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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长期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宗先生则一直在哲学系任教。宗先生1925年回国后,被聘到东南大学(现在的东南大学的前身)哲学系,当时哲学系系主任是汤用彤先生。1928年东南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宗先生任哲学教授。1930年汤用彤先生到北京大学,宗先生继任中央大学哲学系系主任。1925—1928年宗先生撰写了《美学》、《艺术学》和《艺术学(演讲)》等体系完备的讲稿,这些讲稿明显受到德苏瓦尔的影响,宗先生是我国最早对国际上艺术学独立运动做出应答的学者。他还在我国高校中首先开设了艺术学课程,并同时开设了美学课程。这两门课程一直延续到1948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宗先生从南京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20世纪60年代初期,朱先生招收西方美学史的研究生,宗先生则招收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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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是朱先生的座右铭,宗先生年轻时也有一则座右铭:“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叔本华主要著作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对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样也影响过宗先生。叔本华直接继承了康德关于审美不涉利害的观点,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主体在审美对象中忘却自己,主体和客体合为一体,成为一个自足的世界,与它本身以外的一切都摆脱了联系。朱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也阐述过叔本华的这种观点。宗先生所说的“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就是拿审美的眼光看世界。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开辟了现代西方美学的新方向,结束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的理性主义道路。虽然叔本华当年在柏林大学和黑格尔同时开课,然而他在吸引学生方面遭到惨败,他的听课学生从未超过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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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先生把18—19世纪德国文化巨人歌德当做人生启示的明灯。他在1922年的《题歌德像》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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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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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照海上的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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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是一盏孤灯临着地球的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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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自然的大梦呀!我羽衣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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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乘着你浮入无尽空间的海。〔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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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先生在歌德身上窥见了人生生命永恒幽邃奇丽广大的天空。那么,歌德究竟给宗先生哪些人生启示呢?首先,歌德带给近代一个新的生命情绪。这种生命情绪,就是生命价值本身的肯定。“一言蔽之,一切真实的,新鲜的,如火如荼的生命,未受理知文明矫揉造作的原版生活,对于他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而这种天真活泼的生命他发现于许多绚漫而朴质如花的女性。他作品中所描写的绿蒂,玛甘泪,玛丽亚等,他自身所迷恋的弗利德丽克,丽莉,绿蒂等,都灿烂如鲜花而天真活跃,朴素温柔,如枝头的翠鸟。而他少年作品中这种新鲜活泼的描写,将妩媚生命的本体熠烁在读者眼前,真是在他以前的德国文学所未尝梦见的,而为世界文学中的粒粒晶珠。”〔38〕其次,在歌德的生活和人格中体现了流动不居的生命与圆满谐和的形式的统一。生命处在永恒的变化中,生命的形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歌德善于“以大宇宙中永恒谐和的秩序整理内心的秩序,化冲动的私欲为清明合理的意志”。歌德的生活和人格像他的一首首小诗一样,含蕴着宇宙的气息、宇宙的神韵、宇宙潜在的音乐。宗先生在后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视宇宙意识、宇宙旋律、精神生活对自然节奏的契合,可能也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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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朱光潜先生(左)、宗白华先生(右)和茅以升先生在北大燕南园朱光潜先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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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奠定了自己学术地位的著作大多出版于20世纪30—40年代,宗先生最重要的一些美学论文,如《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也发表于20世纪30—40年代。朱先生勤于著述,宗先生则写得较少,他没有鸿篇巨制的著作,但是他研究中国美学的论文充满诗情和哲理,写得很精粹,体现了散步风貌。宗先生的主要著译有:论文集《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论文集《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译作有康德的《判断力的批判》上卷(《审美判断力的批判》),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宗白华全集》,共分4卷,1、2、3卷收宗先生著作,第4卷收宗先生译文。20世纪30—40年代,朱先生属于胡适、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等文人的圈子,曾受到鲁迅、郭沫若的批判。宗先生则两端都不属从。在善读杂书、精湛沉潜方面,宗先生又颇像京派文人周作人。在一些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朱先生受到猛烈的冲击。在美学讨论中,朱先生也往往是争议的焦点。在政治运动中宗先生受到的冲击较少,在美学讨论中他也不是争议的焦点。宗先生很像超然物外、豁达大度的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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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艺术的各种样式中,朱先生最钟情诗,他对中国古诗和英文诗有很高的鉴赏力和精湛的研究,但是他本人不写诗。宗先生是位诗人,对歌德的诗歌和唐诗很有研究(1935年发表过《唐人诗歌中所表现的民族精神》一文),但是从宗先生一生来看,他最钟情的是绘画。当然,他对中国的雕刻、建筑、书法、音乐、戏曲等都感兴趣。宗先生强调,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看”和“听”。1920年宗先生写过题为《艺术》的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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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了解“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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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曾同那林中透射的斜阳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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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曾同黄昏初现的月光齐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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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了解“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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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心琴可有那蝴蝶的翩翩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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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呼吸可有那玫瑰粉的一缕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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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了解“花”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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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否临风醉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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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否饮啜春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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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表明,你要了解艺术,就要和艺术忘情相交。1983年宗先生86岁时写道:“我与艺术相交忘情,艺术与我忘情相交,凡八十又六矣。”在留学欧洲时,宗先生参观了很多艺术博物馆。他曾经坐在达·芬奇《蒙娜丽莎》原画前默默地领略了一小时,口里念着中国古人的诗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觉得诗启发了画中的意态,《蒙娜丽莎》“谜样的微笑,勾引起后来无数诗人心魂震荡,感觉这双妙目巧笑,深远如海,味之不尽”。20世纪30年代初,宗先生在南京购得隋唐佛头一尊,重数十斤,把玩终日,因有“佛头宗”之戏称。抗战中南京沦陷时,宗先生把它埋在南京故居的大槐树下。“文化大革命”中,宗先生又把它埋在屋后大树下。这尊佛像得以幸存,置于宗先生案头,令满室生辉。故宫、颐和园和北海是宗先生喜欢欣赏的景点。他从故宫珍宝馆宁寿宫花园的空间分割和木雕墙、漏窗、铁花门中,把玩镂空之美;他从颐和园昆明湖开阔的湖面和万寿山上排云殿、德辉殿等壮丽的建筑中,体味虚实结合的布局;他从北海静心斋沁朱廊的通透之中,遥望一小亭,品评空间构成的高深平远。宗先生暮年时写道:“这些年,年事渐高,兴致却未有稍减。一俟城内有精彩之文艺展,必拄杖挤车,一睹为快。今虽老态龙钟,步履维艰,犹不忍释卷,以冀卧以游之!”〔40〕艺术天地广阔漠大,宗先生欣赏的目光不拘一隅。他在欧洲求学时,曾把达·芬奇和罗丹等的艺术当做最崇拜的诗。可后来他还是更喜欢把玩我们民族艺术的珍品。宗先生的美学不仅体现在他的著作中,而且体现在他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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