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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孩子的发展中，我特别强调贪婪的重要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贪婪在性格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它如何影响成人的态度。作为社交生活中一个极具破坏性的要素，贪婪是可以轻易被观察到的。贪婪的人想要的越来越多，甚至不惜以其他所有人为代价，他们无法真的对别人体贴和慷慨，这里我指的不仅是物质的拥有，也包括地位和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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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贪婪的人很容易有野心。只要我们观察人类的行为，野心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从有益的和干扰的两个方面显现出来。毋庸置疑，野心推动成就，但是如果它变成主要的驱动力量，就会危及与他人的合作。野心勃勃的人，不管多么成功，他们也从不满足，就像个贪婪的婴儿永远不会满足一样。我们都熟知一种公众人物的形象，他们渴望更多的成功，似乎永远不会满足自己所达到的成就。这种态度（嫉羡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一个特征，就是不能允许别人充分地崭露锋芒。只有不挑战这个野心家至上权力的人，才可以被允许扮演从属的角色。我们还发现，这种人不能也不愿意激励和鼓励后辈，因为这些人中的一些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后继者。在明显的巨大成功中他们仍然缺乏满足，理由之一是，他们的兴趣没有集中在他们所工作的领域，而是在他们个人的声望。这样的描述隐含着贪婪和嫉羡之间的联系。竞争者不仅被看作抢夺和剥夺他地位和财富的人，也被看作是那些珍贵品质的拥有者，这些品质激起了嫉羡和毁坏它们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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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贪婪和嫉羡没有过度时，即使一个有野心（雄心）的人，也会在帮助别人做出贡献中得到满足。在此，我们看到了构成成功领导力基础的一种态度。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在幼儿期就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度：一个年长的孩子可能会为年幼弟妹的成就感到骄傲，并且尽力帮助他们。有些孩子甚至会对整个家庭生活产生一种整合的效果，他们主要通过自己的友善和帮助改善家庭氛围。我见过有些母亲非常没有耐心，也无法忍受困难，但是通过这种孩子的影响，得到了改善。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学校生活中，有时候只是一两个孩子，却通过某种道德领导力对其他所有人的态度有一种有益的影响。这种道德领导力的基础是和其他孩子的友善、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企图让其他孩子觉得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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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领导力方面。如果领导者——这也适用于一个群体中的任何成员——怀疑自己是被恨的对象，那么他的所有的反社会态度都会因为这种感觉而增加。我们发现有一种人不能忍受批评，因为批评会立刻触及他的被害焦虑，所以他们不仅要忍受痛苦的折磨，而且在和他人的关系上也会有很多困难，甚至危及他正在努力的事业，不管他从事的是哪一行业。他会表现出一种无能——无法改正错误，无法向他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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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婴儿期根源的角度来看我们成人的世界，我们就会获得一种深刻的洞识：我们的心理、我们的习惯以及我们的观点是如何逐步建立起来的——从最早期的婴儿幻想和情绪，一直到发展到最复杂最世故的成人表现。还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任何曾经存在于无意识中的东西，都不会完全失去其在人格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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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还要讨论儿童发展更进一步的层面，也就是性格的形成。我已经给过一些例子，说明破坏冲动、嫉羡、贪婪及由此产生的被害焦虑，如何干扰了孩子的情绪平衡和社会关系。我也曾提到反向发展的一些有益的方面，并试图说明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还试图传达内在因素和环境影响之间互动的重要性，在详细探讨这种互动之后，我们对儿童性格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一个成功分析的过程中，病人的性格经历了有利的改变，这始终都是精神分析工作最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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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性格的健全与强大。这样的品质对个体的自立和他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都有长远的影响。一个真正诚恳真挚的性格对他人的影响是很容易观察到的，甚至那些并不拥有同样品质的人，也会被他们所感化，忍不住对正直和真诚感到尊敬，因为这些品质会在他们身上唤醒一个画面，这是他们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甚至是依然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样的人格使他们对芸芸众生怀抱希望，也对美好有更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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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讨论性格的重要性为这篇文章作结。因为在我看来，性格是所有人类成就的基础。好的性格对他人的影响，为健康的社会发展打下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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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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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与一位人类学家讨论我对性格发展的观点时，他反对性格发展具有一个普遍根基的假设。他引用自己的经验：他在田野工作中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性格评价方式。例如，他曾经在一个群体中工作，在那里，欺骗他人被视为是值得欣赏的。在回答我的一些问题时，他还描述在该群体中，对敌人显露慈悲被视为是一个弱点。我询问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显露慈悲，他回答说，如果一个人躲在一个女人背后，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被她的裙子所覆盖，他的生命就会被饶恕。在回答更进一步的问题时，他告诉我，如果敌人设法进入男人的帐篷，他就不会被杀，在圣堂之内也同样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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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帐篷、女人的裙子和圣堂都象征着保护性的好母亲。人类学家同意我的观点，也接受了我的解释：母亲的保护会扩展至一名被憎恨的群体成员——躲在女人裙子后面的男人；禁止在自己帐篷里杀人的禁令与好客原则有关。关于最后一点我的结论是：好客从根本上与家庭生活有关——儿童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儿童和母亲的关系。正如我先前所提出的，因为帐篷代表着保护家庭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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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引用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表面上完全不同的文化之间可能有联系，并指出这些联系可以从与原初好客体（母亲）的关系中找到，而不论被接受、甚至被欣赏的性格扭曲的形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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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第十三章 对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的论述（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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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主要探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体验到的抑郁。我的第一个观点源自我在1935年发表的论点，即“偏执心理位置”（我后来命名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与分裂过程有密切关系，而且包含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一族群的固着点，而抑郁心理位置则包含了躁郁症的固着点。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的观点：偏执和分裂的焦虑以及抑郁的感觉，由于它们在外部和内部压力下可能会出现在较正常的人身上，因而可以追溯到这些早期的心理位置，是这些早期的心理位置在这类情境中被再次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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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在精神分裂症族群和躁郁症族群之间经常观察到的关联，可以用存在于婴儿期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和抑郁心理位置之间发展的关联来解释。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特征，即被害焦虑和分裂过程会持续到抑郁心理位置，尽管在强度和形式上有所改变。抑郁和罪疚感的情绪，在出现抑郁心理位置的阶段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发展，但是根据我更新的观点，它们在偏执——分裂位置期间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运作了。两种心理位置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所带来的自我中所有的改变）就是它们都是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挣扎的结果。在较早的阶段（持续到出生后的3到4个月），由这种挣扎产生的焦虑采取偏执的形式，而尚未凝聚的自我被驱使着增强分裂的过程。随着自我强度的不断增长，抑郁心理位置产生了。在这个阶段，偏执焦虑和分裂机制减少，抑郁焦虑在强度上增加了。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冲突在运作，发生的变化是由于两种本能之间融合状态的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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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时期，原初客体（即母亲）就已经从好坏两个方面被内化，我经常说，如果好客体没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自我的一部分，生命就不能继续。然而，和客体的关系在生命第一年的4到6个月会有所改变，保存这个好客体是抑郁焦虑的核心。分裂过程也改变了。开始时是好客体和坏客体之间的分裂，同时发生的是自我和客体双方强烈的碎裂。当碎裂的过程变弱，受伤或死去的客体与活的客体之间的分离更占据主导。碎裂的减少和对客体的关注伴随着朝向整合的步伐，而整合意味着两种本能更加融合，并且是由生本能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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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提出一些指标，来说明为什么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特征不像在躁狂抑郁状态中那样易于识别。对这两种疾患所体验到的抑郁在本质上的差异，我将提出一些解释。过去我曾强调偏执焦虑和抑郁焦虑之间的区别：前者我定义为以保存自我为核心，后者则以保存内化的和外在的好客体为重点。现在我认为，这样的区分太过简单。原因如下：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从出生开始，客体的内化就是发展的基础。这意味着某些好客体的内化也发生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中。然而，从出生开始，在一个缺乏强度且需要经历剧烈的分裂过程的自我中，好客体的内化在性质和强度上都不同于在躁郁状况中的内化。它比较不持久、不稳定，也不允许对好客体有足够的认同。尽管如此，因为确实发生了一些客体内化，自我的焦虑（即偏执焦虑）势必也包括对客体的某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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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另一个新的观点：我对抑郁焦虑和罪疚感的定义认为，它们是在与内化好客体的关系中被体验到的。至于已经发生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的抑郁焦虑和罪疚感，它们也指自我的一部分，也就是被感觉为包含着好客体的那个部分，因此也是自我一个好的部分。也就是说，精神分裂症的罪疚感与破坏自己内在某些好的东西有关，也与通过分裂过程弱化自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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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体验到的罪疚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因此很难察觉——这还有第二个原因。由于碎裂的过程（在此，我要提醒你们史瑞柏把自己分裂为六个灵魂的能力），也由于这种分裂发生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的剧烈程度，抑郁焦虑和罪疚感被强有力地分裂出来。偏执焦虑可以被分裂的自我的大部分体验到，因此占据主导地位；而罪疚感和抑郁只在某些部分被体验到，而精神分裂症患者感到这些部分无法触及，直到分析时才会把它们带入意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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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抑郁主要是好客体和坏客体进行合成的一个结果，并且伴随着自我更强的整合，所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抑郁在本质上势必和躁郁症的抑郁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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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抑郁为什么难以觉察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投射性认同。投射性认同在患者身上非常强烈，他用投射性认同，将抑郁和罪疚感投射到一个客体中——在分析过程中，主要是投射到分析师身上。因为再内射会紧跟着投射性认同，所以持续投射抑郁的企图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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