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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想到的第一个警示信号是白宫在政府花费上所实行的双重标准。好几次当我走进白宫西翼的时候，都对眼前木匠们搬墙移壁的场景吃惊不已。复杂精美的室内装修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我经常听到人们开玩笑说，你一定要小心别在办公室里睡着了，免得醒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四面实墙堵死在中间。鲍勃·哈德曼在装修办公室上出手极其大方，看到他以那样的方式花纳税人的钱，刚开始的时候我心里的确非常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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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承认的是，渐渐地我也开始喜欢上那事了。当我搬到一间更大的办公室以后，我就想要一些新的装饰壁挂。我给白宫的装潢师打了电话，对方立刻在多家博物馆购置了多幅精美壁画运来挂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也不喜欢那张政府配发的陈旧办公桌。“我希望你能给我们买些克劳尔桌子来。”我对装潢师说。于是，瞧，我很快就有了一张精美的椭圆形红木办公桌。然后克劳尔书柜也相继到位。办公室的窗帘看上去略显陈旧了一些，于是我们又定购了鲜艳的黄色窗帘，用来搭配我的海蓝色地毯。那就是我，一位在清教传统中长大的新英格兰人，在诱惑面前已经完全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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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私的心态滥用纳税人的钱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前兆。一天夜里，我和哈德曼正在总统办公室里，我们突然得知一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雇员把一些五角大楼的文件存放在了布鲁金斯学会中。我们知道那人是一名强烈反对越战的自由派分子。尼克松听到消息后勃然大怒，就像他时不时会表现出的那种样子。他重重地一拳砸在桌子上，用极其不入耳的粗俗语气说道，“鲍勃，以前我就对你说过，我需要一帮人替我们把那些文件给搞回来。我不管他们必须干些什么。就是硬闯进去也可以。总之，我需要一帮可以为我干那些事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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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当时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我被惊呆了。我从来没听过尼克松用如此露骨的方式谈论那样的事情。在那以前，我的确怀疑过尼克松可能会下令做那些事情，但我从来没想到他会以那种方式说出来。然而，我的良知并没有做出与我的意识相符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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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的良知陷入麻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某些情形下政府的确也曾做过同样的事情。我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有过多次交道，早就知道那里的情报人员有过很多非法闯入房间获取机密文件的先例，他们把那样的事叫做“黑口袋任务”。在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政府需要以那样的方式保护自己免遭国外敌对势力的攻击。那些五角大楼文件使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陷入了危机，我们感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岌岌可危。或者说，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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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针对敌国的间谍行动是一回事，非法闯入一间国内的学术机构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两件事之间的分界线可能比人们想像的要模糊得多，正像9·11事件委员会在2004年所发现的那样，国外和国内事务并不能够总是被截然分开。但那天夜里我们正是越过了那条界限，而我的良心也保持了缄默，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举起警告的红旗。我专心致志地想要阻止危害国家安全的政府文件泄密事件，根本没想过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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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1年的那次崩盘事件中，当我知道霍华德·亨特和他手下的一些人闯进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办公室盗窃相关记录的时候，我的良心的确发出了警告的声音。一想到白宫竟然参与了一件入室行窃案，我顿时觉得不寒而栗。那些事情可是由我们直接授权的啊！我清楚知道入室行窃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亨特和他的部下又不是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属下——他们是我们的部下。我当时想，那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可不想和它有任何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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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霍华德·亨特到我这里来想给我看一些文件的照片的时候，我立刻告诉他我不想看到它们，也不想听到它们，也不想知道什么，哪怕是任何与他们整个行动有半点儿瓜葛的事我都不想知道。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和他保持一定距离。每次见到他都让我觉得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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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门闯入案和1972年总统选举结束后，我接到了霍华德·亨特打来的电话。我原本不想和他再有任何关系，但因为想到他的妻子刚刚在去芝加哥的途中因空难去世，我还是接听了他的电话。在那以前，我曾经和霍华德有些社交上的来往，而且也是我把他介绍去为约翰·亚列舒曼工作的。我对自己使他卷入白宫的那场丑剧感到非常内疚。于是，我决定接听他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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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只要听过我和亨特的那次电话记录（在通话的过程中我做了录音）都会发现那是一次敲诈勒索式的对话。亨特在电话上说只要我给他钱，他就会保持沉默。我以前曾下定决心不让他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已经对他说过不下十次——但当时我甚至连想都没想他在电话上说的事情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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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了电话以后，我让秘书打印了一份电话记录。我把那份记录给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送去，同时给他写了一张便条：“现在我究竟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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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件事情的确非常可笑，在“水门事件”期间也曾被大肆报道。当我把那张便条和电话记录给迪安送去的时候，我压根儿没想过自己是在和其他人共谋犯罪，甚至不知道有所谓的阴谋存在。我以为迪安会给我一个诚实公正的建议。然而，正是那样的行为导致我遭到了控告。现在回想起来，我本应该更明智一些。当你不得不尝试避免知道真相的时候，其实已经使自己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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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3年1月，当亨特的律师向我提出很多态度强硬的要求的时候，我知道事情已经完全失控了。我将实情告诉了尼克松，让他听了电话录音的内容。然而即便是这样，我的良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未能真正苏醒。因为我喜欢自己的职位和手中的权力，并不想那么轻易就放弃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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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我已经被环境惯坏了。白宫办公室里的华丽装饰，警卫的敬礼，随叫随到的豪华轿车，以及在安德鲁空军基地随时候命的喷气式客机，所有这一切对任何人都极具诱惑力，尤其对我这样一位30岁出头、白手起家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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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曾教导我近代清教主义的信条：“永远不要说谎，不管代价会是什么，永远，都只能说实话。在每件工作上都勤奋地工作。给予那些完成一天工作的人们公平合理的报酬。”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诚实和正直的道理。但我没有从他那里学到的是，我完全有可能一面自以为是在按照那些严格的道德标准生活，一面却对自己的错失一无所知。我的自义使我过着一种分裂的生活：一边认为自己正在做正义的事，另一边又同时与邪恶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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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那些。”一旦你那样说的时候，失败就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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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失败和艾伯特·斯匹尔的例子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内涵则如出一辙。艾伯特·斯匹尔也曾说过无数次“我不想知道那些。”当犹太人被逮捕，被拖上卡车运走的时候，当从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飘来的骨灰在微风中浮沉的时候，德国民众们又曾多少次说过同样的话？在《史潘道日记》中，斯匹尔亲口承认，故意回避事实就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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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斯匹尔的内心依然是一个备受折磨的灵魂。普遍意义的良知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罪行，但单是良知本身并不足以使他选择不为邪恶的希特勒服务。或许斯匹尔一生中最可悲的事就是他不具备正确的标准去认识希特勒的错误，甚至当那些罪行已经昭然若揭时仍是如此。斯匹尔临终之前，他清楚知道自己的过失，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如何或者为什么能够逃脱那样的命运。“是的，那当然是我要承担的责任，没有什么好说的，”斯匹尔说，“但问题是，当时我并没有觉得事情是那样的，我为什么会那样？是因为希特勒吗？真的只是因为那个我并不真正了解的人的缘故吗？还是在我自己里面有某种缺陷？或是两者都是？”他为自己下了这样的结论，“我永远都无法摆脱那项罪责。”也许，他这样结论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不具备对罪恶本身的基本认识。他自始至终都未能触及现实世界的属灵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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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会选择在这本书里谈论斯匹尔的故事，部分原因是因为在1981年看到过他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节目中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记者戴维·哈特曼在节目中问道，“斯匹尔先生，您曾说自己的罪永远都不能被饶恕，而且也不应该被饶恕。现在您仍是这样认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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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时斯匹尔脸上那种伤感的表情，他回答说，“我服了20年监禁，我似乎可以说‘现在我自由了，通过服刑接受惩罚，我的良心得到了解脱’。但我却做不到。想到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所遭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我觉得自己仍然背负着沉重的担子，我无法去掉它。”斯匹尔人生悲剧的核心在于，面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他始终未能找到救赎和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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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最初，斯匹尔就应该对希特勒的世界观提出质疑。后来斯匹尔在书中承认，自己从未以审慎的眼光分析希特勒的计划，也从未认真评价过纳粹的意识形态。从最开始，他本来可以质疑希特勒对德国人的承诺能否成真，以及那些承诺是否真的符合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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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原本也应该以更加清醒的眼光认清尼克松政府里的那些政治把戏，而不只是把眼光局限在尼克松重新当选的实力和国家安全问题上。我本该意识到真正的危险所在：对诚实和法律秩序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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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认为真理并不那么重要。但他们错了。当我们思考如何使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真理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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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先前曾经提到的那样，与事实相符的即为真理。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人生做出各样选择，但我们经常忘记去审视我们的选择是否建基于真理之上。从不做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随大流又是另外一种选择。有人认为所谓真理不过是个人主观的定义，于是就选择符合自己意愿的真理，结果是生命要么变得毫无原则，要么就变成古里古怪的极端个人主义。如果你像斯匹尔那样错把谬误当作真理来相信，你的生命注定会走向毁灭。如果你选择真理，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按照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而生活，如果你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为真理和正义服务的事业中去，你将拥有一个丰盛而有价值的人生。哪怕是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也是如此。欧尼斯特·戈登已经用他的人生经历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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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于真理和正义即为正直的定义。我在列尊营对两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做演讲时的经历使我再次意识到了这一点。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曾在那个营地担任过排长职位。在提问的阶段，一名灰头发的中士问道，“寇尔森先生，请问忠诚和正直相比哪个更加重要？”他的意思是，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可以为维护忠诚而将真理放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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