当然还需要有理解并使用相关信息的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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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甚至当我们试图理性思考的时候，也可能并没有这样做。研究表明，人们会采用第一个符合自己观点的论证，然后停止思考。戴维·珀金斯（David Perkins）是一位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他将这个现象称作“讲得通”法则44。然而，人们对“讲得通”这一标准的理解大不相同。这就好比轶事证据（用于推测原因和影响的单独的故事）和真相（已经被证明的原因和影响）之间的差距。打个比方说，一个女人也许相信避孕药会使她无法生育，因为她的小姨以前吃过避孕药，而她现在无法怀孕了。一件轶事就是她的观点所需的所有证据，而且它还说得通。然而，她不会考虑她的小姨可能在吃避孕药之前就已经无法怀孕了，也不会考虑她是否有可能是感染了性传播细菌，如淋球菌或衣原体，从而伤到了输卵管——这实际上是导致不孕的首要原因。她也不会知道，使用避孕药实际上比使用其他非荷尔蒙的避孕手段能更好地保护生育能力（事实证据）。人们主要使用轶事证据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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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迪安娜·库恩（Deanna Kuhn）用来研究知识获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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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陈述更加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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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什么青少年会开始抽烟？史密斯说，因为他们看到的广告让他们觉得吸烟会让人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你会想要变成一个穿着整洁的衣服、嘴里叼着烟的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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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为什么青少年会开始抽烟？琼斯说，因为他们看到的广告让他们觉得吸烟会让人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当电视上禁止播放烟草广告后，吸烟率就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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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包括从高中二年级到研究生的各年级学生。在这些人中，虽说研究生的表现最好，但很少有人能理解展示给他们的这两种论点的差异在哪里。第一个是轶事，而第二个是事实。由此我们知道，即使一个人试图做出理性判断，大多数人也并不会以分析的方式去使用信息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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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指出，在我们的进化环境中，如果我们的道德判断机制永远都是准确的，那么若是我们偶尔与敌人为伍来对抗自己的家庭和朋友的话，结果可能会是灾难性的1。他提出了道德推理的社会直觉模型。海特认为，在直觉判断和事后推理出现后，有四种情况可能导致直觉判断的改变。前两种情况与社会世界有关，或者通过推理（不一定是理性的）说服，或者仅仅是做其他人都在做的事情（同样不一定是理性的）。他认为在与他人讨论问题的时候，理性推理就会有机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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