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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恐惧更与环境有关。和雨果一起跑步时，我知道了这自有道理。人们在佛罗里达发现的蛇至少有45种，其中只有6种毒蛇。因此我根据公认的松散逻辑，对自己说：我们跑步时碰见的所有的蛇里，无毒蛇与毒蛇的比例是13∶2。实际情况比这好，南佛罗里达的这片地区只有4种毒蛇。在毒蛇中，剧毒蛇占比更稀少。所以，我被毒蛇咬到的机会就微乎其微。我知道这个。此外，附近的蛇（有毒的和无毒的）大多都能听见我沉重的脚步声，它们一听到便逃进灌木丛。我知道这个。即使我碰巧被毒蛇咬了，毒蛇射出的毒液也可能很少或没有。即使我被注入了一条蛇的全部毒液，我也完全有可能活下来。但是，一听见蛇发出的窸窣声，知道它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却又不能确定它究竟在哪里，我知道的一切便会在眼前蒸发，化作一缕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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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威尔士长大时，除了布茨[6]，我还另有一个伙伴：一条束带蛇[7]，来自美国，因此我叫它“山姆”。布茨并不非常迷恋山姆，但我很喜欢山姆，所以我常会让它在屋里跑跑。有时山姆会一连消失好几天。它再次露面时，几乎总会让我母亲付出代价——她正做着什么事情，例如为了找到某个罐头或什么东西而搜遍碗橱，山姆会突然“蹦”出来（这是我母亲的说法）。其实我母亲也很喜欢山姆。但你搜查碗橱时，若有一条蛇朝你伸出它的小脑袋，你的心率就会从每分钟70次一下子跃升到700万次，你对此毫无办法。无论你怎样认为山姆不会出现在那儿——无论你怎样合理地解释这种情况——它真的出现时，某种基本的生物学的东西就主宰了一切，它其实根本不管你的解释合理与否。这就是我对蛇的感觉。当蜥蜴在叶子上踏出的快速、轻微的“噼啪”声，换成了蛇发出的缓缓窸窣，我的阴囊就禁不住想快快缩进身体里，仿佛在说：我这层外皮可以不要，但一定要保住基因线[8]。保住我这个肉体里的不朽之物。于是我感到的，就只剩恐惧了，本能的、非理性的、压倒一切的恐惧。恐惧是我留给雨果的最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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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历了大约一英里大致算是低等的焦虑之后（这种焦虑有时会逐步升级为大恐慌），就跑出了森林，进入草地。这里有一个小湖。我查看了一下，没见到短吻鳄和噬鱼蛇[9]，就让雨果在那儿凉快一下。这两种爬行动物在南佛罗里达随处可见，你始终都必须对它们睁开警惕的双眼。但在这个小湖，我却从未见过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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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过度炎热这个切实的危险，已压倒了遭遇过路爬虫行动物袭击的潜在危险。因此，雨果就在湖水中吃力地跋涉——我不让它在这里游泳。我细查地表：试试大脚趾踩上去的硬度，准备行动。几分钟后，我们又开始跑。雨果重振了精神，在我前面跳跃，因为它知道我现在允许它跑在我前面。这里有一条老路，而我（往往）能从这条路朝远处望，以发现任何一条在晒太阳的蛇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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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方，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见到蛇，但其中大多都无害。到处都有黑蛇。有时，我们能瞥见路边枯草里一条巨大的橙色鼠蛇。有时，我们还会发现一条鞭蛇，细长得让人难以置信，正趴在破裂的、褪了色的柏油路上晒太阳。那条蛇具有惊人冷静的性格——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地方时（当时，尼娜和苔丝的身心已经衰退），并未提起应有的警觉，尼娜正好踩在了那条蛇身上。但那条蛇真的动起来，却像一个飞跑的男孩子！我即使想抓住它，也不知能否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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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谢地，我们几乎不曾与毒蛇遭遇。这里有我已提到的噬鱼蛇，有时它们被称为棉口蛇——受到惊吓时，它们会大大地张开双腭，嘴里呈现出纯白的棉花色。噬鱼蛇是一种颊窝毒蛇——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其双眼和鼻子之间的那个“坑”（或叫“颊窝”），其中长着此类毒蛇用来辨认和锁定猎物的温度感受器。在世界的这片地方，你会发现绝不缺少这样的人：他们随时准备为你提供听故事的享受，故事讲的是噬鱼蛇是多么咄咄逼人，多么几近于恶魔。我认为这大半跟一个事实有关：噬鱼蛇的模样极为邪恶。它们身上没有美丽的斑纹，不像当地其他一些毒蛇。它们的身体又黑又肥，健康的蛇几乎可说是身体肿胀。蛇头的黑色常常浅一些——像褐色的骷髅。我尚未在南佛罗里达见过噬鱼蛇，但我住在阿拉巴马时却见过很多。那里的噬鱼蛇，在其繁殖季节（4月和5月，即它们从冬眠中醒来后不久）会造成一些小麻烦（而在南佛罗里达，它们不冬眠）。但总的来说，至少根据我的经验，噬鱼蛇算是比较平和的。据说它们能从水边爬行到好几英里之外，但其实它们极少如此。但是即使我们离开那个湖，雨果在其他地方游水时，我还是必须时刻警惕另一些更值得担心的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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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地方，人人都怕珊瑚眼镜蛇，这大多是因为它们属于珊瑚蛇科。它们有明亮的红、黑、黄色环状花纹，很容易被误认为王蛇。你必须仔细观察其环状花纹的次序：红色挨着黑色的，性情比较温和；红色挨着黄色的，会致人死亡。当然，由于我的视力大幅度下降，我怀疑如果我要为确认这个信息而做观察，就不得不在离它们近得令人不安的距离上进行，并且权衡了一切之后，我认为直接朝另一个方向跑更好。珊瑚眼镜蛇的蛇毒是神经毒素，它攻击神经系统，死亡是窒息造成的；而佛罗里达的其他毒蛇的蛇毒，则都是出血性毒素，它攻击血红细胞。我听说神经毒素更致命，但并不伴随那种“但求速死”的疼痛，而出血性毒素的攻击则会使人疼得“但求速死”。佛罗里达人告诉我：你若被珊瑚眼镜蛇咬了，不到30分钟你就会死掉。这其实是个夸张的说法。首先，你并不一定会死掉。这完全取决于你被咬了什么地方，取决于它们给你注入了多少毒液，取决于你被咬后离你最近的抗毒小组用多长时间到达。其次，出于某些说不太清的原因，有时要在被咬后几个小时，才会出现珊瑚眼镜蛇毒液中毒的症状。第一个症状是喉咙疼，接着是抬不起眼皮，不是因为你无法保持清醒，而完全是因为你的眼皮已不听使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必须尽快得到帮助——只要你得到了帮助，你就大有可能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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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侏儒响尾蛇的担忧，其实远远超过了对珊瑚眼镜蛇和噬鱼蛇的担忧。佛罗里达这么靠南的地方，根本没有木纹响尾蛇，但有它体型较小的表亲（它们很少会长到两英尺左右）——“侏儒响尾蛇”，或称“黑侏儒”。这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小家伙，是蛇界的拿破仑。它们听见你走过来，可不会躲到一边：它们对你发出警告，以表明它们的存在，但毫不奏效——这种状况很不吉利。它们发出的“咔哒”声很轻，往往轻得更像蟋蟀发出的声音，而不像响尾蛇。它们一口毒液的威力，跟它们的小小身躯极不相称。它们的一咬不大可能致命，至少不会使人死掉，但仍会使人极度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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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天的跑步会很特别。我们将会看到某种完全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东西。我们面前的路上，一条东方菱形斑纹响尾蛇正在早晨的热气里无忧无虑地晒太阳。它也许是北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蛇了。菱形斑纹响尾蛇的确是美丽的动物，其名称来自其遍布全身的楔形斑纹，构成菱形的格子，边缘呈深褐色，内部为浅褐色——褐色与浅褐色，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颜色，是我童年的颜色，也是我家的颜色。雨果和我站定观看，只看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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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蛇、关于父亲、关于一个我永远都回不去的家的故事。魔鬼撒旦化身为蛇，出现在夏娃面前，这自有原因。撒旦没有化身为兔子、小鸟、松鼠或虫子，这也自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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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混沌空虚，一片黑暗。后来上帝言道：“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10]你也许会想，这纯属骗局。上帝是怎么弄出光的呢？光当然是一种能量，而我们的智慧后来使我们发现：在创造能量的过程中，上帝运用了两个原理：热力学第一原理和第二原理。根据热力学第一原理，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而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根据热力学第二原理，任何封闭的系统都往往会朝着最大的无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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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是封闭系统，便往往会发展成最大的无序。这意味着我们很快就不复存在。复杂的结构（例如你和我）是有序的：我们的复杂性就是衡量我们秩序的尺度。一个系统越是无序，其复杂性就越低。最大程度无序的系统，则会分解为构成它的粒子。这是一切封闭系统注定的命运。“熵”是科学家对无序的称谓。热力学第二原理告诉我们：欲防止熵造成的破坏，我们便需要能量。但热力学第一原理却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无中生有地创造出能量，而必须从另外的地方获得能量——更准确地说，必须从另外的事物获取能量。因此像许多生命体一样，我也是能量的转换器：我取得了另外某个事物的能量，使它成了我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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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上帝的做法吧，他说“要有光！”并运用热力学原理实施了这道指令。在那个瞬间，上帝要继续创造的世界注定成了能量的零和赛场。热力学第一原理使它成了零和赛场：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假定这个原理只运用于创世这个初始行动之后），因此只存在一定数量的能量，没有更多。任何需要避免热力学第二原理的破坏的事物，都必须从其他有能量的事物中获取能量——欲达此目的，它们必须分解那些事物，以窃用后者包含的能量。复杂性就是秩序，秩序是对热力学第二原理的挑战。我们都是轻微的违法者。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挑战热力学第二原理。我们靠借来的时间和窃来的能量活着。自从上帝说了“要有光！”宇宙就成了一个残忍的、毫无宽恕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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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原理造就了一切生命体，而生命体都有一个清晰的结果：大多数生命体的基本设计结构都是管道。其原因不难分辨。管道是最佳的能量转化装置。植物是静止的管道，动物是移动的管道。对那些变成了动物的管道来说，能量（其形式为有结构的生命物质）进入其一端。一旦这种物质被分解，能量便会释放出来，并在管道另一端排泄出废物。从设计的角度看，管道是满足这个要求的最简单的方式。来自另一个宇宙（我们可以假定那两条热力学原理不适用于那个宇宙）的动物学家很可能认为：有理由把地球上大多数动物群归类为虫类的亚种。我们是超级的构造，建立在我们的食道上，围绕着我们的食道——建立在我们曾一度是的虫子上，围绕着我们曾一度是的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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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被贬地球以前，他是晨星，是最美的天使。是光明使者，但被贬地球，就变成了受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原理——地球的基本原理——支配的对象。这颗晨星，这位光明使者，从生产者转变成了能量交换器。这就必须有伊甸园里的一条蛇，因为晨星必须变为一个管道。撒旦化身为蛇，出现在夏娃面前时，他既是媒体，又是讯息。他的外形，会使我们立即想到某种我们曾试图忘掉的东西。我们虫子的身体构造外面，裹着精细的身体外衣。我们几乎会忘掉这一点，但证据却一直在渗漏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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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命的虫子变得越来越复杂：建立在这虫子之上、围绕这虫子的身体构造越来越令人难忘。这也是热力学原理造成的。一只虫子想吃掉另一只虫子，以窃用后者的能量。另一只虫子逐渐生成了保护壳（甲壳）以防自己被吃。第一只虫子逐渐生成了一些器械（牙齿、爪子），以打破甲壳。另一只虫子逐渐生成了更坚实的甲壳或移动身体的工具，以逃避那些齿爪。生命就这样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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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某种奇怪的、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些虫子，或者说这种军备竞赛造就的一些虫子，达到了复杂性的某种极限，产生了意识。任何人都无法确定这种情况是怎样出现、何时出现的。但它确实出现了。这是福，还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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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的两条原理，使死亡和毁灭成了生命过程的组成部分，成了这个过程的基本要素。一个生物体，只有当另一个生物体死亡才能存活。一个根据这些原理构成的宇宙，将是毁灭的组合体。不过意识（其形式为有意识的动物）逐渐形成之前，这个宇宙里并无痛苦可言：不存在任何能感受痛苦的东西。没有意识的生物（例如植物或非常简单的动物）会受损和死亡。但它不能感受痛苦，因为痛苦是这种受损和濒死的意识。给这个世界带来痛苦和欢乐的，正是意识。若是意识带来的欢乐压倒了痛苦，我想谁都不会否认这是福。但我们很难弄清意识是怎样在这个既定的宇宙（意识就在其中逐渐形成）里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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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哲学家阿尔都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他虽然出生于位于如今波兰的格但斯克[11]，却通常被看作德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其他任何人都清楚。尽管他对热力学原理一无所知，尽管他根本不曾思考过能量的零和博弈，他的宇宙观还是十分近似我刚刚简述的宇宙观。叔本华认为，假定存在意识在其中形成的那种宇宙，那么意识造成的痛苦就会不可避免地多于欢乐：“这个世界上，痛苦多于欢乐，或至少痛苦与欢乐是等量的，欲快速地检验这个论断，就要用一只动物全力吃掉另一只动物时的感觉，去比较那只被吃动物的感觉。”意识本身并不是坏东西，但它却形成于一个坏宇宙：这个宇宙是根据热力学原理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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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虫类后代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并因此有了意识，每一只虫子后代便都能有意识地区分出自己在争夺能量的战斗中所处的地位。一般地说，表示这场战斗顺利的标志，被称为“欢乐”或“快乐”；表示这场战斗不顺利的标志，则被称为“苦难”或“痛苦”。这场战斗若很顺利，只要其他一切都未改变它，它便会继续下去。但这场战斗若不顺利，就必须认识到这个情况，因为这场战斗很快就没有机会继续下去了，无论顺利与否。因此虫子后代的意识，必须敏锐地获知那场争夺能量的战斗并不顺利，这种敏锐必须大大超过获知战斗顺利的敏锐。因此任何有意识动物的生命当中，除非格外幸运，痛苦更有可能超过欢乐：它在其生命过程中体验到的痛苦，会使它体验到的欢乐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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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事情进展顺利时，我们才从未真正地注意到。我那个叫苦不迭的跟腱——我跑此前两英里时，它还在沉睡。现在它醒了，纠缠着我，以毫不含糊的疼痛让我知道它在叫苦。我完全忘了其他一切进展得多么顺利。当然，顺利完全是相对而言的，但我的心仍在平缓地跳动，我的肺仍在做着还算说得过去的工作，即吸气和呼气。何况，除了那个跟腱，我小腿的其他部分也仍然都在做着它们该做的工作，毫无抱怨。所以总的来说，我的身体工作得很好。但我注意到这个了吗？事情进展得顺利，我心生感激了吗？当然没有，正如叔本华认识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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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只要未遇障碍，便会平稳流动，人和动物的天性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从未真正注意到，或真正意识到符合我们意志的事情。我们若注意到某件事情，就一定会挫败我们的意志，或者会感到某种震撼。另一方面，一切反对、挫败、抵抗我们意志的事情，换言之，一切使我们不快、痛苦的事情，都会迅速、直接、极为清晰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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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意识，或者说我们的注意力，会不可避免地关注我们生活里那些出了错的事情，这种关注大大超过了对那些正常运作的事情的关注。我的心脏在我跑步时有效地跳动，这是无须关注的事情。只要事情没有变化，它就会继续有效地跳动，因此我无须对它做什么。但我那个叫苦不迭的跟腱却的确需要关注，哪怕这种“关注”仅仅是我去注意它，再决定该怎么办：是继续跑，把它拉长，还是停止跑步。我若不关注它，它就会断裂，而那将意味着我跑步生涯的落幕。坏事需要关注，而好事却无须关注。正因如此，意识才往往会关注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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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认为，对人类来说，这种情势被我们相对复杂的认知能力，尤其是记住以往事件、预期未来事件的能力进一步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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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激情的主要来源，是关于不在眼前的和未来的事物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人的一切行为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正是这个思想，才是人的忧虑、希望、恐惧的真正来源。这些情感影响着人们，其深刻程度超过了眼前的欢乐与痛苦的影响程度。人具备反思、记忆和预见的能力，因此其实也就具备了一种浓缩、储存其哀乐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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