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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用苹果、香蕉、橘子来替代水果，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用黄瓜或者南瓜来代替，这个句子听起来就会很奇怪。在使用预先存在的类别或者创造新的类别时，我们通常都能感知到该类别下的一些典型例子或者近似例子，以及其他不属于这个类别的例子。识别多样性并将其分门别类的能力是我们的生物本能。这对人类组织大脑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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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中究竟是怎样形成分类的？大致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我们根据大致或细致的外观来进行分类。根据大致的外观，我们会将所有的铅笔都放进同一个笔筒。细致的外观能够将软硬铅笔区分开，将黑色的铅笔与白色的分开，将高尔夫铅笔与课业笔分开。人脑进行所有分类过程的特点，包括基于外观的分类，都在于这些物品是可以扩大的，是灵活的，可以分为多个很小的层次。例如，将铅笔细分，我们可能会需要像文具店那样尽可能地细分，如根据生产厂商或铅笔软硬度细分——3H、2H、H、HB、B等。也许你还会想要根据它们所剩的橡皮擦的长度，是否有牙齿咬痕，或者根据铅笔长度来划分。放大来说，你会将所有的铅笔、钢笔、记号笔、蜡笔都归为书写工具的一个大类。一旦你确定并命名了某个种类，大脑就会立刻再现该类别，并将属于这个类别的和不属于这个类别的区分开。如果我说，“哺乳动物是会哺育下一代的动物”，那么我们很容易快速对鸵鸟（不是）、鲸（是）、鲑鱼（不是）以及猩猩（是）进行分类。如果我告诉你，只有5种哺乳动物会下蛋的话（包括鸭嘴兽和针鼹），你就能够快速接受关于这些例外的新信息，这似乎非常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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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体之间缺乏相似性时，我们会根据功能进行分类，这就是分类的第二种方式。在紧要关头，你可以用蜡笔写便条——它在功能上等同于钢笔或铅笔。你可以使用开口回形针将东西固定在软木板上，你可以用拆开的衣架疏通厨房水槽；露营时，你可以将羽绒服卷起来当枕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进了加油站，如果感觉饿了，你可能会希望接受一系列可以缓解饥饿的产品，即使它们彼此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新鲜水果，酸奶，一包混合坚果，燕麦棒，松饼，或卷饼成品。如果你曾经使用订书机或鞋底来砸钉子，那么你可能把它们当锤子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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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的第三种方法是概念分类，用于解决特殊情况。有时，某种分类是匆匆完成的，构成了临时的分类。例如，你的钱包，童年的照片，现金，首饰和家庭犬，这些物品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没有任何物理相似性，也没有任何功能相似性，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可能是“发生火灾时，你从家里拿出来的东西”。如果不发生火灾，你可能永远不会将这些东西联系到一起，也不会从概念上将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此外，这些情境分类也可以提前规划。一架子专门用于应急的东西（水，罐头食品，罐头起子，手电筒，关闭天然气的扳手，火柴，毛毯），正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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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分类方法告诉我们，怎样组织我们的家园和工作空间，怎样分配货架和抽屉空间，怎样理清头绪，才能更加容易、快速地找到物品。我们每学习或创建一个新的类别，回路神经就会调用前额叶皮层——沿着尾状核区的丘脑环路。它包含感知空间（连接到海马体）的低分辨率地图；它用知觉刺激与分类空间相连。当你根据某种规则进行正确分类时，多巴胺会释放增强型神经突触。一旦更改分类规则——比如你决定通过颜色，而不是季节来对衣服进行分类——大脑中的扣带皮层（中央执行系统的一部分）将被激活。当然，我们也会交叉分类，将物品归类于多个种类。某时你会将酸奶视为乳制品，而有时你可能会认为它是早餐食品。前者基于系统分类，而后者是功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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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分类究竟有多重要？分类真的意义深远吗？如果这样的心理分类都在神经组织中显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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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50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将周围的事物进行了分类，把与生活相关的事物区分开并进行分类：可吃的东西与不可吃的东西，捕猎者与猎物，活着与死亡，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正如我们在第1章看到的那样，它们根据外观或特征被进行了生物分类。此外，针对那些物理上没有相似性，但功能上有相似性的事物，我们的祖先还采用了概念与特殊分类——例如，“不想出现在你食物中的东西”，这一异质结构可能包括蠕虫、昆虫、污垢、树皮，或者是你小弟弟的臭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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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们了解到这些分类的形成与维持都已经在大脑的生物程序中根深蒂固了。神经是活的细胞，它们可能会以数以万亿种的不同方式彼此连接。这些连接不需要学习——连接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我们可能存在的大脑状态有很多种，这个数字超过了世界上已知的微粒的数量。这一发现的含义是惊人的：理论上来说，我们能够区分大脑中代表世界已知的每一颗粒子，甚至还有多余的精力将这些粒子进行有限的分类。我们的大脑就是信息时代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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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影像学技术帮助发现了分类的生物基层。扫描仪监控着一群志愿者，他们被要求创建或思考出不同的分类。这些类别可能包含类似植物或动物的自然物体，或类似工具或乐器的人造器物。扫描技术让我们能够精确定位，精度通常在1立方毫米，它能让我们看清正在发生特定神经活动的位置。这项研究表明，我们形成的类别是真实的，是生物实体，在大脑中拥有特定位置。也就是说，无论是利用预先分类还是即兴创造分类，大脑中某个特定的可复制的区域都会被激活。这不仅适用于那些拥有物理相似性的分类（如可食用的树叶），也适用于那些拥有概念相似性的分类（如可以替代锤子功能的工具）。以分类生物学为基础的进一步证据来自对患有脑疾病个体的个案研究。疾病、中风、肿瘤或其他机能脑外伤，有时会造成大脑的特定区域受损或死亡。我们已经看到脑损伤患者的大脑区域是如此具体，他们可能会失去使用和理解某个单一类别（例如水果）的能力，同时保留使用和理解另一个相关类别的能力，例如蔬菜。某个特定分类可能会丢失的事实揭示了历经数百万年进化的生物学基础，以及分类在今天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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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兴使用、创造分类的能力是认知经济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整合事物，避免做出足以把能量耗尽的成千上万的无关紧要的决定，比如，“我需要这支笔还是那支笔”，“这是我买的那双袜子吗”，“我拿的是否是同一双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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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功能分类的界限有时很严谨（清晰明确的界定），有时却很模糊。三角形就是界限严谨的代表，三角形必须是二维封闭图形，有三个边，内角和必须恰好是180°。另一个界限严谨的代表是犯罪量刑结果——法官与陪审团意见不一致的情况除外，被告要么有罪，要么无罪，不会存在70%有罪的情况（在量刑过程中，法官可参考不同的惩罚力度，也可以分配不同的责任，但他不会解析犯罪的程度。但在民事法律过程中，犯罪会有度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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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分类的代表是对“友情”的界定。我们都很清楚，周围所认识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不认识的人不能称之为朋友——例如陌生人。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友情的界限很模糊。某种程度上，友情的界定需要视情况而定。我们会邀请不同的人来家里烧烤，但不会邀请他们参加生日聚会；我们会和同事一起出去喝酒，但不会邀请他们到家做客。与许多其他分类一样，对友情的界定取决于具体情况。“友情”的界限很模糊，具有渗透性，这与三角形的界定不一样——一个多边形要么属于三角形，要么不属于三角形。出于某些目的，我们会将某些人当作我们的朋友，对其他人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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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分类通常在数学与法律领域最为常见；模糊分类可以是自然的事物，也可以是人造事物。严格意义上，黄瓜和西葫芦都属于水果，但我们会将它们渗透进“蔬菜”这一模糊的分类，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将它们当作水果或者代替诸如菠菜、生菜、胡萝卜之类的食物。谈论温度时，我们也会用到分类的语境与情境性——当我们想睡觉时，104华氏度（40摄氏度）会太高，这个温度却很适合泡热水澡；如果我们正在喝咖啡，这个温度就不会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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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典的关于模糊分类的案例就是“游戏”（game）。20世纪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泰花了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根本无法准确定义“游戏”。游戏是你休闲时做的事情吗？这一定义排除了职业足球和奥运会。是你与其他人一块儿做的事情吗？这一定义排除了单人纸牌。为了乐趣而进行的活动，有一定的规则，有竞争，可以吸引球迷来观看？这一定义就排除了孩子们手牵手绕着玫瑰转圈圈的游戏，这是没有竞争的游戏，也没有任何规则，但真的看起来像一个游戏。维特根斯泰的结论是，当一个游戏与其他游戏有相似之处时，它就是一个游戏。假设有一个家庭——拉松斯家族——正值合家团圆时。如果你足够了解拉松斯家族，也许可以轻松地根据一定的家族特征，区分哪些人属于这个家族，哪些人不属于这个家族。也许这个家族的人都有凹陷的下巴、高挺的鼻子、下垂的大耳朵、红头发，身高超过6英尺。但是，这都是普遍特征。没有人拥有所有这些属性。这些并不是绝对特征，而是典型特征。模糊类别可能会让长得像这个家族的人被归类成家族一员，而事实上，拥有这些特征的典型拉松斯家族，也许并不具有这一特征，这只是柏拉图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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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家威廉·拉博用图2–4来解释模糊分类与家族相似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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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角的物体很明显是一个杯子。我们会发现第一排的杯子由左向右不断变大，到了第四个杯子时，已经看起来更像一个碗了。那么3号杯子呢？根据不同的情况，它可以是一个杯子，也可以是一个碗。同样，杯子由上向下越来越高，看起来越来越不像杯子，反而像是一个罐子或花瓶。其他变化，例如增加一个支撑（17号），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高脚杯或酒杯。改变（18号、19号）杯子的形状，它们看起来会像一个奇特的杯子，但终究还是杯子。这说明了分类界限是灵活的、可延展的，这取决于不同的情景。如果我用17号杯子装满葡萄酒为你服务，杯子采用玻璃制作，而不是陶瓷，你就更有可能接受它是一个高脚杯。但是，即使我用玻璃制作1号那样的杯子，不管里面装着是咖啡、橙汁、红酒还是汤，它看起来都像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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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模糊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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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分类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大脑中，与严谨分类一样真实。创造、使用并了解分类的能力似乎是大脑固有的——即使是2岁的小孩子也拥有这种能力。当我们开始思考组织生活和生活空间时，创造分类就成了认知经济的一种行为。如果我们愿意，它也会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创造出一系列组织系统，从军事仓库的严格分类、最完美的袜子抽屉，到反映我们看待世界、看待事物方式的俏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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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部分思维转移出你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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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以自己特有的有效方式组织信息。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由于需要做出大量决定，我们需要头脑以外的系统提供帮助。分类可以转移大脑的大量工作，并将其释放到外部环境中。如果有一个抽屉专门放置烘烤用品，我们并不需要单独记住每个物品的位置——如擀面杖、饼干切割机、过滤筛等，我们只需要记得有烘焙工具的分类，它是在咖啡机下面第三个抽屉里。如果我们打算举办两个独立的生日派对，一个在办公室，一个在家里，大脑记忆系统、备忘文件、手机通信录都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同事”应该包括谁，不应该包括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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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智能手机和地址簿也是大脑的扩展，能够将信息外化到纸张或电脑芯片，让我们的大脑免于记忆无数的细节。历史上，大脑的首要扩展是书籍，它记录了几百年来人类所收集的知识，让我们在需要时可以访问这些知识。也许现在，书籍仍然是最主要的大脑拓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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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处于行业顶端的人，尤其是那些以创造性和有效性著称的人，都会尽可能地利用注意力与大脑记忆的外部拓展。但更多人，即使从事高科技工作，仍在使用低科技的解决方案来记录事物。是的，你可以在钥匙中嵌入一个微型芯片，然后用手机的应用程序跟踪它；你也可以列出电子清单，在旅行前确保你已经带上了需要的一切。但是，许多忙碌高效的人认为：对于某些常规物体，我们可以采用某些不同的、本能的方法，而非虚拟的方法，用以记忆重要的事情，包括购物清单、约会，以及下一个大型项目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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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意外的是，在写这本书时，很多人都拿着笔、笔记本或者便条做笔记，他们坚持认为：相比现有的电子方式，这种方式更有效，更让人满意。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她的自传《向前一步》中，也承认她用笔记本和笔来记录待办事项，她承认在脸书（她是脸书首席运营官）盛行的今天，她的方法就像随身带着一个石碑和凿子。但既然她和许多人都坚持着这种古老的方式，其中肯定有某种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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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无论走到哪儿，你都带着一叠索引卡。工作突然有灵感时，你在一张索引卡上写下来；想起一件待会儿要做的事情，你写下来；在公共汽车上，你突然想起需要给某个人打电话，想起需要在五金店买的东西，写下来——突然间想起调节妹妹与她老公之间的矛盾的方法，你又写下来——这样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卡片。每次突然想起什么东西，你都会写下来。效率专家戴维·艾伦，《搞定》一书的作者，将这种做笔记的方式称为“洗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