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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类The Science Behind What Makes Us 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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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们在左脑中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没有来自右脑的信息的情况下，左脑会如何解释与它分离的右脑做出的行为呢？我们给裂脑病人展示了两张图片：给他的右侧视野展示鸡爪，只让左脑看到；再给左侧视野呈现雪景，只让右脑看到。然后，要求这个病人从呈现在其完整视野的一系列图片中进行选择。在这些图片中，他的左手选择了铲子，右手选择了鸡。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这两样东西时，他左脑的言语中枢回答道：“哦，这简单。鸡爪跟鸡配对嘛，然后你需要用铲子打扫鸡舍。”左脑看到了左手的反应，但并不知道反应的原因，却又需要对此进行解释。它不会说：“我不知道。”它在与它已知的内容相一致的情境下解释了这个反应，而它唯一知道的就只有鸡爪。它对雪景一无所知，但又需要解释左手指向铲子的反应。它需要为这个行为找些理由。我们将左脑的这个加工过程称作解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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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针对情绪变化进行了类似的测试。我们给右脑一个笑的指令。病人开始笑。当我们问她为什么笑时，左脑的言语中枢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但它无论如何还是会给出一个回答：“你们太逗了！”当我们通过视觉刺激对右脑触发一个负性情绪时，病人否认看到了任何东西，但却突然说她很难过，而且是实验者在让她伤心。她感受到了刺激的情绪反应，包括所有的自动化结果，但却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啊，缺乏知识并不重要，左脑总会找到解答的！它必须要建立秩序。只要有一个能说得通的解释就可以了——是实验者干的！左脑的解释器会将所有的加工过程都说通。它会把所有的输入都拿过来，整合成为一个说得通的故事，即使这个故事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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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解释器编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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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到本章的主要问题了：既然我们是由这么多模块所组成的，为什么却感到自己是一体的呢？几十年来的裂脑研究揭露了两个半球的功能特异性，以及每个半球各自负责的特定功能。我们这个巨大的人类大脑有着数不清的能力。如果我们只是一大堆特殊模块，那种强大的、几乎不言自明的同一性感觉又是从哪儿来的呢？答案也许就埋藏在左脑的解释器及其寻找事件发生原因的驱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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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斯坦利·斯坎特和杰里·辛格（Jerry Singer）给参与一个研究实验的受试者们注射了肾上腺素43。肾上腺素会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心率加快、手抖以及脸红。之后，受试者会跟一个假扮的受试者接触，而这个假受试者会表现得很欢欣或是很愤怒。被告知了肾上腺素作用的受试者会把这些症状（比如心跳加速）归因于药物。而没有被告知这一点的受试者则把自身的自动唤起归因于环境。与欢欣的假受试者在一起的受试者报告说自己很兴奋，而与愤怒的假受试者在一起的受试者则报告说自己生气了。这个发现说明人类具有需要对事件做出解释的倾向。当被唤起时，我们会去解释为什么。如果有一个显然的解释，我们就会接受它，正如被告知了肾上腺素效果的受试者的表现一样。而当没有明显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产生一个。受试者意识到自己被唤起了，于是立刻给它找了个原因。我们在上一章提到从大峡谷上往下看的时候讲过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机制，发现它之后，人们会不禁思考，有多少次我们成了情绪与认知间虚假相关关系的受害者。（“我感觉很好，我肯定很喜欢那个男的！”而对方却在想：啊哈，巧克力起作用了！）裂脑研究告诉我们，这种产生解释和假设的倾向来源于左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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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脑似乎具有解释事件的驱力，而右脑则没有这样的倾向。对半球间记忆差异的重新审视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二元分工是有利于适应性的。当被要求判断一系列物品是否曾在实验中出现过的时候，右脑能够正确识别之前出现过的物品和新的物品。“是的，之前出现过塑料叉子、铅笔、开罐器，还有橙子。”然而左脑则倾向于将与之前出现过的物品很像的新物品认作是出现过的东西，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它们符合左脑建立的图式44，45。“是的，叉子（但这个是银叉子而不是塑料叉子）、铅笔（虽然这支是自动铅笔而出现过的那支不是）、开罐器以及橙子。”这个发现与“左脑解释器会建立理论来将知觉到的信息吸纳进一个可以被理解的整体中”这个假设一致。大脑不只是简单地观察事件，还要询问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就可以在下一次事件发生时更有效率地处理它。然而，这种阐释（编故事）的过程会给知觉识别的准确性带来有害的影响，正如它对言语和视觉材料所做的那样。但准确性在右脑中仍然很高，因为它不会参与这些解释性的加工。拥有这样的双重系统的优势显而易见。右脑仍然可以保持对事件的准确记录，而左脑则可以自由地对呈现材料进行精细加工并做出推断。在完整的大脑中，这两个系统会相互补充，让人能够对信息进行不失准确的精细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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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概率范式还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半球中的解释器是适应性的，而另一个不是。两个半球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右脑的判断是基于简单频率信息的，而左脑则依赖于建立精细的假设。有时这只是一个随机的巧合。在随机事件的情况下，右脑的策略显然更有优势，而左脑这种为随机序列建立毫无意义的理论的倾向对行为表现来说则是不利的。这就是根据道听途说的情况来建立一个理论的危害。“我整晚都吐。肯定是因为昨晚在那家新餐厅吃晚饭的缘故。”如果吃了你吃过的那些食物的所有人都生病了的话，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假设；但只有你一个人生病的话，这个假设就不好了。你生病可能是因为流感，或是因为你的午餐。然而，许多情况都有着潜在的规律，而在这些情况下让左脑从明显的混乱中创造秩序是最佳策略。巧合时有发生，但阴谋有时也确实存在。在一个完整的大脑中，大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这两种认知风格中的任意一种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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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大脑半球对待世界的方式不同可以被认为是适应性的。这些不同还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有关人类意识本质的线索。在媒体中，裂脑病人被描述成有两个头脑。然而，病人自己却在手术后声称他们与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没有因为有两个头脑就产生双重意识。这两个独立的半球是如何产生一个单一的意识的呢？左脑的解释器可能就是我们的答案。解释器受到驱动，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会产生解释和假设。裂脑病人的左脑在解释右脑做出的行为时不会有任何迟疑。在神经系统完好的个体中，解释器在伪造交感神经系统被唤起的理由时也不会迟疑。所以，左脑的解释器可能可以在所有人中都产生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统一的个体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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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的大作《亚历山大四重奏》（Alexandria Quartet）中，他用四本书——《贾斯汀》《巴萨泽》《芒特奥利夫》以及《克丽》讲了同一个故事。前三本书都是以不同角色的角度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住在埃及亚历山大的一群人的故事。如果你只读了第一本书《贾斯汀》，你对故事的观点是扭曲的。第二本书《巴萨泽》会给你更多信息，而第三本给的信息更多。然而，读者在这三本书里都只是跟随着叙述者。你对故事的理解完全取决于叙述者告诉了你什么：你的解释完全取决于提供给你的信息。对大脑里的解释系统来说也是一样。解释系统的结论只能根据其接收到的信息来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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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终于可以回到我们那些患有单侧忽略症的病人身上了。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案例。如果一个人负责将视觉信息传输到视觉皮层的视觉神经被损坏了，那么被损坏的神经就会停止传输信息，病人会抱怨他在相关的视觉区域中失明了。举例来说，这样的病人可能在他视野中心的左边有一个巨大的盲点。怪不得他要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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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另一个病人的视觉皮层（处理接收到的视觉信息的地方），而不是视觉通路受损了，而且在同样的位置产生了同样的盲点，他通常根本不会抱怨。原因是这个受损的皮层区域表征着视觉世界中的一个具体位置，该区域通常会询问：“左边的视觉中心点怎么样了？”如果视觉神经受损，这个脑区还是在运转的；当它没有从神经中接收到任何信息时，就会抗议——“出什么错了吧，我没有收到任何信息！”但当这个脑区本身被损坏，不再工作的时候，病人的大脑就不再有负责那个视觉区域的脑区了；对于那个病人来说，那个视觉区域不再存在了，所以也就没有任何抗议了。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病人不会抱怨，因为这个可能会抱怨的大脑脑区已经丧失能力了，而且没有其他脑区会来接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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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入到大脑的处理中枢，我们会看到同样的模式，但现在问题在于解释功能。顶叶皮层会不断在三维空间中寻找手臂位置的信息，并监控胳膊相对于其他所有物体的存在。如果把手臂的位置、手中有什么东西或是疼痛冷暖等信息带给大脑的感觉神经受损了，大脑会说有哪里不对劲儿：“我没接收到信息！左手呢？我啥都感觉不到了！”但如果损伤是在顶叶皮层上，监控功能就会不声不响地消失，因为抗议者受损了。拿我们病感失认并失去对左手控制的病人为例。一个右顶叶损伤的病人，其大脑表征身体左半部分的区域受损。这就好像身体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在大脑中的表征，没有留下半点痕迹。没有脑区还知道任何有关左半身以及它是否还在工作的信息。当一个神经学家把病人的左手举到病人面前时，病人会给出一个自认为说得通的解释：“那不是我的手。”正常工作的解释器无法从顶叶获取信息；事实上，它甚至都不知道顶叶是否应该给它任何信息，因为损伤已经阻断了来自那儿的信息流。对于只基于自身所获得的信息来做判断的解释器来说，左手不再存在了，正如看到脑袋后面的东西以及摇尾巴不是解释器应该考虑的事情。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他面前的左手就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这样的话，病人的话就比较说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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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性记忆错误（reduplicative paramnesia）是另一种奇怪的综合征，患者会出现妄想信念，认为有一个地方被复制了，或是它会同时在不止一个地方出现，再或是被迁移到了另一个位置。我收治过一个这样的女病人。虽然她是在纽约医院我的诊室中接受检查的，但却声称我们身处她位于缅因州弗里波特市的家中。对这种综合征的标准解释是，她给一个地方（或人）幻想出了一份拷贝，并坚称有两份这个地方（或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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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人很聪明，在面谈之前她一直在读《纽约时报》打发时间。我首先问：“你在哪儿？”回答是：“我在缅因州的弗里波特。我知道你不相信。波斯纳医生今天早上来看我的时候，告诉我说我在斯隆-凯特林纪念医院里，如果有住院医生来查房就这么告诉他们。好吧，无所谓，但我知道我是在缅因州弗里波特市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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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道：“好吧，如果你在弗里波特的家里，那门外怎么会有电梯呢？”这位庄重的妇人凝视着我并平静地回答：“医生，您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才装上这电梯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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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病人的解释器在试图解释她所知道、感受到以及做过的事情。因为大脑损伤，所以她表征位置的这部分脑区变得过于活跃，大量传输有关她位置的信息。解释器只会基于其接收到的信息来判断，而在这个案例中，它接收到了一份奇怪的信息。然而解释器仍然需要解释问题并搞清楚其他输入的信息——对于解释器来说这些信息是不证自明的。结果呢？结果就是它编出了许多想象出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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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普格拉综合征中，病人可以认出一个熟悉的人，但却坚称这个人是假冒的，被一个完全一样的替身所取代了。比方说，一个女人会说杰克（她的丈夫）看起来像是她的丈夫，但实际上不是，而是一个替身，或是外星人。在这种综合征中，病人对熟悉的人的情绪感受与对那个人的表征分离了46，她在看到这个熟悉的人时感受不到情绪。解释器需要解释这个现象。它接收到来自面部识别模块的信息：“这是杰克。”然而，它没有接收到任何情绪信息。为了解释这种情况，解释器就会给出一个解决方法：“这肯定不是真的杰克，因为如果这是杰克的话，我肯定会感受到情绪的，所以他是假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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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要做我自己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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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器还有其他职责。这个系统最初用于解释轰炸我们大脑的众多信息——解释我们对环境中遇到的东西的认知和情绪反应，询问两件事之间的关联，建立假设，从混乱中找出秩序。此外，这个系统还建立了一个关于我们的行为、情绪、想法以及梦想的即时旁白。解释器是胶水，让我们的故事保持一致，创造出一种完整理性的自我感觉。将解释器嵌入大脑其他功能会产生许多副产品。一个最初用于追问两件事之间的关联、追问无限多的事情，并对遇到的问题给出回答的装置，也会不由自主地创造出自我概念。这个装置当然会问一个大问题：“谁在解决这些问题呢？嗯……我们就叫它‘我’吧”——然后自我概念就形成了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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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的自我感觉是个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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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讨论哲学或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自我或者我都是什么了，但我们要说的不是这些，而是认知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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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基本都同意自我认知是由多个独立的过程组成的，而且人们还针对哪些加工过程组成了自我认知提出了多个不同的假设。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约翰·凯尔斯德姆（John Kihlstrom）和我的同事斯坦·克莱因（Stan Klein）47强调说自我是一个知识结构，而不是神秘的存在。他们认为自我知识包含四个种类，以不同格式分类储存在大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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