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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哲学：寻找人生意义的12堂哲学课 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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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纷繁社会中的简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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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保罗教堂庄严的柱子前，冒出了零星的彩色蘑菇一样的帐篷。匆忙赶往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商务人士对佩特诺斯特广场上的标语视而不见：“开始即将到来”、“对高利贷说不”、“杀死你脑子中的警察”、“我们是幻象”。有一个穿着中世纪装束的人，戴着盖伊·福克斯面具，在帐篷周围叮叮当当地走来走去。还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巨大的塑料面具，还有一条标语，上面写着：“在资本主义的坟墓上跳舞。”有几个人打扮成僵尸（正值万圣节），突然把亡灵拖走。有供应食物的帐篷，有“静心中心”，一个临时电影院，一个教授冥想、幸福经济学等各种课程的“帐篷城市大学”。这，就是“占领伦敦”的营地了，在推特上的用户名是#occupylsx。它跟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占领活动一样，就像是2011年年底全球资本主义的脸上突然长出的疖子。主流媒体的评论员轻蔑地看着它们，之后是惊奇，接着是真正的困惑：“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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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占领者不要求任何东西，他们只是在展览。他们在纽约、伦敦、布里斯托、柏林、奥克兰等城市的街道上活动，展示出了另类的社会观。营地是理想家展出的无政府主义版本。他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团体的生活方式：努力废除独裁主义，提高参与度。伦敦一条标语写道：“来看看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样子。”每隔几个小时，占领者就在圣保罗教堂的台阶上召开一次大会，有人拿着话筒演讲，然后大会分成小组，讨论那个演讲，把他们自己的意见反馈回去。占领者通过一种共同的手语表达他们的情绪——爵士手势代表同意，T手势的意思是你有一个技术方面的观点，交叉手腕表示你阻止投票。占领者在展示一种以分享和礼物而非财产和资本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他们在展示一种以想象、讽刺和幽默的喜剧方式来生活，而非坐在桌前看着钟表的生活方式。他们努力说明，要想快乐需要的东西其实很少：一段人行道、一顶帐篷、一个睡袋，还有一些朋友。这是朴素的生活方式的典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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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勒的故事：简单生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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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运动始于2011年9月17日，当时，温哥华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广告克星，号召用帐篷占领华尔街，仿效那年早些时候占领开罗解放广场的运动。《广告克星》是一个反消费主义的杂志，也是一个致力于反文化干扰的抗议运动。其创办人和精神领袖是卡勒·拉森，70岁的他在努力推翻资本主义的行动中毫无倦态。卡勒对我说：“我们都处于一场文化革命的起点。我们现在的制度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在心理上是有侵蚀性的。它毁坏我们的地球，毁坏我们的心灵。公司控制了媒体，用消费主义的广告轰炸我们。至少75%的人陷入了消费的恍惚状态。他们完全被洗脑了。终有一天，人们在道琼斯下跌7000点时会突然醒悟，问到底怎么了，他们的生活将崩溃。他们将不得不重整旗鼓，学习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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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卡勒一开始就是做广告的。他的父母是移民到爱沙尼亚的苏联人。他在德国一个被驱逐出境者的营地长大，后移居澳大利亚，然后又到了日本，在那里他在20世纪60年代繁荣的广告业工作。他说：“那是一个很繁荣的年代，适合经商。我明白了广告业是干什么的。我发现广告是一个道德中立的行业，从业者不关心他们卖的是烟是酒还是可乐。对他们来说，广告只是一场有意思的游戏，社会反响跟他们无关。”他接着又移居到加拿大，在那里他参加了刚刚开始的环保运动。到1990年，卡勒跟一个环保分子组织在一起，发起反对伐木的运动。这个组织希望购买电视时段，播一段广告。“他们说不卖给我们。60亿美元的伐木业可以买，但是我们买不到。从那以后，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源于那次的怒火，因为意识到一方能上电视，而另一方不能。我们希望有表达的机会。只有人人都有发言权，民主才能真正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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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卡勒和他的朋友们在温哥华创办了《广告克星》。该杂志的全球发行量很快就达到12万册，刊登马特·泰比、比尔·麦吉本，以及卡勒和其他广告业的难民们设计的有趣的讽刺广告。在一则广告上，骆驼香烟20世纪90年代的代言人骆驼乔躺在病床上接受化疗。另一个广告上有一个松弛的伏特加瓶子，配的文字是“绝对阳痿”。还有一则，一个男模俯视着他的CK短裤，文字是“让男人痴迷”。卡勒说：“我们每天接触那么多吸引我们去消费的信息——上千，甚至上万条。我们努力在做的是，发出几条表达相反观点的信息。”卡勒说，戏仿广告运动的创意源自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情境画家运动，他们用街头艺术、海报和反文化涂鸦努力丑化工业资本主义的货币。卡勒说：“情境主义者谈论的一件大事是détournement，这是一个法语单词，意思是拿来一个现有的情境，然后巧妙地、柔道般地创造一个相反的情境，从而毁掉现有的情境。如果你是一个文化干扰机，你面对着耐克，它是一个跟各种权力一伙的大公司，但由于你跑得快，非常灵活，你抓住它们，用优美、漂亮、富有智慧的绝招把它们摔倒在垫子上，在某种程度上，你智取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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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广告克星发起了“无购物日”，在这一天参与者自愿停止消费24个小时。卡勒说：“许多人决定经受一下俯冲的痛苦——对一些人来说，这跟戒烟一样困难，抵制买一杯咖啡或一根巧克力棒的冲动是很困难的。人们经受了突然停止使用毒品一样的痛苦，他们浑身流汗，意识到购物的冲动就像是毒瘾。”广告克星运动的希望是，人们戒掉消费习惯，接受一种简单、自由、努力创造的生活。卡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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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生活运动的参与者都被消费文化伤害过。他们要么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要么有些情感障碍，或者失去了工作——他们真的因为活在相互残杀的资本主义世界而遭受了痛苦。他们说，‘你知道，我不需要汽车，我不需要每个房间都有电视机的大房子，我不需要每个圣诞节都刷爆我的信用卡。我要放慢节奏，我要过更简单的生活，手里的钱就够我生活的了，我要做我喜欢做的工作，而不是报酬高的工作。’这些人彻底地改变了他们的个人和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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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上去很平凡，但是卡勒明白，只有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放弃消费主义的意愿，所以他认为反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斗争也许应该变得暴力一些。他写道：“美国需要把它从自己手中解放出来……我们将毁掉这个世界。”他对我说：“天知道革命之后会怎样。我们要自下而上地建立新的制度，我不知道这样的制度会是什么样子。”当问及他是否担心革命会带来一个更加独裁的制度，就像法国革命和俄国的革命那样，一小撮知识分子把他们的哲学强加给大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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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这种危险。我这辈子一直都在学习革命，每一场革命都面临这样的危险。在早期阶段，全都是具有理想主义、追求真理、诚挚可信的人。但一旦他们获胜，就可能走向反面，就像在俄国那样。我相信，我们正处于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的起点。我确信，多年之后，当我们获胜了，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将会变成恶魔。人类的精神就是这样运行的。但我仍然相信，获胜很重要，也担心我们以后会变坏。但眼下我们需要把当前的恶魔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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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欧根尼，像狗一样生活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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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学的疗法通常都有政治维度。情绪紊乱通常源于我们的信念，而我们的信念可能源于我们的社会，源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及其价值观。所以哲学家要决定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斯多葛派的反应是安静地使内心独立于社会有毒的价值观。伊壁鸠鲁主义者的反应是离开社会，建立朋友组成的团体。这两种反应都不关心政治——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主义者都认为哲学家无力去改革社会，所以他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自己的自我实现。但是还有其他更乐观的观点，关于哲学家如何可以变革社会，从而不仅把他们自己解放出来，还要把整个社会从对文明的不满中解放出来。我们将在晚课检视这几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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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检视的第一种反应是犬儒主义。犬儒主义者提出，我们应该抛弃文明。他们激进、极端的生活方式正在街道上重现。第一位犬儒主义者，也是最著名的一位，是第欧根尼，你可以在拉斐尔的《雅典学院》的前排看到他。他躺在大理石台阶上，就好像那个地方是他的，他破破烂烂的蓝色披风往后撩起，露出了他结实的躯干。第欧根尼是黑海沿岸城市西诺比人。他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不是他就是第欧根尼被控“在西诺比的货币上乱涂乱画”，导致第欧根尼被逐出该市。他在丑闻的阴云下流亡到了雅典，但他接受了自己的恶名，成了一位激进的哲学家，宣称他的人生使命是“涂脏”文明传统的货币。第欧根尼认为，人类的不满情绪源于文明错误的价值观。为了治愈我们自己，像斯多葛派那样，仅待在文明内部的同时保持内心的自由、脱离文明的价值观是不够的，必须抛弃文明，要积极地涂脏文明错误的价值观。像占领者一样，第欧根尼在街道上表演他的哲学，穿着破衣服，吃残羹剩饭，住在罗马市场中央的一只桶中，向困惑的雅典人展示自然的生活是多么简单、快乐。这种动物般的古怪行为给他招来了一个外号“狗一样的第欧根尼”（Diogenes Kynikos），这就是“犬儒”（cynic）一词的由来。所以，“犬儒”的本意是一个人抛弃了文明错误的价值观，过贫穷、苦行和道德自由的生活。第欧根尼说：“不要无意义地辛苦工作，而要选择自然的劝告，由此快乐地生活，但是人们疯狂地选择了悲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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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过得很悲惨？因为我们想被我们的文明社会接受。住在拥挤的大都市里，使自己有礼貌，其实“礼貌”（polite）一词本源自希腊语的polis，意思是城邦；“都市”（urbane）源自拉丁语中的urbs，意思是城市。我们要想在城市中和睦相处，想有所作为，就要考虑我们的行为会对周围的几百万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要守规矩，遵守大都市的规范，不然我们就不会被文明社会接纳。我们需要赢得周围陌生人的赞同，避免被他们指责。我们内在的耻辱感和获得公众赞同的欲望使文明得以存在。我们把他人的注视内化，这种内心的旁观者变得全能地凌驾于我们之上。但是第欧根尼坚持认为，我们的耻辱感被文明弄得太精细了，导致我们焦虑、神经质、感到疏离，我们担心自己给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我们把全部精力用于在陌生人面前好好表现，拿出精心打理的文明的面具，藏起任何看上去粗野、狂暴、原始的东西。害怕留下差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我们对文明不满的原因。第欧根尼抛弃了这种价值体系，认为应当“按照自然生活”。如果一种行为是自然的，我们为什么要感到羞耻？我们为什么要把它隐藏起来？犬儒主义者推倒了公众和个人、公众和个人道德之间的壁垒。第欧根尼当众吃饭睡觉，当众便溺，甚至当众手淫。为什么不能当众手淫？如果它是一种罪恶，我们公开或私下里都不该做，如果它不是罪恶，我们就不应该羞于在众人的注视下那么做。我们私下里快乐地放屁，但我们为什么要羞于当众放屁？那是对一种自然行为的神经质的压抑。第欧根尼的学生克拉特斯听说，有一个叫梅拓克的年轻人在做一个重要的演说时放屁。梅拓克因为这一失礼的行为而感到非常害怕，他把自己关在了家里，决定自杀。克拉特斯去看望他，快快乐乐、自我肯定地放了一个屁。从那时起，梅拓克就成了他的学生，后来成了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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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要求自愿地无视公众的挖苦和反对。我们太担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害怕遭到他们的反对。结果，我们变得焦虑、痛苦，困于非本真的生活之中。所以我们要宣布我们的独立，拒绝隐藏我们自然的行为，训练自己不去在意他人的嘲笑和奚落。我们要攻击内心的审查官，杀死我们头脑中的道德警察。文明的价值观误导了我们天生的羞耻感，所以我们要改造自己，对真正值得羞耻的事情感到耻辱，对自然的行为不感到羞耻。犬儒主义要发起一场个人道德的革命——犬儒主义者抛弃以表象为基础的虚假道德，走向以遵守个人道德规范为基础的真正的道德。犬儒主义者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好好表现，他们想按照他们自己的个人规范，好好地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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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外界的羞辱变成内心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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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它听上去一样，极端犬儒主义重新定义和改变我们的耻辱感的技巧用于现代心理疗法，被称为“羞耻攻击”。调配古代技巧的人是认知行为治疗的先驱阿尔伯特·艾利斯，看上去他似乎是从行为疗法而不是犬儒派哲学那里拿来的这种技巧。十多岁的时候，埃利斯担心被女孩拒绝和嘲笑。所以，18岁的时候，他决定把自己从这种后果严重的耻辱感中解放出来。他去布鲁克林植物园，给自己下了一个任务：要在长椅上坐在一个女孩旁边，开始跟她说话。他要跟一百个不同的女孩这样搭讪，直到他克服了他的尴尬和焦虑。他记得：“在一百次谈话之后，我约了一个女孩，她没有来。但我克服了对女孩说话的恐惧，最终成为纽约最佳搭讪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吸引的艺术》。）20世纪50年代，在艾利斯设计理性情绪行为疗法时，他利用了这一经历，并坚持认为，只在治疗室挑战自己的信念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走出去，在大街上、在现实生活中去练习。每次我们成功地挑战自己的恐惧，我们就使它对我们的控制松弛一些。所以，如果我们害怕被观看或被嘲笑（像社交焦虑症患者那样），我们就要有意识地练习招致嘲笑，使自己对这样的经历脱敏。艾利斯给他的病人布置家庭作业——他们要用铅条叉着一根香蕉沿着麦迪逊大街走，或者问陌生人北极怎么走，或者在超市大声唱歌。很自然地，人们会觉得他们很奇怪，但那又怎样？一点嘲笑并不会杀死他们——全部的意义就在这里。他们把他们最害怕的东西变成了个人的胜利。通过改变他们的态度，外界的羞辱变成了内心的胜利。许多人后来发现这一技巧能有效地克服社交焦虑——有10%的人存在这一问题。比如，喜剧演员威尔·法瑞尔说，他小时候为害羞所苦，但通过有意识地招致嘲笑而克服了这一问题。法瑞尔对《人物》杂志说：“我总是强迫自己当众做疯狂的事情。上大学时，我会把自己的裤子褪得很低，直到露出屁股，然后推着高射投影仪走遍校园。然后我的朋友会刺激众人说，‘瞧那个白痴！’我就是这样克服害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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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开夏郡的一个年轻人戴夫·麦克纳对我说，他也用过“解决羞耻”的技巧克服他有害的社交恐惧症。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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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成为注意力的中心，过去常常感到自己的自我意识。我的社交恐惧症非常严重，我一个同伴都没有，也没有女朋友，没有工作。我的梦想是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但是每次当众踢球时，我都特别怯场。后来我从一个社交恐惧症帮助网站上得知了解决羞耻感的技巧，我觉得我该试试。我想出了一个三个月的计划，我计划去布特尔的购物中心做空拳攻防练习，以便于习惯人们的注视。我记日记，在日记中写出我的计划——你要有系统的计划，这样你才能评估你取得的进步。我计划了几个星期，但接着我扯下拳击手套，我太害怕了，自我意识太强了。我害怕到感觉恶心，转身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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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后，有一天，他有了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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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取出拳击手套，戴上，开始做空拳攻防练习！那是我第一次那样做，不安得可怕。但是一周之后，开始变得容易些了。我就加大力度，试着穿化装舞会的服装——我穿成稻草人。那时我感到了差别。我往购物中心走，穿成稻草人，我注意到我没有感到紧张和有害的自我意识。就在几周前，我的自我意识还是那么强，使我几乎无法出门。现在我能穿成稻草人沿着街道走，而且一点儿也不会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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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别挡住我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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