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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前曾提到过婴儿的自我将冲动和客体分裂开来的倾向，我将这视为自我的另一种原始活动。这种分裂倾向产生的部分原因是：早期自我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凝聚。但是在此我必须重申我的一些观点：被害焦虑会增强将所爱客体和危险客体分开的需要，因此会将爱和恨分开。因为小婴儿的自我保存有赖于他对一个好母亲的信任，通过将这两方面分裂开来，并依附于好的一面，他便保留了对好客体的信任和爱的能力，而这是活下来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如果没有一点这种感觉，他就会暴露于一个完全敌意的世界，他恐惧这个世界会将他摧毁，那么他也会在内在建立起一个敌意的世界。我们知道，有些婴儿的内在缺乏生命力，他们不能活下来，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发展出对一个好母亲的信任关系。相反，另一些婴儿经历了极大的困难，仍然保有足够的生命力，来使用母亲所提供的帮助和食物。我知道有一个婴儿，他经历了长时间的难产，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但是当被抱近乳房时，他便热切地吸吮乳房。有些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做大手术，也报告过同样的情况。其他婴儿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存活的，因为他们在接受食物和爱上有困难，这意味着他们还没能对母亲建立起信任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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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发展的进行，分裂过程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改变，但是在某些方面，它从不会被完全的放弃。在我看来，全能的破坏冲动、被害焦虑和分裂，在出生的3到4个月处于主导地位。我将这些机制和焦虑综合起来称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它在极端状况下会成为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的基础。伴随破坏感的情绪在这个早期阶段极其重要，其中我选出贪婪和嫉羡这两种极具干扰性的因素：它们首先发生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后来又发生在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中，事实上它们是伴随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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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在婴儿之间差异巨大。有些婴儿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因为他们的贪婪超过他们可能接受的一切。与贪婪同行的有要掏空母亲乳房的冲动，还有不考虑任何人剥削所有满足来源的欲望。非常贪婪的婴儿可能会暂时享受他收到的任何东西，可是一旦满足消失，他就变得不满，被驱使着首先想要剥削母亲，很快转为剥削家庭中每个可以给他关注、食物或任何其他满足的人。毋庸置疑，贪婪会因焦虑而增加——被剥夺的焦虑、被抢夺的焦虑，以及不够好所以不能被爱的焦虑。对爱和关注如此贪婪的婴儿，对自己爱的能力也没有安全感，所有这些焦虑都会增强贪婪。这种状况也存在于较大孩子和成人的贪婪中，而且其根本规律没有丝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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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嫉羡，要解释为何喂养和照顾婴儿的母亲也会成为嫉羡的客体，不太容易。但是每当儿童觉得饥饿或被忽视，他的挫折会导致这样一种幻想：觉得乳汁和爱是母亲故意不给他，或者是母亲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所保留，这种怀疑是嫉羡的基础。在嫉羡的感觉中与生俱来的不只是渴望拥有，还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要毁掉他人对所觊觎客体的享受——倾向于毁掉客体本身。如果嫉羡非常强烈，其损毁的特质会导致和母亲及后来和其他人的关系受到困扰，它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被充分地享受，因为想要的东西已经被嫉羡损毁了。而且，如果嫉羡强烈，美好便无法被吸收，无法变成一个人内在生命的一部分，也不能由此而产生感恩。相比之下，充分享受所接受事物的能力，以及感恩给予者的经验，都强烈地影响着性格和与他人的关系。基督徒在饭前祷告所说的话并非毫无意义：“对于我们即将接受的东西，愿主使我们真心感谢。”这些话意味着，人们恳求一种可以让自己幸福并摆脱愤恨和嫉羡的品质——感恩。我曾听到一个小女孩说，所有人里面她最爱妈妈，因为如果妈妈没有生下她、喂养它，她将如何是好？这种强烈的感恩的感觉，联系着她的享受能力，而且表现在她的性格和与他人的关系中，特别是在慷慨和体谅中。在整个一生中，这种享受和感恩的能力，使得各种兴趣和快乐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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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的发展中，随着自我整合的增加，分裂过程有所减少，同时理解外在现实的能力增加，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婴儿的矛盾冲动汇集起来，也导致了客体的好坏两方面更好地合成。这意味着人们即使有缺陷也可以被爱，世界也不只是非黑即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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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我是自我进行批判和控制危险冲动的部分，弗洛伊德最初粗略地将这个部分置于童年时期的第五年。而根据我的观点，超我在更早的时候就在运作了。我的假设是，在出生的5到6个月，婴儿开始害怕自己的破坏冲动和贪婪，对他所爱的客体可能会造成伤害，或已经造成了伤害，因为他还无法区分他的欲望和冲动，以及它们实际的效果。对于已经造成的伤害，他体验到罪疚感和想要保留这些客体并修复它们的冲动。现在所体验到的焦虑，主要是抑郁性质的，而与之伴随的情绪，还有所引发的防御，我认为都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并且将其命名为“抑郁心理位置”。有时出现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罪疚感，在婴儿期有非常深的根源，而修复倾向在我们得到升华和客体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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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这个角度观察小婴儿时，就可以看到，有时候尽管没有特别的外在原因，他们也会显得抑郁。在这个阶段，他们试图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取悦旁边的人：微笑、嬉戏的姿势，甚至把盛着食物的汤匙放入母亲嘴里，试图喂她。同时，在这个时期，对食物的抑制和梦魇通常也开始了，所有这些症状在断奶时达到最高峰。大一点儿童可以更清楚地表达处理罪疚感的需要，各种建设性活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中，也存在取悦和提供帮助的过度需要，这些所表达的不只是爱，也表达出修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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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主张，“修通”（working through）过程是精神分析程序的一个核心部分。简言之，这意味着让病人在和分析师及其他人的关系中，以及在病人现在和过去的生命中，一再地经验他的情绪、焦虑和过去的情境。然而，修通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在正常客体的发展中。随着对外在现实的适应增加，婴儿对他周围的世界形成一种较少幻想的图景。母亲离开又回到他身边，这种重复的经验使得母亲的缺席不那么令人害怕了，因此婴儿对母亲离开的疑虑降低了。以这种方式，他逐渐修通早期的恐惧，并且与他自相矛盾的冲动和情绪达成妥协。这个阶段抑郁焦虑居于主导，被害焦虑减少。我认为，在小孩子身上可以观察到很多明显的怪异表现、无法解释的恐惧症，以及特殊的癖好，这些既是修通抑郁心理位置的标志，也是修通的方式。如果孩子心中所升起的罪疚感不是太过度，想要修复的冲动和属于成长一部分的其他过程便会带来缓解。然而，抑郁焦虑和被害焦虑从未完全被克服，它们在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可能会暂时重现，但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人可以处理这种暂时发生的焦虑，并重新获得平衡。然而如果太过紧张，就会阻碍一个强大的平衡良好的人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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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过偏执焦虑和抑郁焦虑以及他们的影响之后——尽管我担心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化——我想要考虑一下我曾描述的这些过程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我已经谈到对外部世界的内射，也指出这个过程会持续终生。每当我们欣赏、爱慕什么人，或憎恨、鄙视什么人时，我们也把他们身上的某些东西纳入我们自己之中，我们内心最深层的态度就是由这类经验形成的。一种情况是它丰富了我们，成为我们珍贵记忆的基础。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有时会觉得外在世界被毁坏，内在世界也因此而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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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只是简单提及婴儿从一开始就要经历的实际经验的重要性，这些经验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首先是来自父母，后来是来自其他人。在整个一生中，外在经验都至关重要。然而，很多外在经验还是取决于孩子解释和吸收这些外在影响的方式，甚至婴儿也是如此。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破坏冲动、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的运作有多强烈。以同样的方式，我们成人的经验也受到自己基本态度的影响。这些态度或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不幸，或者当我们受到怀疑和自怜过度支配时，这些态度甚至会将轻微的失望转变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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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关于童年期的发现增进了我们对教养问题的理解，但是这些发现经常被误解。虽然纪律过于严明的教养的确会增强孩子的压抑倾向，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对孩子而言，也许过度纵容和太多约束一样可能造成伤害。所谓“充分的自我表达”对父母和孩子双方都可能非常有害。在过去，孩子往往是父母纪律严明态度的受害者，而现在父母则变成其子女的受害者。有个老笑话，说有个人从来没有尝过鸡胸肉，因为当他还是孩子时，他的父母吃鸡胸肉，而当他长大后，他又把鸡胸肉给孩子们吃，自己不吃。当应对我们的孩子时，必须要在太多和太少纪律之间维持平衡，对某些较小的行为不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态度，但如果这些行为逐渐发展成持续的缺乏考虑，就有必要对孩子表示不赞成，并提出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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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过度纵容也一定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当孩子可以利用父母的态度时，他也为剥削父母而体验到一种罪疚感，并且感觉需要某种约束，来带给自己安全感。这也使他能够感到对父母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对于和父母形成良好关系，和对他人发展出尊重都至关重要。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果父母过度纵容孩子未受约束的自我表达，那么不论他们有多想屈从于孩子的要求，都会感觉到某些愤恨。这些愤恨会进入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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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描述过，有些婴儿对任何挫折都反应强烈（没有一点不可避免的挫折，就不可能有教养），他们易于痛苦地愤恨环境中的任何失败和缺陷，并且易于低估他接受的美好。于是，他会将怨恨非常强烈地投射到他身边的人身上。同样的态度在成人身上也并不鲜见。有些人可以忍受挫折，没有太大的愤恨，并且在一次失望之后，可以很快重新获得平衡，而有些人则倾向于将全部责难都归诸外在世界。如果我们对这两类个体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敌意投射的有害后果。因为投射的怨恨，会在他人身上激起敌意的反馈的感觉。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容忍别人指责我们在某些方面是有罪的一方，即使这样的指责不是用言语表达的。事实上，这常常令我们讨厌这类人，我们似乎更像是他们的敌人。结果，他们会带着更多的被害感和怀疑来看待我们，而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令人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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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过度怀疑的一种方式，是试着安抚那些假想的或真正的敌人，不过这很少成功。当然，有些人可能被逢迎和讨好收买，特别是如果他们自己的迫害感使得他们需要被讨好，但是这种关系很容易破裂，进而转变成相互的敌意。顺便一提，政治领袖身上的这种态度的更迭变化也许会造成国际事务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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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害焦虑不那么强烈时，投射主要是将好的感觉归诸他人，它因此成为共情的基础，而来自外在世界的回应会非常不同。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人缘好，因为我们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对我们有一些信任，而这会在我们身上引起友善的感觉。我不是指那些用不诚挚的方法让自己受欢迎的人，相反，我相信那些真诚的、对自己的信念怀着勇气的人，从长远来看，才是受到尊敬和爱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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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态度的影响会持续一生。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与早期人物的关系持续不断地再现，婴儿时期或童年早期未解决的问题也会被再次激活，尽管是以一种修正后的形式。例如，对下属或上司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与弟弟妹妹或父母的关系。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友善的、给予帮助的长者，那么我们与所爱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关系会无意识地复苏。而一个高高在上且令人不快的长者，则会重新引发孩子对父母的叛逆态度。这些人不一定要在外貌上、心理上甚至年龄上和原来的人物相似，在他们的态度上有一些相同就足够了。当某人完全处在早期情境和关系的影响下时，他对人和事的判断就必定会受到干扰。正常状况下，客观的判断会限制和矫正这种早期情境的复苏。也就是说，我们都会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但是在正常生活中，我们并不被它们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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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奉献的能力（首先是对母亲）以很多方式发展成对感觉为好的、有价值的不同事业的奉献。这意味着婴儿在过去因为感觉到爱和被爱而体验到的享受，在后来的生命中，不仅转移到了与他人的关系上（这非常重要），也转移到他的工作和所有他觉得值得奋斗的事情上。这也意味着一种人格的丰富和享受工作的能力，从而开启了各种满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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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树立更高目标的奋斗中，也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修复的早期愿望增加了爱的能力。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的升华中（这些升华源于孩子最早的兴趣），建设性的活动获得了更多的推动力。因为孩子无意识地感到，用这种方式，他修复了曾被他伤害过的所爱之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无法识别这种推动力，但是它从来都没有失去力量。我们中没有人能完全摆脱罪疚感，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也有非常有价值的层面，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尽自己所能进行修复和创造的愿望从未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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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形式的社会服务都得益于这种内驱力。在极端情况下，罪疚感会驱使人们为了一项事业或同伴完全牺牲自己，甚至可能导致狂热的信仰。然而，我们知道有些人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拯救他人，这样的行为不一定是由于上面的原因。在这些情况下，与其说是罪疚感在运作，不如说是爱与慷慨的能力，以及对身陷险境的同伴的认同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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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强调了认同父母及随后认同他人对婴儿发展的重要性。我现在想强调，在延伸至成人期的成功认同中，有一个特殊的方面。当嫉羡和竞争不是太厉害时，替代性地享受他人的快乐是可能的。在童年期，替代地享受父母快乐的能力，抵消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敌对和竞争。在成人生活中，父母可以分享孩子童年时期的快乐，并且避免干扰他们，因为他们能够认同自己的孩子，能够不带嫉羡地看着孩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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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渐渐变老，年轻的快乐变得越来越不可及，这种态度就变得特别重要。如果对过去满足的感恩并未消散，那么老年人就可以享受他们还能触及的任何事物。而且，怀着这样一种能带来心境平和的态度，他们就可以认同年轻人。例如，有人寻找年轻的天才，帮助他们发展。他的作用可能是老师或评论家，而在过去的时代则可能是艺术和文化资助者。他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他可以认同他人。在某种意义上，他在重复自己的生命，有时甚至是在替代性地实现他自己生命中那些未曾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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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阶段，认同的能力都可能使欣赏他人的性格和成就变成一种幸福。如果我们不能允许自己去欣赏他人的成就和品质（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忍受自己永远赶不上他们的想法），那么我们就被剥夺了极大的幸福和丰富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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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到伟大是存在的，而且会继续存在，那么在我们的眼中，世界就会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地方。而当有这种欣赏时，它就会激发我们身上的某些东西，间接地增加我们对自己的信念。这是源自婴儿时期的认同变成我们人格重要部分的许多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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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另一个人的成就的能力，是推动成功的团队合作的因素之一。如果嫉羡不是太厉害，在与能力有时远远凌驾于我们之上的人一起工作时，我们仍能获得快乐和自豪，因为我们认同团队中这些杰出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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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认同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当弗洛伊德发现超我时，他视超我为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源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变成了孩子基本态度的一部分。我与小孩子的工作告诉我，甚至从婴儿期开始，母亲以及很快出现在孩子周围的其他人，也都会被纳入自体之中，而这就是各种认同的基础，不论这些认同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在上面列举了一些对孩子和对成人都有帮助的认同。但是，早期环境的重要影响也会有一种效果，即成人对孩子态度的不利方面，有害于儿童的发展，因为它们在他身上引发了憎恨、叛逆或过度的屈从。同时，他又内化了这种敌意和愤怒的成人态度。由于这类经验，过度严格的父母，或是缺乏理解和关爱的父母，就会通过认同而影响到孩子性格的形成，也可能导致他在后来的人生中重复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因此，一个父亲有时候会用他父亲对待他的错误的方法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童年时期对冤屈的叛逆经验，可能导致做每件事都要和父母所做的不同的对立反应。而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我先前提到的过度宠溺孩子。我们从童年的经验获得学习，因此对自己的孩子以及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更加理解和宽容，这是成熟和成功发展的标志。但是宽容并不意味着对他人的错误视而不见。它意味着看出那些错误，却不失去和别人合作的能力，甚至还能经验到对其中一些错误的喜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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