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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从戈登奇迹般的康复中看到按摩和简单的物理治疗的效用，于是许多人就自发投入到为自己同伴的病腿进行按摩的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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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形下，生命危险最大的那些接受过截肢手术的病人。由于无法在营地内活动，他们存活的几率非常低。于是战犯中的两位工程师利用手头的材料设计制作了一副假肢。他们用旧罐头上的铁皮把用一片木头做成的假脚连接到一条竹腿和一条由皮革和帆布做成的假腿上。在那副假肢上甚至还设计了一个可弯曲的膝关节。假肢的原型设计好以后，那两位工程师就开始指导截肢病人制作。很快他们就在棚屋中建成了一间假肢加工厂，在那里制作的假肢使很多以前只能躺着一动不动的病人可以在营地的四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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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中的植物学家、化学家以及医生们开始检查营地四周的植物，采集含有止痛和麻醉成分的植物和果实。他们用自己种植的药物治疗痢疾、包括脚气病在内的维生素缺乏症，以及其他病症。“死亡房子”变得更像是一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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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更多犯人健康得以恢复，他们的精神生活也开始复苏。犯人中间出现了一股学习的热潮。很多人把自己藏在随身物品中的书本拿出来，形成了一所“营地图书馆”，同时也是一所无形的“大学”。他们中间的学科专家开始从事教学。到后来，在那里教授的课程包括历史、哲学、经济学、数学、自然科学以及包括拉丁语、希腊语、俄语、梵文在内的至少9种语言。教师们常常是凭记忆写出自己学科的课本，语言教师则是在碎纸片上写下那些需要教授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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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们组建起了“管弦乐队”，演员和导演演出戏剧，艺术家组织起展览，一场虚拟的文艺复兴在营地中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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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令生活焕然一新的活动的开展，人们开始对是否真存在一位深爱着人类的上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想要学习《圣经》的人来找欧尼斯特·戈登，想知道基督信仰和他们当前的处境是否真有关系。他们坦率地表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所谓“信仰”，但也想先认真了解了再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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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听到他们提出的要求，心里有些犹疑不定，因为他自己并没有对基督信仰产生真实的信心。那些好学的人找到他，仅仅只是因为看到他也曾去上过营地里的“大学”。一开始给“大学”里的“学生们”介绍基督信仰的时候，戈登首先承认了自己对于信仰的疑惑，以及自己对那些常常困扰教会的宗派主义和等级偏见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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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阅读福音书里记载的耶稣生平却改变了戈登的思想乃至他的整个生命。他了解到耶稣“没有地方枕他的头”，常经饥饿，而且从来没有得到过权贵们的青睐。耶稣自己曾亲身经历过最重的劳苦、被拒绝、失望以及蓄意的迫害。也就是说，这位耶稣几乎经历过营地里的战犯们每天要经历的所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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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于懂得，”戈登这样写道，“耶稣身上所表现出的如此完美的爱正是上帝的爱，也就是我们自己正在经历的那种爱，那种以热忱的善行表现出来的，以他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胜过了人间所有类型的法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我们的处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无法接受一位对他的子民所受的苦难无动于衷的上帝。然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告诉我们，上帝的选择是住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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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们付出生命的自我牺牲行为，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发生的牺牲性举动，最终使冲开战犯集中营成为一处生机勃勃的社区。战犯们用我们所能想像得到的最有限的资源创造出了构成文明社会的诸多要素：照顾病患、科学研究、多学科教育以及艺术。在他们的眼中，他们做到和实现的每一件事都是源于信仰，也是朝向信仰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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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们用我们所能想像得到的最有限的资源创造出了构成文明社会的诸多要素：照顾病患、科学研究、多学科教育以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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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认识到，”戈登写道，“生命比我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同时也精彩得多。是的，生命里面的确有仇恨，但同时也有爱。的确有死亡，但也有生命。上帝没有抛弃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呼召我们在团契相交中活出圣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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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尼斯特·戈登在二战中存活了下来。但他并没有按原计划回到东南亚充当强权政治的掮客。他也不再想要为自己挣得一大笔财富。他和自己的爱人结了婚，念完了神学院，然后移居到美国，在那里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堂的主任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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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戈登又再一次建立起了一个敬虔的社区。1977年，曾经是爱荷华州的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的哈罗德·休斯和我，一位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以前是形同陌路的两个人，如今因着共同的信仰成为亲密无间的兄弟——在普林斯顿大教堂做了一次对话式的演讲。当时正是60年代世俗主义对美国主流大学产生巨大影响后的那段时期。然而演讲当天，普林斯顿教堂座无虚席。在《圣经》查经班和教堂活动中，休斯和我遇到了数以百计的想要将自己的信仰和学习结合起来的学生。我在那里见到的戈登是一位极有才华，既亲切，又敬虔的人。如果能回到学生时代，我一定会希望受教于他的门下。我在那里亲身体会到戈登为普林斯顿校园所带来的巨大影响。那样的影响力贯穿在他的生命的方方面面，他教导学生们懂得生命的价值，以及生活在社区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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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服侍中放弃自己的时候——也就是如《圣经》所说，当我们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失去它的时候——我们会在团契和社区中发现我们生命的真正意义。如果没有舍己的付出，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实现，这也正是我们文化的基础和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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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尼斯特·戈登不需要问，“我是不是一个好人？”他已经用自己的生命见证了美满人生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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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故事 14 我的生命，为他人而活——但目标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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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一起看过诠释美满人生的两种不同的版本。其中一种将美满人生定义为自我完美主义，它将人生目标设定为快乐、权利和个人自治，崇尚自我意愿的无限发挥。此种类型的美满人生（我更愿意称之为美满人生的赝品）可总结为一句话：走自己的路，管它对错。然而事实却让我们看到，对自我意愿的崇尚却只会使生命变得悲惨和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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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那个版本则认为生命的目标并不在于自我辩白和自我满足，而是在于舍弃自我，服务于他人。我们可以在这个版本的诠释所带来的更新中看到它的真实力量。甚至是在欧尼斯特·戈登所经历的那条“死亡铁路线”这种极端的环境当中，第二种对于美满人生的信念竟然将一个最可怕的集中营转变成为一个微型的文明社会。欧尼斯特·戈登的故事将这种对美满人生的诠释总结为：我的生命，为你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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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回顾那些我们已经讲过的故事，你会发现那些体尝到真正美满人生的人所接受的都是“我的生命，为你而活”这个原则。我在决心致力于服侍囚犯以后发现了人生的真正意义。玛丽·凯·比尔德通过照顾犯人的孩子经历到了她的美满人生。而威伯福斯则是在反对奴隶制中寻见了人生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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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否舍己，甚至是牺牲性的舍己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呢？是否美满人生就等同于舍己呢？在这个世界上，有大量急欲舍弃自己性命的恐怖分子。在9·11事件当天驾驶飞机的那些人所相信的同样也是舍己的信念，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也同样深信不疑。然而，他们的舍己却是为邪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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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大兵雷恩的问题吗？“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什么使真正的好人和恐怖分子区别开来？是不是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能各自做出自己的选择，历史最终会根据胜负成败给予我们的行为以相应的价值？是否“真理”和“良善”的确具有某种超验的意义？或者应该说，在一种文化中它们是恐怖分子所代表的价值，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又是纽约市消防队所代表的那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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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相信，所谓“真理”和“良善”其实是当权者手中的工具。他们并不懂得正义的超验概念（即终极的对与错），也从不知道还有一种现实胜负影响的美满人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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