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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庭上，艾伯特·斯匹尔是22位主要纳粹战争罪犯之一。和其他被告不同的是，斯匹尔坦白承认了自己参与建立灾难性的纳粹政权的罪行。他甚至承认自己对纳粹的反人类罪行负有普遍性的责任，包括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大屠杀。但他同时坚持认为他不应该对大屠杀负直接责任，因为他对集中营中所发生的事并没有确切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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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审判过程中的两个场景使斯匹尔受到了极大震动。美国将军威廉·多诺万在法庭上播出了一段美军进入纳粹集中营时的录像：大批被屠杀的尸体遍布地面，有的被挂在铁丝网上，焚尸炉里冒出滚滚浓烟。斯匹尔的“普遍性的责任”表明了他所坚持的自义的最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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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尔亲眼所见的事实将他彻底击垮。如果他以前的确不知道实情，但他现在终于意识到对犹太人的“驱逐”如何最终演变成为种族大屠杀。因着那种极端的分裂化思想，斯匹尔才从未意识到有所谓的“灭绝计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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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斯匹尔的表面悔罪产生另一次震撼的是哈特莱·萧克劳斯爵士的控诉词，萧克劳斯爵士在作证时说正是面前的这些被告们造就了希特勒，没有他们的帮助，希特勒根本不可能运作第三帝国这间反人类的恐怖工厂。萧克劳斯称他们为“完美的杀人犯”。他阅读了一份由一位在乌克兰见证了5000名犹太人被集体屠杀的德国工程师撰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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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从卡车上下来，有男人、女人、小孩，各种年龄的人都有，一个手拿马鞭（也许是狗鞭子）的党卫军命令他们脱去衣服，把鞋子、外衣、内衣分开放好。我看到大约有800到1000双鞋子，还有大堆大堆的内衣和外套。那些赤身露体的人们一家一家地站在一起，既没有人叫喊，也没有人哭泣，只是彼此亲吻告别，等着下一个党卫军的命令……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怀里抱着一个1岁的孩子，在唱着歌逗他开心。那孩子高兴地叫着。旁边一对夫妇噙着眼泪看着这一幕。父亲手里牵着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轻声地和他说着话。那男孩在尽量控制着不哭。父亲用手指着天空，抚摸着男孩的头，像是在给他解释着什么。就在那一刻，站在路沟旁边的党卫军喊了一句什么……我走过那个大大的土堆，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坟墓。里面人彼此压在一起，只看得见他们的头部。几乎每个人的头上都有一个枪眼，血一直流到了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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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艾伯特·斯匹尔没有被判处绞刑，而是被判20年监禁。法庭认为斯匹尔为反抗希特勒的“销毁”政策做出的努力使他的罪行有所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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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狱期间，艾伯特·斯匹尔也曾尝试着寻求心灵的慰藉。他读完了卡尔·巴特（Karl Barth）写的长达9000页的《教会教义学》。他还和监狱牧师乔治·卡萨利斯成了密友。1966年出狱之后，他定期去本笃会玛丽亚·拉赫修道院，并在那里找了一位宗教顾问。然而斯匹尔咨询过的所有人都没能帮助他寻见上帝、赦免甚至是真实的悔改。斯匹尔后来说，如果他可以从头再活一次，如果又遇到同样的环境，他并不知道自己要怎样才能避免做和以前相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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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承认历史真相和认识到个人的道德罪行之间却有着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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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人会对斯匹尔从未真正悔改过的说法提出异议，因为无论是在他那本名为《第三帝国和史潘道的内幕：秘密日记》的书中，还是在数百次的采访中，斯匹尔都毫无保留地承认了纳粹政权所犯下的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而他也因此被称为“忏悔的巨人”。然而，承认历史真相和认识到个人的道德罪行之间却有着明显区别。斯匹尔的传记作家之一约阿希姆·费斯特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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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像是一个盲点。他以一个罪人的卑下姿态辛勤地工作，不断地重复着那些公式化的套语。然而有时他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面对控诉人高声证实的那些重大历史性事件，他表现出的并不是一种全无骄傲的谦卑姿态。对于他所触犯的最基本的人类标准，和为什么他会犯下那些罪行，以及什么力量可以使他在那个时代出污泥而不染，斯匹尔有的仅仅只是一点肤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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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命中的弱点归根结底是因为生命的灵性维度对他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完全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应该遵守那些道德诫命或把它们看成是普世性的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确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尽管有着惊人的天赋，却缺少了那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一项最重要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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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斯匹尔在史潘道监狱里的“徒步旅行”和他作为纳粹政权魁首的人生轨迹如出一辙——都是与现实之间的可怕隔离。然而，无论是有形的法律，还是人心中的道德诫命都是以现实为最根本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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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匹尔却从未正视过现实。按传记作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话说，他根本没有能力那样做。然而他的确拥有足够的良知，使得他能够在法庭上承认被记录下来的纳粹恐怖行径，以及去反对希特勒的“销毁”政策。道德律的现实性似乎已经升至斯匹尔可以窥及的地平线，然而却未能触及他的内心。直到最后他还是继续着他的想像之旅，那不切实际的想像更进一步地将他带入一个纯属幻想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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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观的故事 16 活在真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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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们读上一章内容的时候，我想你们中间很少有人会立刻将自己和艾伯特·斯匹尔这样一个人物（一位深陷20世纪那场最为疯狂的游戏的艺术家兼策划人）联系到一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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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承认这点令我十分痛苦，但我的确能够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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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斯匹尔一样，我年轻时候就梦想着能够做一些伟大的事情。从我读大学预科时起，政治就成为我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主角。在获得选举权以前，我担任过竞选活动的志愿者。在大学时候，我选择的专业是政治哲学，并且总喜欢和一位才华横溢的自由派教授盖·道奇进行辩论。我在他的观点中发现的缺陷使我更加坚定地持守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但我必须承认，道奇教授是一位没有丝毫偏见的老师，他还很喜欢我提出与他相反对的意见。他有时会在下课前说，“这节课我们还没听到寇尔森先生发言，我们何不请他给我们提出一个相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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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经历为我在政治哲学方面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同时还激发了我强烈的爱国精神。于是我决定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随后又进入美国参议院任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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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38岁那年，我坐在了美国总统旁边那间办公室里工作。你可以想像那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我没有获得重建柏林的机会，但我得到了一个参与建设全球和平格局的职位，相比之下丝毫都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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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宫工作的第一年，我并不是总统身边的核心成员中的一位。但我很快进入了那个团队，和卡尔·罗夫曾在布什总统身边担任的角色一样，我出任尼克松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尼克松和我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工作关系。很多作家曾说，我使尼克松最坏的本能发挥了出来，而尼克松对我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我们彼此臭味相投，思维方式也很类似。作为尼克松的战略家，我的职责是将我的策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使得我可以将那些从高中起就开始谈论的事情付诸实施。我减少了那些过度的政府行为，使人们在生活中有了更多自由。我强化了军队建设，并尝试减少国家的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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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感到愉快的是1972年总统竞选那段时间。作为保守派，为了回应后来广为人知的“文化战争”，我们在1972年竞选中提出了所谓的“三A”要素，即迷幻药、特赦和堕胎。我们强烈反对校车计划（指用公共汽车将孩子们送到离家远的地方上学，它被当作为实现种族融合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支持权利平等和种族融合，而是因为用孩子作为社会实验的工具根本达不到那样的目的，这一点孩子们的父母最为清楚不过了。在那次竞选中，我们在与持社会保守主义立场的民主党的较量中大大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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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问过自己，在白宫任职期间，我是否曾经注意到任何不祥的征兆？我的良知是否曾提醒过我有些事已经出了差错？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尼克松政府其实深受着一种复仇意愿的毒害，那种复仇意愿直接源于尼克松本人，而我也同样投入了进去。那种已深受毒害的道德氛围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产生的，而我却根本没能意识到它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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