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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超人类主义运动多种多样，这就是为什么提供一种类似模拟画像，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描述其“理想型”不是没有用的。“理想型”能凸显其共同特征却又不抹杀分歧。我们之前引用的一些陈述或定义已经体现出了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或者说，超人类主义的一些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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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种新型优生学，自认为符合伦理，想要实现“从运气到选择”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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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运气到选择”看似非常自相矛盾，但是超人类主义的这个根本口号的确是出于伦理原因并使其最终走向一种新的优生学——之所以说新型，是因为它在各方面与极权主义优生学对立。极权主义优生学是灭绝式的国家行为，是纳粹，我们现在一听到优生学这个词仍然会条件反射似的这么想。超人类主义优生学与其有四点本质的区别：（1）不是国家行为，而是基于个人自由，如艾伦·布坎南（Allen Buchanan）等人的名作《从运气到选择》中所提到的：从很不公平、很随机的“自然彩票”到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2）没有歧视，相反，它旨在实现条件平等，因为它想纠正盲目而冷漠的自然对人类造成的不公正。（3）因此，它是出于一种民主化的角度：在经济和社会平等之外，意图实现基因平等（布坎南的书也是这个副标题：“基因与正义”）。（4）最后，它完全是纳粹优生学的对立面，因为它根本不想消灭弱者或所谓的“怪胎”，相反，它要修复或增强人的素质，因为自然在进行分配时既吝啬又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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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传统优生学的批评——超人类主义者对这些批评很了解，而且基本上都赞同——对这种新的优生学完全无效。当我们可以对胚胎细胞基因组进行修复，谁会拒绝修复携带可怕疾病的致病基因？谁会拒绝提高人体抵抗衰老的能力，增加其感知力和智力，乃至通过人机混合使人类具有卓越的技能，在人生游戏的各个领域游刃有余？如果家长出于道德或宗教的理由坚持拒绝给予自己的孩子这些科学带来的好处，会不会有一天面临被孩子指责的风险呢？下面是吉尔伯特·霍托伊斯——“人性化”超人类主义的倡导者——关于这个问题写下的重要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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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优生学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它否认人的基本平等，不尊重父母的自主性，是一种国家优生学。今天我们要重新考虑优生学的问题，肯定个人和家长的自由、人人尊严平等，纠正自然分配造成的不平等。到目前为止，（再）分配正义仅限于要求通过补偿来平衡各种不平等：一部分不平等归因于“社会彩票”（性别、民族、种族、宗教）；其他不平等源自“自然彩票”（健康、天赋等），对于后一种我们无可奈何。到目前为止，我们仅能采取“外部”干涉，如金钱补偿、免费医疗、特殊教育等。基因学可以通过预防（消极优生学）、基因治疗或积极优生学带来越来越大的纠正自然不平等的可能性。在未来，我们将从单纯的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扩展至自然资源（基因）再分配。目前所有这一切仍属于抽象思辨，但我们将越来越多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应不应该以正义和平等之名干涉“自然彩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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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超人类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不是以道德的名义拒绝优生，而是将优生视为道义上的责任，当然前提是这种优生学是平均主义的、“改良性”的非国家行为，由愿意利用它的人自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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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无疑仍然只是霍托伊斯所谓的“抽象思辨”。但是基因学和新技术正在突飞猛进，令人眼花缭乱，迫使我们未雨绸缪。任何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包括支持者和批评者，都要承认这一点。我不是说这些问题简单，也不是说不能质问科学的界限问题。相反，我在整本书中反复申明这些问题非常复杂，而对它们的限制和监管至关重要。但谁能说，一旦这种优生的可能性被进一步的研究打开了大门，没有人会想把它变成现实，从虚拟过渡到真实？从各种可能性来看，绝大多数家长会被它吸引，用以改善自己的后代，以防与其他人相比处于劣势——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自问（在下面的章节将会进行讨论）界限在哪里：集体界限，也就是说政治界限在哪里；这不是在讨论科学技术进展本身，而是它们在伦理层面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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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科学家，如洛朗·亚历山大，走得比布坎南更远。事实上，如果从现代演化综论的角度来考虑，利用生物技术的基因操纵可能不再是一种选择——不仅仅是多种选择中的一个——而是一种为确保物种生存的绝对必要，因为在我们这些超级文明化和医疗保健很好的国家里自然选择已经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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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式物竞天择的终结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我们缺少比较对象，无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人，像其他物种一样，也不能幸免于退化：人已经开始在某些方面因为不受选择压力而退化。其中一个例子：嗅觉退化。今天我们的嗅觉比狗弱一万倍。然而几百万年前，人的嗅觉不比其他哺乳动物差……在自然选择弱化的情况下，我们人的基因组退化将特别影响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以及神经回路。这就是为什么技术医学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风险的确在长时间内必然存在：DNA复制不存在零缺陷，而缺陷的发生是不可预测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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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希望以巧妙的方式弥补在文明社会组织下自然选择弱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运气（自然彩票）到选择（人的决策）的过渡将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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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自然主义：无限期的进步不仅是可取的，而且从现在开始还必须推动人的生物特性的进步，而不仅限于政治和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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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误会，“反自然”这个词意思模棱两可，需要在这里明确一下。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对超人类主义者来说，自然不是神圣的，因此没有什么不能更改、改善或增强。我们已经看到，这甚至是一种道德义务。人类基因不是不可侵犯的圣殿，只要做出的改变是在正确的方向上，符合人的自由和幸福，不仅没有理由禁止，更应该促进。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超人类主义显然是“自然主义”的，因为它在哲学上是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与唯灵哲学或关于自由（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的学说不同，它认为人不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不存在于自然之外，而是从头到尾都由人的生物机制决定。当我们说超人类主义运动是“反自然”的，只是说它明确的目的是通过科学技术改善人类，这一增强将超越他最初所谓的“自然”局限。出于道德上的理由，和积极优生学一样，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走向更高级的智慧、更长的寿命、更多的幸福，总之，我们必须不断突破自然局限，只要是为了人类好——因此，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的，超人类主义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它继承了米兰多拉、弗格森、卢梭和孔多塞所说的完善性的概念，也就是说，人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被限定，人可以成为一切，人能够也必须塑造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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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如此，超人类主义不仅反对基督教人文主义，也反对所有形式的神化自然，马克斯·摩尔在他反熵原则的超人类主义宣言中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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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大多数古典人文主义者走得更远，我们提出对人的特性做出根本性改变”，因为，他在另一篇题为《论成为后人类》的文章里补充道，“人类不应该止步于此，人类只不过是演化之路上的一个阶段，不是自然界发展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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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反熵原则3.0：超人类主义宣言》中看到了同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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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熵者挑战传统说法，传统说法认为我们应该保持人的特性不变，以符合“神的意志”或者所谓“自然”。跟我们智识上的近亲——人文主义者——一样，我们力求在各个方向上不断进步。我们比一些人文主义者走得更远，为了追求进步，我们提出对人的特性进行一定改变。我们挑战那些阻碍我们潜在进步的生物上、遗传上和智力上的传统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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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超人类主义与传统形式的人文主义在四个方面发生了较彻底的决裂：（1）我们已经提到的从治疗到改良的第一步转变；（2）从“被动忍受”到“主动掌握”（“从运气到选择”）的转变，其所考虑的历史尺度不再只是社会、政治或文化层面，而是进化论层面，非常不同，这很重要；（3）在超人类主义者眼里，不存在涉及任何“人的特性”的天然权利（这一点遭到了以福山和桑德尔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的批评）；（4）很明显，改善人类的目标不仅是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甚至也不只是外部特性上的，还包括我们的“内部”生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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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述，它确实与米兰多拉或孔多塞的反自然人文主义一脉相承，也从未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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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求“永生”，从吉尔伽美什到我们：通过科学在尘世中获得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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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衰老和死亡显然是超人类主义计划的一部分，这将神话与宗教里的不死欲望转向科学。一些作者主动提到了《吉尔伽美什史诗》，这篇古老的文字还不为西方大众所熟知，却在其他文明中占据绝对经典的地位。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小说，原始片段写于公元前18世纪——比荷马的《奥德赛》早一千年，比《圣经》的写作早一千一百或一千三百年——以苏美尔语写成，以楔形文字的形式刻在泥板上。这些泥板在19世纪被发现和破译。跟《奥德赛》一样，《吉尔伽美什史诗》也是一个哲学故事，它讲述了伟大的国王乌鲁克几乎在陷入疯狂爱恋的同时遭遇了心上人死去的痛苦。这个故事主要关于友情甚至爱情，而我们在浪漫主义文学之外很少读到这种故事。经历了爱与被爱的幸福之后，不幸的国王目睹他的朋友、知己恩奇都（Enkidu）死去，从此反思起了生命的意义。一开始，他的思考主要围绕宗教。他开始拼命寻求长生不老，解决人死不能复生之苦。他听说一个名叫乌特纳比西丁（Vtanapisti）的男人逃过了大洪水，被神赐予了不死的生命。他去寻找这个人，试图打听出他不死的奥秘。但很快他意识到这是徒劳的，凡人永远无法获得不朽。然后，他便从一个类似宗教性的问题（追求长生不老）转向了一个世俗性的哲学问题（如何接受死亡而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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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超人类主义者也更多地引用另一则新的寓言：尼克·博斯特伦写的《残暴的恶龙寓言故事》，这是一个哲理小故事，也很容易在网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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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讲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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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寓言以经典童话故事（开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风格，讲述了一个恶龙的故事。人们需要每天给恶龙提供一万个不幸的凡人当贡品。有些人被当场吃了，其他人则等待着可怖的结局，有时要在肮脏的、充满痛苦和折磨（象征死亡之前的衰老和疾病）的监狱里待上几个月。但痛苦的不仅仅是这些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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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龙施加给人们的巨大苦难无从计算。除了每天被残暴处死的一万人，还有许许多多死者身后留下的母亲和父亲、丈夫和妻子、孩子和朋友为失去自己亲爱的人而悲伤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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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快就领悟到，恶龙显然正是死亡本身。博斯特伦喜欢描述人类面对死亡时态度的转变过程：面对无法避免的命运，人们一开始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然后与敌人协作，最后奋起反抗，获得所谓的胜利。但这其实是一种虚构和虚幻的胜利，也就是宗教给我们的安慰，向我们保证“死亡的终结”，承诺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与亲人团聚，但不是现在，是在离开这个尘世之后，在极乐世界里——这一段至关重要，表明了超人类主义和各种一神教相对立的地方，一神教一直反对以任何形式操纵生物（包括普通的医疗辅助生育，教会一贯谴责它并将之定为不可饶恕的大罪，可以参阅梵蒂冈官方教义手册）。但很显然，如果科学真有一天能克服死亡，不仅是在假想中和死后的世界里，而且是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地球上而不是在天上，那将对宗教救赎的教义造成可怕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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