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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朋友,伯克利大学的法律教授菲利普·约翰逊(Phillip Johnson)有一次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某位知名教授的故事。那位教授在一所社会活动极其活跃的大学里任教。然而,令他和妻子惊颚不已的是,有一天他们的儿子回到家后竟然说自己是一名“跨性别者”。那个年轻人参与的是一项如今在美国校园里颇为流行的运动:自己选择性别,而不用考虑生理因素。自从参与那项运动以来,他已经阅读了大量有关“性别扭转”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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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许多美国父母早已习惯看到自己的儿女把各式各样怪异的习惯带回家里:女孩子选择纹身,男孩子则是在眉骨处穿上金属环(我的一个孙子就是其中之一)。但听到自己的儿子称自己为“跨性别者”还是令那对教授夫妇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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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给我复述了教授一家人在餐桌上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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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么意思?”男孩的父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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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我是一个女孩,”儿子回答,“我要穿女孩子的衣服,化妆,挑战整个中产阶级父权式的性别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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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的父母惊呆了。就在那个晚上,他们刚好邀请了美国最著名的两位后现代主义学者斯坦利·费希博士夫妇(Dr. and Mrs. Stanley Fish)到家里来共进晚餐。费希是解构文学学派的一位领军人物,该学派认为艺术和文学并无任何客观意义可言。男孩的父母担心甚至斯坦利·费希本人也会觉得“跨性别者”这件新鲜事听上去令人难以接受。那位父亲这样描述他当时的恐惧:“我想像着自己的儿子会像洛丽塔·扬(Loretta Young)那样,身着飘逸的薄绸裙,旋转着走下楼梯参加宴会。我该怎样向正在用开胃菜的客人们解释他们眼前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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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男孩的父母要求他在那天晚上还是做一个男孩。儿子最后答应了,强忍着不去揭穿父母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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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结束后,男孩告诉父母,自己是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著作中读到了有关“跨性别”的思想,而那些著作正是他父亲分配给学生们阅读的教科书。在许多后现代学者的眼里,性别和生理因素根本无关,它只是一种人们可以自主决定的定义,因此,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性别。事实上,那个男孩并不是在刻意反叛家庭哲学,恰恰相反,他只是在依照自己的家庭哲学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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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今天有那样多的年轻人在性的问题上迷失和绝望,导致这一切的正是年轻人从教授、老师、学术精英,甚至是自己的父母那里学习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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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现代主义对一般性常识的否认还不仅仅限于性别认定这一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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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发生之后,传统西方信仰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之间的交战达到了一个高峰。袭击事件发生后,布什总统立刻宣布美国必须“从世界中清除那样的邪恶”。想到数千名无辜男女死于那场恐怖袭击,“邪恶”这个字眼立刻进入了总统的脑海。一些评论者甚至提出,9·11事件会极大地动摇后现代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也没有客观意义的善与恶存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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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却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斯坦利·费希随即对总统的声明表示谴责,认为总统对9·11事件的定义“既不正确也于事无补”,因为那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普遍概念”之上的定义。费希认为,即使真有所谓的真理存在,那样的真理也是不可知的。有关何为善恶的观点都是些毫无用处的概念,不过只是被某个利益集团发明出来将其意愿强加给他人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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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反对意见的还不只费希一人。很多学者甚至声称将基地组织的自杀式劫机者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是有失公允的论断。他们认为,在一方看来是恐怖分子的人在另一方的眼里却是为自由而战的战士。北卡罗纳州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学的学生还被教导不要去论断恐怖分子的动机,并且还被要求学习可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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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的“自由战士”必须为真正的“自由”而战,而不是为了某个精锐分子的暴政而战。后者的目的只是想从社会中“清除”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为敌的异己。即便是披着神学的外衣,其实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真正的自由战士会直接与他们的敌人交战,而不是以无辜的平民作为攻击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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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推广达尔文主义的领军人物、牛津大学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认为9·11事件的唯一罪魁祸首就是“宗教狂热”。他说,“容让‘亚伯拉罕宗’的宗教充斥这个世界就如同在大街小巷上乱扔上了膛的枪支,一旦有人什么时候用了那些枪,你可不要觉得吃惊。”换句话说,在道金斯看来,“宗教狂热”的标签不仅仅属于宗教激进主义,还应包括所有信奉“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偏激的绝对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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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论调让我们看到后现代主义排斥真理和信奉道德相对化的强硬立场。与此同时,它们还代表了以“宽容”为唯一绝对价值的信仰系统。这也正是联合国秘书长科非·安南提出的观点,这位秘书长曾这样说,“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总是在发生着一些非常邪恶的事情。然而,困难的是如何去界定邪恶的范畴……如果我们一定要为邪恶下一个定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拒绝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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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实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拒绝容忍恐怖分子反而是比恐怖分子犯下的罪行更为严重的罪恶?在过去,“宽容”一词曾被用来表示我们可以在公开辩论中运用理智辨别善恶。然而,今天的“宽容”却被人利用来颠倒黑白,称恶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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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那些似乎才智过人的人们眼里,唯一的“邪恶”就是他们所谓的“论断的态度”。在朋友家中的一次晚宴上,我就经历了这样的场景。当时我的对面坐着一位受过非常好的教育的商界人士,他靠着餐桌,趾高气扬地对文化多样性这一话题高谈阔论,大谈所有的文化都只是处于发展进步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在道德意义上其实并无区别。我问他是否认为在美国安慰一位居丧的寡妇和在印度将妇女活活与死去的丈夫一同火葬并无“道德意义”上的区别。他听后先是微微笑了一下,然后又做作地笑出声来,说,“这个嘛,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只不过有些文化进步的速度与其他的不尽相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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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样的道理很难自圆其说。他声称所谓的“宽容”甚至比真理和生命本身更加重要,这无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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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业已深入人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使得所谓的“新纪元”思想成为在今日美国成长最为迅速的宗教。“新纪元”思想使人们可以构建自己的宗教,并且不把任何形式的有关“真理”的定义加诸于他人身上。在那样的思想中,你找不到任何的道德指向。理由是,如果上帝是存在于每件事物之中,那么在善与恶中就都应该能找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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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思想和后现代主义的信奉者们将“宽容”奉为神明,所有的人都在橱窗上面写着:“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真理存在!宽容就是上帝!”如今美国人生活中的唯一信条就是: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人自己的观点,因为它们在道德意义上都处于同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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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英国学者和作家多萝西·塞耶斯对此做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在这个世界它被称为‘宽容’,然而在地狱它会被称为‘绝望’。它实际是其他各种明显的罪恶的同谋和帮凶。它使人变得不相信任何事,也不关心任何事,不想寻求明白任何事,也不参与任何事,不享受任何事,不爱任何事,也不恨任何事,所有的事都毫无目的可言,人生毫无意义,选择继续存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仅仅只是没有任何事值得为它去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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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认为反对任何人的立场就是“不宽容”,其实是对“宽容”的真正含义的极大误解。宽容的真正含义是指人们必须尊重并聆听他人的观点,甚至对那些与自己的观点大相径庭的人也不例外。宽容的意思并不是去否定人们对于真理的定义,而是尊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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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的真正含义是指人们必须尊重并聆听他人的观点,甚至对那些与自己的观点大相径庭的人也不例外。宽容的意思并不是去否定人们对于真理的定义,而是尊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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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着我们对宽容定义的误解,我们正在失去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今天,在我们开口发言以前,我们不得不谨慎考虑自己说的每个字是否符合越来越严苛的言论准则的要求。由于我们已不再相信真理,认为唯一重要的是人们的情绪,于是高压政策就顺理成章地取代了真理的地位。这样的现象已经在法律界出现。199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弗吉尼亚一所高中的拉比在毕业典礼上祷告的行为违反了美国联邦宪法,理由是它侵害了一名不想听那样的宗教性表达的15岁的女孩的权利。学习如何聆听他人的观点曾被认为是礼貌与成熟的标记,如今却成了一项宪法诉讼案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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