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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斯匹尔所处的那个年代还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尼采强调的是，为了取得伟大的成就，人可以凌驾于普遍道德之上。这样的思想对于艺术家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斯匹尔后来谈到，他一直都确信自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还表示愿意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所有权力去交换设计出一座真正伟大的建筑的设计师的名气。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曾说名气是高贵思想中的最后一项缺陷。同样，想要用一件经典巨作挽回所有失败的愿望也是斯匹尔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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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斯匹尔从未想过政治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他曾经还对政治充满了鄙视的态度。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使很多德国人将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文明截然分开，前者仍然无所匹敌，而后者的缺陷却已经暴露无遗。于是采取一种不关心政治的姿态就成了德国人维护自尊的方式，甚至当德国人在魏玛共和国（从一战结束到希特勒开始统治之间统治德国的政府）时期发现自己已无力应对失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时候仍然如此。当很多与斯匹尔同时期的学生开始信奉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时，斯匹尔认为自己不会和政治扯上任何关系，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对希特勒和他的野心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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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包括政府和商业等世俗环境，以及工业化所带给它们的种种复杂内涵。而文化则因其代表的农业公社理想和先于文明存在的纯洁本质与前者相庭抗礼。这也就是为什么纳粹党人所钟爱的艺术中会出现那么多的无性仙女在林间空地里跳舞的场景。斯匹尔那一代德国人希望“绿化”他们所处的肮脏、复杂的世界。那一代人的完美理想和生活现实之间的鸿沟首先是导致了一种愤怒的反政治倾向。与斯匹尔同时代的年轻人的理想太过于完美，以至于他们根本不愿参与使他们的政府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努力。他们只是在那里指摘失误，并拒绝参与到他们认为是腐败的事业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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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对自己文化的骄傲和对政府的绝望造成了普遍性的割裂的思维方式。斯匹尔那一代人和他们的父母都认为工作的范畴和个人道德标准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联系。道德体系服务于家庭，工作场所则应采取实用主义。因着这样的观念，像斯匹尔和他的家人那样的大批德国人继续放任着自己野心勃勃的天性，同时对于自己国家的状况却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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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斯匹尔居住在柏林，作为亨利希·特塞诺的助理，他有一份优厚的待遇。那时他已经结了婚，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他和妻子一共养育了6名子女。尽管他对政治毫无兴趣，但他还是会去听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斯匹尔后来说，他第一次听到希特勒演说时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并从此深陷其中，再也未能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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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玛共和国所带来的一片绝望情绪中，希特勒为德国人提供了一幅有关德国历史前途的蓝图，从而将这个世界上一直存在的善恶交战推至顶点。希特勒宣称，实现那样一幅远景需要每一个德国人完全无条件的牺牲，还需要认清并清除所有的阻挠势力。如果所有的德国人能够团结一致，德国就可以战胜想要把这个国家置于世界的替罪羊位置的共产主义势力和经济危机。德国人所珍视的理想也可以在一个卑劣的阶级和无理的特权都被消灭的崭新国家里得到实现。当前的黑暗正是意味着德国必须强盛起来，为自己的历史命运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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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当斯匹尔在1945年5月被盟军审问时，斯匹尔对纳粹政权的疯狂历史的长篇陈述被伯特·克莱因上校打断。“斯匹尔先生，我无法理解你，”克莱因上校说。“你告诉我们，很多年以前你就知道德国会输掉这场战争。你还说，这么多年以来，你一直在观望着那些围绕在希特勒和你自己身边的匪徒们的令人发指的行径。你提到他们像禽兽一般的个人野心，杀人犯一样的恶劣行径，以及最为卑劣的道德水平。这些你全知道，然而你却选择留在那里，而且不仅留在那里，还和他们一起工作、策划，给予他们全力支持。你怎么解释这一切？你怎么能够开脱自己的罪名？你如何能解释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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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不紧不慢地回答了上校的问题。在他看来，可敬的克莱因上校根本不了解在一个专制政权下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说上校对那里面的恐惧以及危险游戏一无所知。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克莱因上校根本不了解希特勒身上的那种无法抗拒的领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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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的斯匹尔经历了生意上的挫折以后，希特勒的领袖魅力在他身上开始产生极其强大的影响。1932年，由于德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影响到了斯匹尔的收入，他辞去了在特塞诺那里的工作，到他父亲在海德堡的业务伙伴的建筑代理处工作。由于代理业务很少，斯匹尔只好再退而求其次，开始为父亲管理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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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与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联系（斯匹尔于1931年加入了该党），斯匹尔的财运开始好转。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格吕内瓦尔德租了一幢破旧的别墅作为自己的总部，他们请斯匹尔负责那幢别墅的翻新工作，接着他们又请斯匹尔翻新位于Voss-Strasse的另一幢别墅。随后斯匹尔就到了位于柏林的约瑟夫·戈培尔主持的宣传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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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纳粹高层对斯匹尔产生兴趣的是他负责筹办的1933年国际劳动节藤珀尔霍夫广场的庆祝活动。以那次庆祝活动为基础，斯匹尔开始着手设计美化希特勒的大型集会的布景和仪式，也就是我们在无数的新闻影片回放中所看到的场景。斯匹尔提出让希特勒站在一个高高的木质平台上，两侧插满无数的纳粹党党旗。另外他还策划了夜间集会，用聚光灯将黑暗中的希特勒照亮，显示出这位领导人拥有为德国政治的暗夜带来光明的能力。那样的集会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在看过一次大型集会之后，当时的法国大使罗伯特·康诺德也不得不承认：“在现场那种充满军事魔力、神秘的气氛之中，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一时间我觉得自己似乎都想要皈依成为一名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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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完成了戈培尔官邸的翻新工程，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他被邀请前去与希特勒讨论他上台之后在纽伦堡举行的第一次纳粹党集会的计划。在那次会见中，希特勒几乎没怎么注意到斯匹尔，见面时他正在擦着他的手枪，他只是略略看了一眼集会的计划，表示同意后就继续擦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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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希特勒请斯匹尔负责监督自己在柏林的住宅的重建工作。这位曾经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元首几乎每天都会到工地现场视察工程的进度。于是斯匹尔和希特勒有了多次的交流，最后希特勒邀请斯匹尔与自己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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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匹尔从工地赶往就餐地点的时候，他的上衣上还沾着灰浆。为了不让这位优秀的建筑师觉得尴尬，希特勒把自己的一件上衣借给了斯匹尔。当斯匹尔进入餐厅的时候，戈培尔发现他的上衣上有一枚只有希特勒才能佩戴的金质纳粹党鹰徽。希特勒示意戈培尔不要声张，并让斯匹尔坐到了自己右侧的位置上。很快，希特勒就任命斯匹尔为自己的总建筑师，并授权他可以自主工作，不用受制于地方官员和纳粹党官员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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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希特勒和斯匹尔渐渐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斯匹尔仍然把自己看作是一名“高于”政治的艺术家。他有一次曾在餐桌上当着希特勒的面说法西斯主义只是“胡说八道”，但同时他对希特勒的崇拜却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希特勒承诺让斯匹尔设计自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以来就再也没能被建造过的建筑。他们两人都痴迷于将柏林建成一座赫马尼亚——一座完全重新修建的、超越现代巴黎和古代罗马的首都。希特勒似乎非常期望自己能成为一位富有而有修养的优秀建筑师的主子，这样的情绪直接影响到了他与斯匹尔的关系。斯匹尔使希特勒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而希特勒也许也对斯匹尔产生了同性恋的情结，这使得斯匹尔可以不受与纳粹党徒不和而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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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同时也发现，因着希特勒的出现，自己身上那些巨大的能量总算得到了释放。当他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斯匹尔觉得自己似乎只能苦苦挣扎。然而因着希特勒的巨大能量，他自己也终于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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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斯匹尔的新柏林计划包括一条气势恢弘的大道，道路一端是一座巨型的圆顶大厅，另一端是一座凯旋拱门。中间会建成各式文化性建筑，包括一间歌剧院，一间交响乐大厅，一间剧场，一个可容纳6000人的电影院，一间杂耍剧场，以及多间公共浴室。那幢圆顶大聚会厅的规模大到使威严宏伟的勃兰登堡门相形之下，就像一座寒酸的狗舍似的。希特勒和斯匹尔的重建计划可以用“巨型+狂热”来形容。主建筑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体积表现的是第三帝国的强盛国权和广袤领土。然而所有建筑的设计看上去都是千篇一律的陵墓式风格。不管它们的功能是什么，它们看上去都像是巨型的坟墓——死气沉沉，阴冷恐怖，没有一点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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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和斯匹尔实施他们的新柏林重建计划之前，他们需要先将旧城中心夷为平地，并将大量原来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迁居到其他地方。为了加快这项工作，斯匹尔建立了一个中央拆迁安置办公室。原先居住在柏林市区的犹太人首先被搬出市区与其他犹太人合住。他们将犹太人“驱逐”出市区，并将他们“封闭”在现有的犹太居住区中。其他犹太人也被搬入封闭的居住区，而他们的公寓被分配给非犹太人居住。这样的人员分流使得戈培尔的将犹太人“清除”出柏林的计划能够更加方便的得以实施。在所谓的将犹太人“撤出”柏林的行动中，斯匹尔和戈培尔的部门进行了紧密的协作。他们并没有将犹太人送到新的居住区，而是用装牲畜的卡车将他们送到了集中营。城市重建计划很快就演变成为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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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斯匹尔自己的部门也记录了对犹太人的“驱逐”如何演变成为“撤出”的整个过程，但斯匹尔声称他对大屠杀根本一无所知，只是偶尔听到一些无确实证据的谣言而已。在希特勒众所周知的“分裂加控制”的统治策略下，斯匹尔的声明的确也存在一定真实性。第三帝国其实就是一个被合理化了的官僚政府。政府机构中并没有清楚的职责划分，而希特勒也经常将同样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职责分配给多个政府官员，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官员们相互倾轧。他希望政府官员们每天只能忙于保住自己的地位，根本不可能想到去反对他本人。这样的策略使得纳粹官员们个个都变得讳莫如深，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对自己知道的事情三缄其口。担任第三帝国总建筑师的斯匹尔很快就发现希特勒同时也提拔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赫尔曼·吉斯勒。1942年，斯匹尔升任军备部部长，但没过多久希特勒就故意让斯匹尔的副手卡尔·绍尔直接负责军备部的某些工作，借此达到打压斯匹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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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担任军备部部长的斯匹尔还要面对赫曼·戈林的对峙，后者当时正负责一项旨在重建德国经济的“四年计划”，但戈林却根本无权控制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产品等资源。斯匹尔成立了一个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他自己和其他两位官员，目的是确保为军备部下属的生产枪支弹药的兵工厂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斯匹尔最终从懒惰的酒鬼戈林手中成功篡夺了绝大部分的经济实权。而斯匹尔与海因里希·希姆莱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后者掌控着德国空军及其所需的所有军备。希姆莱和斯匹尔不断地从对方的部门抢夺物资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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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工人、技师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人”被不断地清除出斯匹尔的工厂。工厂所需要的人手由弗里茨·绍克尔负责提供，绍克尔总是去征召波兰人、匈牙利人及其他被占领国的人们，强迫他们成为工厂里的劳工，但即使这样他也还是无法兑现对斯匹尔的承诺。于是斯匹尔决定恢复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工厂的生产，并颁布命令保护那些为德国的战争机器服务的人员不受到任何伤害。斯匹尔通过将兵工业从德国境内扩张至其他被占领土，使得对于强制劳工的需要大大减少，从而成功地篡夺了绍克尔的权力。通过类似的策略，斯匹尔为自己在第三帝国政权中积累了越来越大的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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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这位艺术家在军备部部长的职位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甚至在盟军已经可以任意轰炸德国境内的重要军事目标期间，他也奇迹般地提高了军备产品的产量。斯匹尔的数学天赋使他成为第三帝国中最优秀的管理人才。在战争期间，数字成了他的慰藉和避难所。甚至在他意识到德国将要战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仍然用埋头工作的方式逃避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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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第三帝国政权行将灭亡的时候，希特勒开始撤往他的地堡并准备在那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斯匹尔终于从希特勒恶魔一般的控制力中挣脱了出来。当盟军部队迫近德国的时候，希特勒颁布了一项“销毁”政策。他要求各地官员将位于盟军和柏林之间的所有城市、城镇、村庄、农场统统付之一炬。希特勒的意图是，如果他本人注定要灭亡，全德国和所有德国人民也都将与他一同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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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帝国最后的日子里，斯匹尔马不停蹄地从一地飞往另一地，阻挠各地官员实施希特勒的毁灭性命令。当时纳粹军官们还对希特勒死后德国与盟军之间的谈判存有幻想，期待着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由于大家都公认斯匹尔是最有可能接替希特勒的人选之一，很多人选择了听从斯匹尔的命令，在希特勒行将灭亡的形势之下，他们可不愿意冒险开罪于斯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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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特勒的“销毁”政策在部分城市仍然得到了执行，听命者中甚至包括那些已经对第三帝国心存憎恶的人们。大量的城市和城镇被付之一炬，整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毁灭性的疯狂状态，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成了在公路上流浪的难民。希特勒其实很清楚斯匹尔正在做的事情，尽管他总是将那些胆敢违抗自己命令的人立刻置于死地，但他却选择让斯匹尔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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