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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与情感记忆的不同也会导致时间感知的不同。相较于消极情感记忆，老年人更倾向于记住积极情感记忆，而年轻人却有着相反的选择。这其中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很早就知道，相较于积极信息，年轻人会觉得消极信息更有吸引力、更容易记忆。认知学家告诉我们，从消极信息中学到的远远多于积极信息——这是很显然的，因为积极信息通常验证了我们所知道的，而消极信息通常涉及我们不知道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年轻时对消极信息的渴望来源于对知识的渴望，但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对知识的渴望会日益减少。这种与年龄有关的积极偏见也体现在大脑扫描中：老年人仅在接触积极信息时才会激活杏仁核，而年轻人在接触正反两方面的信息时都会激活杏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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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延缓老化效应的方法是保持积极的心态，做一些从未做过的事情。这可以让血液输送到大脑之前没有得到血液的部分——让血液流淌至大脑的每一个角落。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大脑中沉积有淀粉质，与蛋白质错误地相互作用，形成一系列小的纤维微丝。认知积极的人大脑中的淀粉质更少，这表明心理活动可以防止阿尔茨海默症。这不仅仅是针对我们七八十岁的时候——这是一生的学习与训练。“针对痴呆，我们倾向于关注人们会在75岁时做的一些事情”，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神经学家威廉·加戈斯特说道。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你在四五十岁时所做的事情也许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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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广泛的社交真的很重要”，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神经学家亚瑟·托加补充道，“这涉及大脑多个部分。你需要解读表情和理解新的概念。”此外，你需要立刻做出反应并立刻消化新信息，这些都给了你压力。与认知活动一样，一生中拥有很长的社交历史也可以防止患上阿尔茨海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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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年龄段的人而言，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线性——这里所说的线性只是一个比喻，而不是指它的数学含义。正因为如此，那些非线性的思考者，比如艺术家，才感到越来越边缘化了。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我们花在艺术上的时间似乎越来越少了。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会错过一些真正有价值、真正重要的东西。艺术家重构现实，从不同角度给我们呈现之前从未观察到的世界。创作会直接调动大脑的神游模式，刺激不同想法之间的自由组合与结合，在概念与神经元节点之间建立起某种连接，这都是其他人无法完成的。因此，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创作者，参与艺术都可以帮助我们摁下大脑的复位键——时间会停止；我们会沉思；我们会重新想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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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意味着让非线性干扰线性，控制我们的输出。过去几千年来，科学与艺术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都来源于归纳，而非演绎——从已知推算出未知，在很大程度上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后它们只需要出现在正确的时间就行了。简单来说，这些成就需要极高的创造力，也需要一定的运气。我们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发生，但至少我们可以做好准备。为了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可以组织自己的时间、大脑，为创作、神游预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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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造性思维相对的是理性决策。不幸的是，人脑并不擅长于此，进化论生物学家与心理学家现在还只能猜测为什么会这样。面对大量信息，我们的注意力能力有限，正因为如此，进化才会留给我们一个大部分时间都适用的省时又省注意力的机制，但这种机制并非适用于任何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做得更好，就越有可能成为自己梦寐以求的高成就人士（HSP），我们自然也会面临更多艰难抉择。我们都可以采用更好的决策系统。下一章我们将会探讨：如何更好地组织科学与医学信息？生病时，如何才能自己做出最佳决策？当面对重大策略时，我们如何才能做出最基于事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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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关于心智效率的认知科学 第6章 为最艰难的抉择组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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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命悬一线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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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桌面上的所有事情都是棘手的”，奥巴马总统说道，“不然别人早就已经处理了。”那些答案很显然的决定——非常容易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由比总统级别低的人做出了。没人愿意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总统所面对的问题都是那些比他级别更低的人所无法决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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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所做出的决定大多会带来重大影响——性命的丢失、国家之间局势的紧张、可能会导致失业的经济变化。与这些决定有关的信息大多不充分。总统的顾问团不希望他考虑任何新的可能——虽然他有时会这样做。顾问团将问题向上提交，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不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这些决定常常涉及两大损失、两大负面效应之间的抉择，总统需要决定哪种才是更能接受的。这时候，奥巴马总统会说，“你最终还得处理多种可能性。你需要意识到，你所做的决定有三四成的概率不会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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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3章的时候提到过永利集团的史蒂夫·永利，他是这样看待决策的：“对大集团而言，即使已经有了有效的管理系统，决策者还是会面临各种层次的金三角。当需要我做出决定，且唯一答案都会产生负面效应的时候，例如，工人失业、公司大量财产损失，通常这些决定已经注定会产生两大负面影响。我只需要在这两大负面影响中选择一个我们能接受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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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决策通常也是这样——需要在两大负面效果中选择。我们就像是在赌博：如果什么都不做，我们的健康状态会变差；如果选择某种医学治疗，我们又可能面临潜在的痛苦以及各种开销。理性地分析结果真的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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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天生都无法自己估算这些可能性。我们不但不会自己估算这些可能性，即使通过训练，我们也无法实现理性分析。我们每天都会面临一些影响生计、幸福、健康的决定，这些决定中的大多数——尽管我们一开始并不曾意识到——都面临各种可能性。如果医生们从概率论的角度给病人解释医学决定，病人很可能根本无法有效地抓住这些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在我们情感脆弱、认知过载的时候向我们袭来的（你可以想想当你拿到诊断书的时候，会有怎样的感受）。当医生们解释说，有35%的概率会这样、有5%的概率会那样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被干扰了，我们的大脑会思考可能面临的医疗账单与医疗保险，以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请病假。当我们还在想象各种痛苦与不舒适、思考遗嘱、思考住院期间狗狗该拜托给谁照顾的时候，医生的声音实际上已经被淹没成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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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提供一些组织健康方面有关信息的简单工具，它们适用于最艰难的决策。但当我们面临未知信息、思考生命意义的时候，医学信息的复杂性必然涉及强烈的情感体验。无论你有多少助手，无论你有多能干，医学决策都会给我们有组织的大脑带来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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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思考各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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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之所以那么困难，原因在于它涉及各种不稳定性。如果没有各种不确定，抉择将变得非常简单。由于未来是未知的，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决策是否会带来最可能的好结果，所以，抉择必然存在不确定性。认知科学已经教会我们，如果仅仅依靠直觉，我们通常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尤其面对统计信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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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一个40岁的妇女打算要小孩。她了解到，与更年轻的女性相比，她生下的小孩患上某种先天性疾病的概率要高出5倍。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接受的风险。对小孩的渴望与科学数据之间的斗争在她心里激烈进行。那么统计信息能填补空白，让她得出正确的结论，做出对她更有利的决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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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有组织的大脑与有组织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需要我们将最好的决策变成现实。错误的决策会消耗我们的精力与能量，更不用说当一切偏离正轨时，我们花在修正决策上的时间。那些经常做出高风险决策的人通常会将决策分成好几类，他们会采取治疗类选法，这类似于我们在第3章所讲的分类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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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可以现在做出的决策，因为答案是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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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将其分配给其他有更多时间或更多经验的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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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些你已经掌握相关信息，但仍需要时间处理、消化信息的决策。这也是法官在面临复杂案件时通常的做法。这并不是由于他们没有掌握信息——他们只是希望从不同角度和大局思考问题。这些决策通常也需要一个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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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需要更多信息才能做出的决策。这时候，你可以依靠帮手获取信息，也可以备注自己需要的信息。这些决策通常也需要一个期限，即使是那些最随意的决策。这样，你才能将它们从列表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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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决策通常都属于第一类（需要立刻决定），例如你的牙科医生告诉你，你有一颗新的蛀牙，需要补牙。补牙是很寻常的事情，你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也许你之前有过糟糕的补牙经历，或者你知道其他人有过糟糕的经历，抑或你熟悉补牙的程序，知道补牙会有风险，但与不补牙可能的风险相比，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些风险算不上什么。你的牙科医生不需要花时间解释其他的选择，也不需要花时间告诉你不补牙可能带来的后果。但大多数处理严重疾病的医生都不会这么简单地看问题，因为最好的治疗方案也存在多种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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