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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长期维持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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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从惩罚中获得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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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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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身行为造成的影响缺乏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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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预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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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稍微详细地研究一下第二条特征：不会焦虑或内疚。在我看来，焦虑和内疚这两种情绪和P型有着相当不同的联系。显然，一个缺乏内疚的人做了坏事也不会担心自己以后会觉得难过，至于别人难过与否他就更不担心了。有了共情，人才能感到内疚，而没有共情就不会。你可能会就此认为内疚和共情是一回事。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人可以感到内疚而不必产生共情（比如在闯红灯之后）。共情可以引起内疚，内疚却不能证明共情。焦虑和病态行为之间也有着重要的关系，因为人没有了焦虑，就可能做出坏事而不担心会受到惩罚。但焦虑本身同样不是共情的组成部分。它只为一个人为什么不会伤害另一个人提供了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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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上面的清单里有几项特征都和共情的丧失密切相关，比如对自身行为的影响缺乏醒悟，比如自我中心。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共情低下的本质是缺乏自我觉知，这大概就相当于“缺乏醒悟”（lack of insight，这是精神病学家特别钟爱的名词）。我们看得出来，这两个概念彼此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合。比如一个人在无意间伤害了别人（可能是说错了话）。在这个例子里，缺乏醒悟就是缺乏共情的必要成分。我们对一个缺乏共情的行为能有多大的宽恕？你可能会说，我们如果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伤害了别人，总比我们故意（也就是“有预谋”地）伤害别人要好。在克莱克利的定义中，一个精神病态者或许能同时做出这两种缺乏共情的行为：他们缺乏内疚，因此会在明知别人会痛苦的情况下伤害他人；他们对自身行为的影响缺乏醒悟，因此也会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伤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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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克莱克利对精神病态的定义里没有提到对他人的身体攻击或者违法行为，这暗示了精神病态者未必会引起刑法体系的关注，他们或许就隐藏在社会之中。在任何一个工作单位里都可能有这样的“穿西装的蛇”。138这个比喻虽然已经有些过时，但是对于P型人的伪装手段，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说法了。有些精神病态者显然会用身体侵犯的方式给别人造成痛苦，克莱克利的突破在于他将精神病态的概念扩展到了另一部分人身上，这些人也会侵犯他人，只是以更加微妙而隐蔽的方式。P型人格有一个比较轻微的变种，有人把它称作“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理查德·克里斯蒂和弗罗伦斯·盖斯则称之为“高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也就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可以满口谎话。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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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成为B型人的一个重要诱因是童年在情绪上遭受过父母的拒绝。我想就这个问题再多说几句，因为你的母亲（或父亲）养育你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它既会影响你能否发育出健康的共情，又会决定你有多大的风险成为零度负面P型。父母的拒绝可能使孩子长大后变得充满暴力或者病态。这或许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可能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父母的拒绝之所以可能使孩子长大后出现攻击性，原因之一是孩子会因此而暗自极度愤怒，并产生强烈的恨意。而这样极端的负面情绪是很难遏制的。孩子必须找个地方发泄他的强烈怒火，如果他太弱小、还无法对拒绝自己的父母表达这股怒火，这怒火就可能慢慢累积，像高压锅里的一团蒸汽，等到青春期和成年期再宣泄出来。其结果就是暴力的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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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鲍尔比对父母的拒绝做了著名的研究，他是一名心理分析学家和儿童精神病医生，就职于伦敦的塔维斯托克诊所（Tavistock Clinic）。就在这间诊所，他提出了不同凡响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探讨了父母的拒绝（负面）和关爱（正面）造成的结果。我说这理论“不同凡响”是因为它的预测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对整个社会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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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比认为，婴儿会将看护者（常常是孩子的亲生母亲或父亲，但也未必）视作一个“安全基地”，并从这个基地出发去探索世界，他们知道，即使自己离开了看护者，最终也还是能回到他们身边去“补给情绪”。看护者只要向孩子表示关爱，给予他表扬、宽慰和安全感，就能帮助他减轻焦虑，产生自信，并使他信任彼此间的关系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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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样来复述鲍尔比的理论：在孩子生命最初的那关键几年，看护者给予他们的东西就好比一罐内心的金子。这个从弗洛伊德的洞见中发展出来的观点认为，如果父母能为孩子的内心注满积极的情绪，就是给了他一件比任何物质财富都要珍贵的礼物。这罐内心的金子是孩子能够携带终生的东西，即使他日后变成身无分文的逃难者或者被其他困境所包围，这罐金子也不会消失。它给人以克服困难的力量、从挫折中恢复的本领，以及在其它关系中表达关爱、享受亲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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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精神病态（还有其他形式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如果追溯病态者的童年，你会发现他们许多都经历过鲍尔比所说的“不安全型依恋”。141-143鲍尔比最初发表于1944年的那项研究的标题是《四十四个未成年小偷》（Forty-Four Juvenile Thieves），其中详细考察了青少年犯罪问题。这本书也推动了他的理论形成。我在这部著作里发现了一个重要观点：它主张婴儿和看护者互相依恋的安全程度不仅能预测婴儿长大后的情绪是否协调，还能预测他的道德发展状况。（道德发展和共情不能混为一谈，因为人即便没有共情，也可以发展出强大的道德规范。我们后面再来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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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比的那四十四个小偷，用他那令人胆寒的措辞来说，是四十四个“无情的病态分子”。他们只有浅薄的人际关系，经常在儿童福利院进进出出，和几十个（甚至数百个）成年人维持着表面的来往。根据鲍尔比的观点，儿童和一个或少数几个看护者建立深层的、彼此信任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这样的可靠关系既能促进人的社会发展（这样的孩子在学校里受人欢迎、长于社交、善于主持和推动话题也具有分享精神），又能促进语言发展（擅长用语言沟通）。不仅如此，有过安全依恋的婴儿还能发育出更强烈的共情和“心智理论”（也就是能准确地推测别人的想法）。而那些不安全型依恋者更容易遇到社交困难，比如产生反社会行为，在成年后也更容易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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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比在我供职的机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念医学，其间还研究了心理学。他后来与剑桥大学的动物行为学家罗伯特·欣德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欣德继承哈利·哈洛首创的方法，在不由母亲抚养长大的猴子身上观察了母爱剥夺（maternal deprivation）造成的后果。144，145这个动物模型虽然在伦理上很成问题[7]，但它毕竟向我们揭示了糟糕的依恋关系对社会性灵长动物（人类和猴子都是）造成的诸多风险：它不仅使猴子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把同类友善的举动误认作袭击，还会使孩子长大后更容易成为严厉苛刻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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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认为鲍尔比的依恋理论那么不同凡响了。因为它预测了代际效应。令人惊奇的是，它的预测还超出了狭窄的社会发展领域，指出了安全依恋的婴儿长大后在学业上也表现得更加优秀。这或许是因为内心的那罐金子给予了这些孩子充足的自信和自尊，使他们不仅有了探索新知的勇气，也能在失败之后继续坚持。又或许是安全依赖使这些孩子能更好地看透他人或自己的心思，这样一来他们能反思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因而也能学会如何去学习。1951年，在鲍尔比完成了四十四个小偷的重要研究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委托他以“母亲照顾和精神健康”为题撰写一份报告，146这份报告改变了我们在学校和医院里照顾幼童的方式，使这些环境对儿童和父母都变得更加友好。[8]还有什么别的心理学理论产生过这样深远的影响呢？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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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安全依赖是有程度高低之分的，其中和精神病态的产生有关的是那些极端的负面体验，它们可能伴随亲子的分离而产生，包括父母管教方式的矛盾，父母的酗酒行为，孩子缺乏看管，孩子在身体、性或情绪上遭受虐待，或者家长对孩子的完全抛弃。148从“内心的那罐金子”里可以引出一个观点：这种极端的不安全型依恋会增加孩子成为零度负面类型的风险。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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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朋友彼得·冯纳吉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位心理分析学教授，也是伦敦汉普斯特德的安娜·弗洛伊德中心的主任。他是少数尝试对心理分析中的有趣观点做实证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他主张，婴儿在依恋关系中会“心理化”（mentalize）照看者的内心。和父母的关系是儿童了解其他人的出发点。他们不仅会想象自己的母亲对于身边环境中的人与事物的想法或感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想象母亲对于他们的想法或感受。冯纳吉主张，只有当孩子能安全地想象另一个人的想法和感受时，他的共情才会顺利发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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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在心理化的时候，你想象的是母亲恨你或者情愿你不存在，你的共情发育就会偏离正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也确实有一些证据表明父母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的共情。例如，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和他们讨论某个行为的后果，就会使孩子在道德上发展得更好；而父母用专制和惩罚的手段，孩子在道德上就会发展得较差。150父母用共情教孩子适应社会，孩子就不太容易犯罪；而父母用体罚使孩子适应社会，孩子犯罪的可能就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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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态者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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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早期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们再稍微深入一些，看看精神病态者的内心在发生什么。不出意料的是，精神病态者在测量共情的问卷上的得分要低于其他人。比如人际反应指数中就体现了这一点151。不过许多人都知道，用自我报告的方法来鉴别精神病态者是极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往往会用谎言来掩盖自己的本性。为避免这种失误，研究者转而采用自主神经唤起这个生理学标准，也就是测量你在听见或看见情绪性素材时的激动程度。152,153他们一般测量的是皮肤电反应（GSR），也就是当你在接触饱含情绪的素材时，你的手掌会出多少汗。GSR测量显示，精神病态者在观看他人遭受苦难的图片时，他们的自主神经反应是较弱的（也就说是他们不太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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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精神病态者在指认人的恐惧表情时也表现较差。154，155这说明P型人在共情的两个主要成分（即识别和反应）上都有欠缺。还有一项测试显示了精神病态者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处理情绪素材：向被试展示一组单词并问他们“这真的是单词吗？”大多数人在看到情绪性单词时的判断速度都超过中性单词，但精神病态者却没有显示这种速度上的差异。还有一种方法能测量某人受情绪素材唤起的程度，就是利用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者在被试的头皮上固定电极，并用记录到的事件相关电位揭示他们的脑内电活动。测量发现，精神病态者在接触情绪性单词之后，脑的中部和顶部区域不会像普通人那样活动增加。156，157另外就像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的那样，那些富于攻击性的人和常人还有一点不同：他们会把模糊的情境解释成对方怀有敌意。这个倾向在那些品行障碍的儿童身上就有体现，而他们中的一些也的确会成长为精神病态者。研究者把这种倾向称作“归因偏差”，158它是共情的认知部分未能精确运作的清楚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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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精神病态者的内心没有是非观念（amoral）。对道德观的一项经典测试是由劳伦斯·科尔伯格设计的，他要求被试阅读一个故事，然后判断其中某个角色的行为是否道德。一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丈夫闯进一家药店偷走了一种抗癌药，拿去挽救他患癌症病危的妻子，因为药店老板坚持要价2000美元，虽然他进货的时候只付了200美元。被试的任务是判断这位丈夫是不是做错了。对于这类道德两难，你想得越是复杂，就表示你的道德推理水平越高。如果你能看出这道论题有正反两方的观点，或者事情的缘由可以改变一个行为的对错，那就说明你的心思比那些只会死守规则的人细腻。我们或许想当然地认为精神病态者在这些测试中肯定得分较低，但事实未必如此。159这或许是因为精神病态者能够嘴上说一套，在日常生活中却做另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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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伯格的测试并不是衡量道德推理能力的唯一手段。埃利奥特·图列尔也设计了一套道德推理测试，他的故事不仅描述了违反道德的情况（即侵犯人权的行为，比如伤害别人），也有违反常规的情况（即侵犯社会规范的行为，比如在图书馆里说话）。你的任务是判断某个行为有多严重，以及如果没有规则禁止它还算不算错。普通人到了4岁大多就能说出这两种行为的区别，他们明白常规可以修改、使某些行为不再违规（比如宣布在这座图书馆里可以说话），但是即便你修改了道德规范（宣布伤害别人不犯法），这些行为也和从前一样糟糕。160精神病态者则很难区分这两种情况，有反社会行为的儿童也是如此。154，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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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除了不能对别人的痛苦产生正常的情绪反应之外，精神病态者的道德发展也很不完善。但这是不是正因为他们的智力较为低下？我们已经知道，较低的智商（IQ）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SES）以及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清楚的联系。低IQ和低SES之间的联系可能是因为在较为贫穷的社区，教育水平多半也较为低下。但为什么低IQ和低SES还会增加你出现反社会行为的风险呢？原因之一可能是没有学历和工作的人会把犯罪当作谋生手段。而且较低的IQ会使人较难想象被抓的后果。不过精神病态者中也不乏聪明人，这说明智力低下无法解释所有精神病态者的病态原因。反过来说，具有共情的人中也有低IQ者，这证明了共情和IQ势必是相互独立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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