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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熊彼特对自己的理论所做的总结，已经初步显露出对革新的抵触、担忧和迟疑态度。当然，革新有好的一面，“进步”的一面。但是，也存在很多固有的不利的方面，与其无情的逻辑有关。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祖（Nicolas Bouzou）将熊彼特的分析放到当今的条件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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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不断动摇社会机体。增长越快，社会动荡得越厉害。但是，如果没有增长，生活水平就不再改善。当然，社会机体的破坏程度与革新浪潮的大小成正比。当美国人所谓的“通用目的技术”（或多用途技术）出现，破坏程度到达顶点。这些技术不仅冲击其自身领域，还对整体经济都产生影响，比如蒸汽机、电力、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创造性破坏除了带来大规模的影响，还有另一个讨厌的特点：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产生最积极和最明显的影响。这些新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公众看不出什么益处。只有在几十年之后它们的应用领域才显现出来，也是到那时才会带来二次革新、新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这就是所谓的“创新综合”。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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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创新综合”出现，人们才能衡量出互联网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简化了我们的生活：各种下载、在线教育、信息和商务已经如此发达，以至于除了少数几个以批判现代世界为生的知识分子（不过他们照样在亚马逊网站上销售自己写的书，并在他们痛恨的各种媒体上露面做宣传），现在没有人会想不用网络，就像没人会想不用手机或洗衣机。是的，如布祖所说，创新综合是一个“神奇时刻”，一个不可否认的进步的时代从此开始，但是公共舆论活在当下、没有远见，既不了解也不能先验地理解创新的技术层面，更认识不到它可能给健康、生活水平、就业甚至自由带来的积极影响，所以新生事物一开始在它眼里只有消极影响：社会机体不断遭到破坏，令人担忧的灵活多变，失业增加，机会不均等且难以改行，文凭和高端资历受青睐等——从这个角度来看，创新的破坏性必定超过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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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资本主义运动固有的破坏性创新一直伴随着种种反抗，比如1811年英国的勒德分子或1831年的法国里昂丝绸工人，这些织布工人冲着织布机发火，将它们砸毁，因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织布机毁掉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完全可以理解）。自动化本身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把人类从重复乏味、毫无意义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但在这些工人眼里它是他们的敌人，代表了他们恐惧的失业。也许它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制造织布机的工匠），但新的就业机会不是给勒德分子或丝绸工人的，因为这些新机会需要完全不同的技能，也不一定在他们家附近。这就是为什么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担忧就业机会被破坏的那些人并不能因为以后会出现新的就业机会而感到放心，因为新的工作机会不适合他们。把以上状况放到今天：法国有大约3000家书店，它们很有可能某天被电商亚马逊击垮，像唱片店一样，大部分书店会被“毁掉”，关门大吉。亚马逊可能创造了其他工作机会，但新的工作机会跟原来的不一样，简单地说：受到电商巨头冲击而失业的书店雇员一般不会去电商那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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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看出，勒德分子所谓“工作一去不复返”的老调——革新造成失业——随着GAFA的出现和在全球扩张而卷土重来，在中国也是如此，有电商巨头、亚洲亚马逊阿里巴巴。杰里米·里夫金抓住这个主题大做文章，写了一本《工作的终结》，由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 [66]作序，此公当年带头捍卫法国出了名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里夫金在这本书里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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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电子邮件仅需几秒就能到达全球任意角落，劳动力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给所有国家的邮政服务带来了沉重打击。在整个物流业，自动化代替了人力劳动。既是物流公司又是虚拟零售商的亚马逊采用自动导引的智能车、自动机器人和自动化仓库存储系统，可以取代物流价值链流程中的低效手工劳动……现在有了无人驾驶车，这个目标的实现已经指日可待……仅美国就有超过270万货车司机。到2040年，人工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无人驾驶汽车很可能取代美国的大部分卡车司机、自动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会迅速取代服务员、白领以及工业和物流领域的劳动力。秘书、图书管理员、总机接线员、旅行代理、银行出纳员、收银员和无数其他服务人员在过去25年里几乎都已不复存在，因为自动化已经使劳动力的边际成本降至几近于零。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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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些经济学家支持另一种假说：我们会看到经济在增长而没有新的就业，优步和Airbnb之类的公司兴起，产生巨额利润而没有雇佣劳动，这些App主要在网络上运行，依靠强大的算法，使工作自动化且几乎完全数字化，价格昂贵且难以管理的人力劳动在经济增长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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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眼下许多智库的预测，比如战略咨询顾问罗兰·贝格（Roland Berger）在2014年10月做了一份关于“中产阶级面临数字化变革”的报告。他认为，与上文提到的麦肯锡报告相反，在法国的就业市场上，“由于经济的大规模数字化，42%的行业被自动化的概率很高”。报告强调，前所未有的是，面临威胁的不仅是手工行业而是所有行业，包括脑力劳动，只要工作的重复性足够高，就可以由机器人或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来承担。此外，如果机器人或计算机能够击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或者用自然语言赢得电视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我们想不出还有什么能阻止它们成功地完成打字员、收银员或出纳员的一部分工作。罗兰·贝格称，到2025年，由于数字化革新，法国可能有300万个岗位消失，这将深深撼动许多中产阶级的生活，因为服务业也会受到影响。该报告非常具体地说明了每一个行业可能受到的冲击，以及冲击的来源（大数据、机器人和无人驾驶车是对就业影响最大的三大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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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项研究接着举了一些例子来淡化这些悲观的预言（至少对劳动力来说是悲观的）：首先，显然，需要较高创造力的行业不会太快被替代。也许可以让机器人写歌、写体育报刊文章或套系书籍，但这些作品，说得客气一点，不太可能是杰作。医学上也是一样：实验室分析和一些服务（药品配送）可以自动化和数字化，但医生的作用在监控、诊断和治疗策略以及与病人的人际互动方面还是非常重要。其次，可能这才是关键——而且显然问题出在这一点上，这种预测特别不靠谱，我们在下文中会看到——预言里只谈到失业。上面提到的报告不无谨慎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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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的（预测）模型，估计有3万个工作岗位将受到影响。只看这一数据，意味着法国失业率会大幅增长。然而，这只是毛损失，并没有考虑到新商机和新就业机会的出现，也没有考虑提高生产率能带来的回报，还能在一定条件下刺激经济发展。因此，关键在于法国能否产生新的经济活动，弥补那些因生产效率提高而减少的就业岗位，类似20世纪时服务业替代工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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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不能再好了，你看，我斗胆说一句，我们又回到了熊彼特的思路。甩掉熊彼特没有里夫金想象的那么容易，里夫金太天真了（或者说太狡猾了，因为这种狂热的意识形态总是让人只挑出现实中符合自己论点的部分说法）。事实上，如果要说得更准确一点，我们必须看到，在法国，目前每天约有10 000个岗位消失，但同时创造了9000个新岗位！两者之差解释了为什么失业率相对上升，但同时也说明差距其实很容易拉平，只要少破坏1000个岗位，或者多创造1000个岗位，情况就会有所改善。由此，我们看到创造性破坏其实并不像“工作终结论”说的那么悲观——当然也不能否认，诚实地说，它确实会带来社会和人的问题：对一个因亚马逊的不正当（在书商看来是如此）竞争而关闭书店的书商，我们该说什么？他管理良好，带着热情和才华工作，却不得不关门停业，是不是不公平，叫人无法忍受？亚马逊创造的新的就业岗位并不适合他，我们说过，无论是从喜好还是技能方面来说都不适合。蛊惑他、安慰他说我们会像禁用优步一样关掉亚马逊，是荒谬的。首先，这是不可能的；其次，这一措施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想阻止进步，如同想用滤茶器拦住亚马孙河一样，都是异想天开。解决方案不在于此，不在于保护失去的就业岗位，而在于人，尤其是终身学习培训，目前这方面的匮乏是法国最大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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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终结的变体：丹尼尔·科恩的增长衰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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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不会带来工作机会的终结，那会不会带来增长的终结呢？我们是不是应该习惯于没有增长的日子，排除思想的毒素，关注质量而不再关注数量，关注存在而不关注拥有，关注古人的智慧而不关注现代人的消费瘾？这是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en）在他的新书《世界封闭，欲望无限》里的观点。他的主要论点不是前文提到的1811年英国的勒德分子或1831年里昂的丝绸工人的那种思路——现代机器抢人饭碗，技术进步造成失业。这种论点很容易驳倒，就像我刚刚借用熊彼特来说明，被毁掉的工作岗位迄今为止总是有新的工作岗位来补充。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科恩就提出，破坏后的创造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当新技术打破旧世界，使其流向新产业，这个新产业必须也多产且正在增长。举个例子，工业化和城市化抽空了农业，使一切流向更高产的工业，所以，这一“流出”是成功的，带来了新的飞速增长。但今天，服务业被优步化、数字革命和共享经济毁灭之后并未流向任何新的高产产业。新技术也许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但也毁掉了就业，其所造成的损失并没有足够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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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科恩举了现场表演演员（传统产业B）的例子，现场表演遇上来自好莱坞（技术性极强的新产业A，生产了大量零边际成本产品覆盖全球，在电视上看一部美国电影根本不要钱）的竞争：新产业A抽空了传统产业B，但这个情况跟“农业转向工业”完全不同。1900年，美国劳动力的40%从事农业生产。今天只有2%。这是一种成功的“流出”模式。很好理解：原本从事传统产业的农民迁移到新的工业岗位，工业当时处在生产力增长的阶段。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转变与之不同，劳动者之前已经从工业大量迁移到服务业，现在又从服务业流出。问题在于这些重新就业的劳动者情况怎么样，如果他们的新工作停滞不前，例如做比萨外卖，结果显而易见：增长的潜力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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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恩认为有必要学会没有增长也能活下去。但是，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分析，如尼古拉斯·布祖，强烈建议阅读他2015年出版的书《鸵鸟心态》。布祖称，新技术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只要理性应对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就能解决失业，瑞士、德国、荷兰和奥地利就做到了。解决方案很简单，无人不知：大量减少失业补助，鼓励失业者回归工作岗位；针对独立工作进行立法，使受雇佣者人数慢慢增加；修订劳动合同，增强灵活性，促进雇工；大幅度减少部门数量；打破35小时工作制，有的行业只需要工作32小时而有的行业需要43小时以上；最后，提供更好的入行培训和主要针对失业者的职业培训。这样一来，新技术既不会破坏增长，也不会增加失业，而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大量财富和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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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些讨论的结果如何（我不随意在此下定论），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面对史无前例的全球商业化和放松管制，调控必不可少。因此我们必须跳脱无结果的乐观悲观之争，虽然这两大论调占主导地位，对把握当前的现实来说却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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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革命：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 结论 监管的政治理念—超越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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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超人类主义和共享经济所引发的大规模激烈竞争，有的人认为监管的准则不够激进，过于妥协，过于迁就，总之，太过“社会民主主义”，恐怕有诈。对极端自由主义者即主张“听之任之”的乐观主义者来说，监管是倒退，是回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旧时代。对宗教人士和希望阻止超人类主义运动和公民社会、以维护“既有社会权利”或复兴逝去的黄金年代的那些人来说，监管显得过于“宽松”。的确，新技术提出了种种极为复杂的问题。在经济方面，还不清楚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传统行业能否抵御来自网络的竞争，这种竞争有时是合法的，但常常是不公平的。我们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类似于优步模式对出租车或Airbnb模式对酒店经营者所造成的冲击？当它逐渐变得与雇佣劳动旗鼓相当甚至能够取而代之时，我们要如何给这样一种独立的劳动形式一个恰当的定位？要知道，完全禁绝和新自由主义的袖手旁观一样毫无意义。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新技术提出的问题将更加令人担忧，因为我们这个物种的身份——人的本质受到了挑战，先进的基因工程技术可能使其发生不可逆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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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监管是民主国家唯一可行的道路。在民主国家，设定限制是非常关键的，但实施起来很棘手，原因绝不简单，而是跟全球化背景之下现代社会的根本结构有关。我在之前的几本书当中已经解释过（在超人类主义运动和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反思现在变得尤为重要），全球化的民主国家在这方面呈现出两种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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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特点是民主不仅仅是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条件均等化”，还是一种不断将属于传统范畴的东西推向人的自由范畴的风潮，持续摧毁强加于人的传统和风俗习惯，促使人类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一风潮遍及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在政治、审美、宗教、恋爱生活中，民主国家都向往自主。在这里“自主”需要理解为词源上的本意，也就是说自己设定自己的法则。正如卢梭的表述：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因此，政治上，我们从专制过渡到民主制；宗教上，从国家神权过渡到个人信仰；文化上，从《圣经》过渡到世俗作品；在私人生活里，从父母和族人的包办婚姻过渡到自由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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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类主义和共享经济实际上不过是沿着这条民主人文主义的内在过程继续往前推进了一步。这两者都是在对抗异化的传统势力：一个用“从运气到选择”的口号来对抗演化过程中的自然彩票，另一个则对抗妨碍个体之间直接联系的一切中介。在这样的条件下，想阻止一切、以保护过去之名扼杀一切鲜活的东西显然是痴心妄想，是在对抗现代个人最本质的民主逻辑，哪怕这种做法是适当的（鉴于各种技术革新带来的益处，这种做法并不适当），也注定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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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管我们乐不乐意，都必须进行监管，防止人类落入古希腊人所谓的“傲慢自大的陷阱”，也就是说给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类划定界限。但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要给公民社会制定规则、维持秩序并限定个人主义逻辑的边界，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府，不仅是一个懂得社会演变规律、社会发生震荡时的风潮和人民的新追求的政治阶层，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管住它声称为之负责的私人领域。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全球化——其一大特征就是技术科学的普遍通行超越一切国界——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面对全球化的市场，公共权力采取的措施政策都是政府/国家级别的，也就是局域性的，因此无能为力。国家政府的实际管理效率在慢慢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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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总结一下以上观察的推论。“去民主化”已经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握它，才能比较准确地衡量眼下面临的超人类主义与共享经济两大领域的监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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