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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猜想宇宙终极命运的一种假说。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作为一个“孤立”的系统，宇宙的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加，从有序变为无序。宇宙的熵达到最大值时，宇宙中其他有效能量已全部转化为热能，所有物质的温度达到热平衡。这种状态称为“热寂”。热寂理论最早由爱尔兰物理学家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于1850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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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着思考：人、狗、意义和死亡 6.迪格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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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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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沿着迪格跑。迪格是一道大堤，穿过了法国朗格多克省的奥伯河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建造它是为了阻挡地中海冬天的风浪。迪格大堤南边是迈尔岛海区[1]，然后是海滩。一些年轻家庭已动身去了那里，去了那个充满了生命和温暖、回荡着孩子们夏日欢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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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跟父亲来这个地方时，我还是个孩子，他也比较年轻。并且无论我从那时到现在去过什么地方，我的人生好像总是会回到这里：这里一直召唤我回来，为我提供一个又一个借口，而我似乎无法拒绝。我对自己说：你现在当了父亲，还算比较年轻。十多年前，我从这个地方带了一些石头，去埋葬一只被我视为兄弟的狼狗。一个男孩对他与父亲的记忆，对年轻时的他与他死去的狼狗兄弟的记忆，对一个很快变老的人（生活再次把那个人带回到了这个地方）的记忆——这些记忆理应属于独身者的生活，这个想法使我震惊，使我根本无法相信。但这些记忆若不是我的，又是谁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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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格大堤的陆地一边有一些被遗弃的葡萄园。其实，冬天的地中海并不太在乎我们减轻其威力的努力：一个冬天里有两三次，海水会漫过迪格大堤。以前长着葡萄藤的地方，现在成了苦涩、破败的土地。以前那些加工葡萄的屋子被遗弃了，只剩下折断的葡萄藤，凋敝枯萎，与日益零星蔓延的大米草和湿地海蓬子混生于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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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这个概念，往往决定性地（以某种方式）造就了我们思考时间的方式。我们说“光阴似箭”，我们把时间想象为一条河流，甚至把时间想象为一个人和他的狗，沿着从过去通向未知未来的大堤跑步。我们用一些表示空间的隐喻去想象时间，这似乎表明我们根本没有真正地理解时间。另一方面，物理学家告诉我们：时间是熵的一种表现形式，时间的方向与熵增多的方向一致。我不能确定物理学家对时间的理解是否比我们其他人更清楚。但即使如此，与物理学提供的描述相关的隐喻也大为不同。熵就是无序，因此时间就是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变。有了这个认识，我们便可以把时间看作一系列波浪，看作汹涌的浪潮，涨起来，退下去，又涨起来，再退下去，反反复复。每一次退潮所剩的潮水，都比前一次退潮时少。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时，葡萄藤还是葱翠的新枝，藤上的葡萄压弯了它们。但时间的浪潮起了作用，而这就是所剩的东西。用不了多久，这些葡萄园所剩的东西便会返回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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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我们的不是时间之箭，而是时间之潮。我们终将全都返回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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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和我正在奥伯河半岛上做15英里循环跑。两个月前，我们从迈阿密来到了这里。在迈阿密的夏天，或在那片地方的狂风与暴雨的际会（这被说成是夏天）中，跑六英里就几乎要了我们的命，我们的体能也支持不了一个小时。但我们现在却在狂奔。一开始我们对这多出来的距离跑得很费劲，但两个月后我们就能用两个半小时左右跑完这15英里。当然，天气不算很凉。这是在6月的法国南方，气温大概只比我们离开迈阿密时那里的温度低几度，但干燥的空气使人很惬意。雨果很骄傲，甚至多跑了几英里，飞快地往前冲，奔向那些站在我们经过的田野边上的白马和黑牛。雨果不算特别勇敢，它朝那些牛马跑去，仿佛是在献殷勤，我对此抱以傻笑。就在几年前，我曾跟一些多少不同于雨果的狗在这里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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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沿着海滩往西跑，再沿着瑞维雷特湖（一个小型咸水泻湖）的岸边往北跑。然后，我们沿着迪格大堤又往西跑了两英里，离开大堤，一直跑到大迈尔湖（一个很大的咸水泻湖），瑞维雷特湖就是几个世纪前由它形成的（人们认为那是它的下沉使然）。我们沿着芦苇丛生的湖岸，又往北跑了几英里。我们的一边是湖水，另一边是田野，接着是葡萄园——透过我们面前的热气，中央地块上的山峦在远处闪亮。接着，我们跑到了南运河——贝济耶最著名的儿子彼埃尔-保罗·黎盖（Pierre-Paul Riquet）[2]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学遗产。这条运河长150多英里，起点是位于德铎盆地（在我们东边大约30英里处）以西的加伦河。我们只沿着运河朝着西边的维伦纽斯-莱斯-贝济耶跑了几英里，运河两岸茂密枫树的阴影，为它遮蔽了逐渐强烈的阳光。接着，我们在那条穿过葡萄园、通向赛里尼昂的土路上继续跑。我们到了海滩，再转向东跑，东边是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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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只是偶然的事情：距离、方向、时间，甚至风景，都是偶然的。它们都无关紧要。奔跑的心跳才是跑步的本质，才是跑步的本真。在这里，在朗格多克的一个初夏清晨，心跳是柔和的。这里有我双脚轻踏沙土地的声音，有雨果“呼呼”的喘气声，还有拴在它脖颈上的小铜牌的“叮当”声。这里能听见飒飒山风，在我头顶上的枫树枝和我周围的葡萄藤之间作响。蝴蝶在和煦的微风中曼舞。跑步发挥其效力时，我便迷失在了它跳动的心中。我们继续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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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另一次跑步，虽然其路线与这次差不多，却是在不同的时间，几乎是在不同的生活里。兽医告诉我，我的狼狗布勒南得了淋巴癌，用专业术语说，其预示就是“警惕”[3]。这就是说，它快死了。这件事很快就会发生，我的首要责任，我能为我这位老友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尽量让它死得轻松一些。这也许意味着我的纠结。它若能在夜里悄然离世，毫无痛苦，不知不觉，那就好了……但恐怕事情不会如此。自从我六岁时麦克斯二世在睡眠中溘然而逝，我的任何一只狗都不曾这样死过。我要做个决定，做个最后判断。这判断将是：布勒南的生命已不再值得去活了。其生命无论是多了一秒还是少了一秒，都不值得再去活了。这就是目标。因此我必须带布勒南去见兽医，我不得不请兽医杀死它。我这是出于仁慈。我犯了错误。我总是怀疑我的决定。即使现在，在多年之后，我仍在自问：那天该杀它吗？我那个决定对吗？那个决定是不是太仓促了？我的决定是不是太慢、太迟、太软弱了？我一直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永远都回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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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从寄宿狗舍把尼娜和苔丝接回来，我让它们在那儿住了些日子。那时它们还年轻，拼命似的想出去。我认为让布勒南小憩一下，暂时离开尼娜和苔丝难挨的活泼，对它会有好处。我们回来时，我立刻注意到布勒南的行为变了。它比这几周更欢乐、更警觉、更有趣了，我给它吃意大利细面条，那是我给自己做的午餐。它很快就吞掉了面条。接着，它干出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它蹿上沙发，嗥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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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南还是一只年轻狼狗时，有一个常在小聚会上表演的节目。它会朝着一张有靠背的椅子猛冲，跳上椅子，再朝墙壁跑过去。当它跳到了体力能让它跳的最高点——它通常能跳到起居室墙高的四分之三左右——它就会抬起两只后腿来转圈（这是犬科动物的一种侧滚翻），再跑回到墙前。它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我们在屋子里闲混日子的时间已经太久，该出去跑步了。时间渐渐耗尽了它这种蛮横的崇尚运动之举：跳到椅子上嗥叫，已经成了这些活动在它中年时的替代品。不过，我仍然清楚地知道它想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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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一头有一条水沟，我们一到那儿，布勒南就开始来回地跑，跑到花园另一头的几棵树那儿，再跑回来：这展示了我多年来没见过的兴奋——至少我没见它这么兴奋过。我们离开屋子时，我打算先轻松地散散步，这段时间让它有机会嗅嗅气味、给一小块领地做上标记。但它习惯里的某种东西（也许是它杏核形眼睛的闪光）却使我确信出了怪事。于是，我们做了一件事，即使现在，我都不能完全相信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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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有半年多没跑步了。我曾多次试着去跑。现在布勒南老了十多岁，跑步时很快就会落在后头。我起初试过把这个情况跟跑步结合起来：先往前跑一会儿，再慢跑回来，跟布勒南一起跑，接着再往前跑，追上尼娜和苔丝。我想，让我决定不再这么做的正是布勒南脸上的绝望表情，那绝望伴随着一个认识：你的身体已不再听你使唤——我承认，这是把我的心思投射给了布勒南。当然，尼娜和苔丝仍然能整天地跑。但我可不能对我这位老狼狗兄弟这么做，因此我与狗群的跑步就转变成了温和的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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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我们最后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同跑。我很快地穿上短衣短裤，翻出了被我扔在一边的跑鞋，然后我们沿着一条窄路朝树林跑，那条路能把我们带到南运河。最初两三英里，我们跑在大枫树的阴影里。当时若是7月，那些树便会使我们万分欣喜。但当时不是7月，它们没使我们欣喜。当时是1月，还有几天就是新年。这一次的山风带着洛泽尔和奥沃涅之雪的味道，朝着枫树间向下猛刮，那些树就像一个枫树风道。这次跑步冷得要命。每一次跑步都有自己的心跳，但这次是一颗寒冷的心的跳动。那些大枫树的树枝了无生机，没有树叶，被带雪味的山风吹得摇摇晃晃。我们的脚步没有声音，我们的呼吸，以及布勒南的链子的“叮当”声，都消失在了风中。那就像我们根本没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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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盼着布勒南很快就累。我盼着早点儿回家。但它不累，一点儿也不累：它就像在我（我几乎就像它一样老）身旁的地面上飘，一副毫不费力的样子，几乎就像飘着，离地面一两英寸，几乎就像它不是快要死了。其实，若必须从我们两个当中挑出一个快要死的，你几乎一定不会挑布勒南。可以说，对我来说，在法国的那一年并不太愉快。那段时间里，我写的不多，想的不少，但最重要的是喝了很多新酿的红酒——我成了红酒的好友，尤其是弗格雷斯红酒和圣芝尼安红酒。我曾停止跑步，渐渐迷上了红酒。因此我当时的状况是：温和，迟缓，俯瞰着40岁这个年纪，自从审视我的年纪成了坏事之后，那还是第一次审视我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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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两三英里外的那个村子，很快就见到了南运河的一条岔路，于是沿着村子葡萄园边上的土路跑。我当时有点担心，因为我们快要接近离我们房子最远的地点了。癌症使布勒南体重大减，但即使如此，它的体重想必仍有120磅左右。我真的无法想象不得不背着它走三英里回家。但它还是像飘一样地跑，仿佛它体内的死亡并没使它烦恼。我们跑了大约一英里，小路朝南拐去，把我们带到了大迈尔湖东岸。我们一边是大迈尔湖，另一边是田野，田野上分散着一些当地的白马与黑牛。好多牛都站在齐膝深的水里。我们似乎没怎么打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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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和煦，温暖着我们。我们现在把树林留在了身后。连山风都吹不走太阳的温暖，而午后的太阳已开始了它沉入大海的缓慢之旅，阳光在被朔风吹乱的大迈尔湖面上狂舞。我们沿着这片泻湖跑了大约一英里，便到了迪格大堤。我们在那儿跑了半英里左右，然后再次向南跑，很快跑到了海滩。我们在那里休息，坐在正在消失的一月的阳光里，望着海浪轻轻地冲刷着金色的沙子，被树桩过滤过的沙子，冲刷着上周的风暴卷来的碎石。太阳慢慢地落向雪峰兀立的卡尼古山[4]，它安卧在海滩周围的群山中，其南边就是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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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屋正等着我们两个。但至少还有那么一刻，我们曾坐下来望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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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南死时，我39岁。使我震惊的是，那一年对我们两个来说都不算太好：一种生存（坏的生存，不是好的生存）的世纪末状态。那一年，我们的髓鞘开始崩溃。髓鞘包裹着神经轴突，神经轴突是大脑细胞之间的联结。这些髓鞘碎得越厉害，神经之间的连通性就越差。由此开始了认知与运动能力衰退的长期过程。你处理信息能达到的速度，你移动自己身体能达到的速度，随着被称为神经的“动作电位”的频率而增加。这是一种沿神经轴突发生的放电过程。快速的信息处理、快速的身体运动，都需要高频动作电位的爆发。高频动作电位的爆发，依赖于包裹着神经轴突的髓鞘的完整性。因此这些髓鞘若是破碎了，你就既不能像以前那么快地思考，也不能像以前那么快地运动了。髓鞘的完整性从39岁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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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我的肌肉总量也减少了20%。自那天我跟布勒南坐在海滩上，这是另一件必定会发生的事情。至少，这是40～49岁之间肌肉的标准减量。跟布勒南沿着奥伯河半岛跑步那天，我还没到48岁，远远没到——但即使没到，我的肌肉也已减少了。诚然，变老的速度因人而异，但一旦身体的任何部位开始衰老，若无任何严重干预，那衰老便通常都是线性的。这就是说，我们任何方面衰老的轨迹都是直线。那条线的斜度因人而异；在同一个人身上，那条线的斜度则因能力不同而异。但就每一种能力而言，那条线通常都是下降的直线，除了少数的局部轻微偏离。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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