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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结束后，三位作曲家，厄尔·布朗，莫顿·费尔德曼和约翰·凯奇上台回答观众的问题。凯奇的《4分33秒》令观众中的很多音乐家和其他人士感到愤怒不已。“观众们议论纷纷，”厄尔·布朗后来回忆说，“引起了好一阵骚动……大部分观众都被激怒了。”当时曾在场的彼得·耶茨说，“观众们都做好心理准备自己会‘大吃一惊’，但谁也没料到自己会‘惊惶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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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从有关那场音乐会的记载中得到的凯奇和观众们彼此对答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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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么意思，凯奇？那个什么4分33秒，你是想开一个玩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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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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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钢琴师什么都没弹。什么声音都没有，怎么能算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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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声音都没有吗？”凯奇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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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演奏的人连一个键都不去碰，那么连最弱的音都不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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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听到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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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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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的可不是那样，”凯奇当时也许是这样说的，语气里透出无畏与自信，“我在第一乐章听到了风吹过树梢。第二乐章，我听到了雨点愉快地敲打在屋顶上。而在第三乐章，我听到人群中间发出非常有趣的喃喃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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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都只是声音，凯奇，不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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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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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凯奇出生于1912年，父亲是一位有着电气工程专业背景的发明家。凯奇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极高的天赋，九岁时他开始弹奏钢琴，并很快开始学习洛杉矶公共图书馆中的早期古典乐谱。他最初的理想是像自己的祖父那样加入卫理主教派教会的传道工作，但16岁进入波莫纳学院学习后不久他就放弃了那个最初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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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莫纳学院学习两年以后，凯奇辍学离开美国，到法国学习了一年的时间。在那里他学习绘画、建筑、音乐，还在巴黎音乐学院的钢琴大师拉扎尔·列维门下学习钢琴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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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奇于1931年回到洛杉矶，住在帕里赛德市的父母家里。他尝试着通过教授写作、绘画和作曲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当他准备介绍20世纪的作曲家的课程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对大师级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一无所知。于是他找到了一位熟知勋伯格的专家理查德·布立格，请他为自己介绍一些有关勋伯格的情况。在布立格向他传授了一些作曲的相关知识后，凯奇决心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音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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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凯奇得以师从于勋伯格本人名下，然而在那段时间里，凯奇发现自己在音乐学习方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障碍——他根本不具备专业作曲家所必需的对和声的感觉。因着那样的原因，勋伯格无意继续鼓励凯奇致力于作曲。然而勋伯格也已经发现了这个年轻人的天赋，他告诉音乐评论家彼得·耶茨说，凯奇“不是一名作曲家，而是一名天才的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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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和声没有任何感觉，凯奇转而学习创作打击乐。他用类似汽车刹车鼓和轮毂罩这样的东西做成自己的打击乐器。1938年，他的“特制钢琴”新鲜出炉。凯奇的早期作品的创作意图都是要消除日常生活中的声音与乐器奏出的音乐之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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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失败使凯奇对宗教信仰产生了兴趣。他开始参加著名的禅宗讲员铃木大拙的课程。不久以后，凯奇就相信音乐的目的在于帮助听众进入与生命本来的样子和谐一致的状态。他从印度哲学家考马拉·斯瓦米的话中得到了灵感，后者曾说艺术应该“模仿大自然的运行方式”。凯奇认为自己在音乐创作中必须放弃自我表达的愿望——在那方面他也的确不在行——而是使人们“清醒地感知自己的生活”。凯奇相信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去模仿大自然那随意的、无规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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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候开始，凯奇的创作活动就是发明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消除任何会影响作曲的因素——包括任何的思想、感觉，所有一切。《新闻周刊》的音乐和宗教编辑加尔文·托姆金斯这样写道，“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去掉他自己的品味、想像、记忆和思想，那样他才能够‘呈现声音的原貌’。”雕塑家理查德·利波尔德也曾做过类似的评论，“在我认识的人中间，约翰拥有超越所有人的智力，然而多年以来他一直在致力于废除自己拥有的那些能力。有一次他对我说，‘理查德，你拥有一个过人的头脑，但现在是时候抛弃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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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凯奇发现中国古代著作《易经》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用来实现自己目标的完美方法。按照《易经》上的图表和六角星形扔出欧蓍草棍的方法似乎为他提供了一种不受结果控制的作曲方法。由此凯奇创作出了像《变的音乐》等一系列“偶然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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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凯奇发现在作曲中模仿“大自然的无序特征”比他最初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事实上，除了“完全不作曲”以外，他找不到其他任何方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这样的“创作原则”导致的结果就只能是“沉默”的《4分33秒》，“音乐”成了背景声的随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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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的角度而言，凯奇的作品不具备任何价值。而如果从哲学发现而言，它们非常有趣，或者说，彻头彻尾的错误。它们是一位禅宗大师用来向门徒传授禅宗观点的“突然的手势”（“一只手拍掌会发出什么声音？”）。凯奇所接受的禅宗的生命观是让自身与世界本来的样子和谐一致——丢弃我们对事情存有盼望的习惯，放弃我们对自由的幻想、对公正的追求。它要求我们尝试将世界视为与人心中的渴望完全无关的事物。按照凯奇自己的话说，他就像“基要派新教传教士”一样，热心传扬着禅宗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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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人内心的想望仅仅只是“幻象”吗？是否人类的想像和理性也都是“幻象”？我们是否必须让自己和一个“无序”的世界保持和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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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曾经讲过下面这个有关凯奇的故事。一次凯奇去参加另一位作曲家的音乐会，那位作曲家在节目单中介绍说他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够减轻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苦难。音乐会结束后，凯奇告诉那位音乐家说，自己喜欢他的音乐，但不喜欢他在节目单上说的那些话。他表示自己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苦难，他说他相信那些苦难是一个“刚刚好”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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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凯奇的话听上去多么冷酷和麻木不仁，它们其实是与凯奇所相信的禅宗以及后现代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观点。如果世界的起源和归宿都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混沌，那么的确就不应有“太多”或“太少”的苦难：苦难就是苦难本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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