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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为仅次于“不良”级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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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于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半岛，海拔278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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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段涉及生态学的“R-K选择理论”，该理论研究生物种群的繁殖规律，由美国生态学家麦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和威尔逊（Edward Wilson）在1962年提出，认为体型大、生育力低、能良好保护幼小个体的是典型的K选择型物种（如脊椎动物），而体型小、生育力高、对幼小个体抚育时间短的，则是典型的R选择型物种（如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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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指与人类一同进化了的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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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原文中为“伯纳德·威廉”（Bernard William），这显然是错讹，应为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英国道德哲学家，1999年受封为骑士，其著作包括《自我问题》（Problems of the Self，1973）、《羞耻与必然》（Shame and Necessity，1993）、《真与诚》（Truth and Truthfulness，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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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伯纳德·威廉姆斯《个人、性格与道德》（Persons，Character and Morality，1976）一文。他认为，人人都有绝对欲望，它们不但构成了基本人格，而且是人们议论人生的基本要素；不能以任何外在的道德要求命令人们放弃它们，因为它们就是人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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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这是夸张的比喻，指那些人对老哲学家的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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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比喻要害，此指作者最易受伤的脚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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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狗与同类或人类交流的一种身体语言，前脚趴在地上，胸口贴地，身体后部仍然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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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着思考：人、狗、意义和死亡 7.自由的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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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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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在大约八分钟前开始，我刚跨过起跑线。在两万多名参赛者当中，我的排名在一万以后——至少珊瑚阁的长跑赛开始时，一直流传着这个谣传的名次，还有大量的人在我后面。我希望一直如此。正如人们所说，总会有人跑得比你慢，但他们今天没来。拖沓的行走变成了混乱的慢跑，我跨过了起跑线，然后……我必须跑到比斯坎[1]林荫道旁的草地上。脱水会增加抽筋的风险，抽筋会增加肌肉撕裂的风险，因此我确保做到了一件事：从早晨4点上火车到6点15分起跑，其间我喝了很多罐“给他力”[2]。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因此我开始对我今天的前景感到相当乐观。赛前我最后一次上移动厕所时，我想必还在待跑护栏以内。参赛者的队伍很长，移动得很慢，所以我不得不离开人群，躲到海滨公园里，但在那儿碰上了迈阿密-戴德县的警察，而我若在别的情况下这么做，他们至少会朝我发射泰瑟电镖[3]。起跑线旁边的那块草地上，远不止我一个人——大概还有一百个男男女女。我们留在待跑护栏内有半个多小时了，看来很多人都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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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必要的谨慎，回到了比赛里，在一条微微上坡的岔路上跑，它通向麦克阿瑟堤道。到目前为止，我好歹达到了计划中的马拉松速度，我估计这个速度是令人目眩的每小时5.5英里，并且我的小腿到目前为止还没出问题，接下来的赛程就有点棘手了。麦克阿瑟堤道的第一段是全程中最大的斜坡。一些人打算走上去，这么做很合理，你靠奔跑省出的少量时间，补偿不了你体能的额外消耗，那些体能对（例如）20英里及更远的长跑至关重要。我跑完了这段路，很是高兴。我的问题与此不同。我不想从另一边跑下坡。下坡时，想必小腿承重更多。这当然是我小腿长期问题的开始。当然，谁都不会把麦克阿瑟堤道的微微上坡比作金塞尔的那些山。可是，我之前跑下一个几乎看不出来的小斜坡（经过一个水道）时，我上一次的小腿损伤就自动宣告了它的存在，我因此失去了一切机会。我知道麻烦来了。我周五收拾好行李之后，着魔似的研究了比赛全程路线的录像，并一直计划走下那个斜坡。我就是这么做的。我走到坡底时，小腿还算好，我觉得这是个胜利。我开始相信一切都会顺利，至少我的小腿会如此。而我跑完26.2英里所需的全身健康和能力，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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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有两个不利之处。第一，我的训练时间被大大缩短了——推荐给马拉松初次参跑者的训练，我只完成了一半。在过去两个月里，我什么都不能做。第二，我不擅长跑步，自然也不愿重返适于跑步的状态。因此我能做到的便只是要放聪明些。换句话说，要格外地保守，至少在比赛的前半程要如此。因此，我就挤进了每小时跑2.3英里的“配速跑步者”[4]当中。这不是事前计划好的。赛前我连有“配速跑步者”这种事都不知道，更不知道那些人都很友爱，全程都举着标志牌，上面写着他们跑步的计划时速。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无论是谁最先想出来的，都理当尊为圣徒。我跟在写有“2.3”的牌子后面跑，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按计划，我现在应该在已跑完的13.1英里处停下来。在麦克阿瑟堤道另一头，我暂时离开了那些配速跑步者——我们穿过南滩时，那儿还有一个下坡，我也是走下去的。但此后我稍稍加快了速度，追上了那些人，然后只管低头奔跑，在每一个救护站（从标有三英里的地方开始，差不多每一英里就有一个救护站）都喝四杯“给他力”水，而那只是为了全身放松，自得其乐。我们跑上南滩时，太阳已经低垂，就像悬在高高的天际线上的一个金色的希望。我放了心，非常兴奋，非常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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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迈阿密已住了四年，但很少去南滩，那儿有酒吧、饭店和夜总会。你有了两个小孩，你又属于那样一种父母：对孩子们晚6点的就寝时间抱着一种绝不让步的独裁主义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常去南滩了。在这个寒冷却很晴朗的早晨（以迈阿密的标准，所谓“寒冷”是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我7点前后跑上滨海大道时，其实想的是：这也许是我第三次来这里。在这里，沿街有很多张微笑的脸，冲着每一个人（包括我）大喊大叫！这显然是在鼓励我们。美国人喜欢受鼓励，鼓励声越大越好。我对鼓励却没迷到这个程度。这无疑是英国人的性格。我该怎么办？我可以不理他们，但那会显得粗鲁无礼、不知感激。我也可以对每一个尖叫的支持者报以片刻赞赏的微笑，可以做出滚浪的手势，甚至可以举手击掌[5]，但那似乎会使我分心，也很费力。对我已得到的，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尝试着稍微加快脚步，好尽快跑完这段赛程——加快节奏，以避开那些刺耳的噪音。但我知道这在后来会惹出大麻烦。因此我采取了第一个办法，粗鲁无礼、不知感激地喘着粗气笨重地向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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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上了滨海大道，那儿的咖啡店和饭店都空无一人，大道东边是几条我叫不出名的大街。我朝北跑，经过林肯路，那儿有更多我从没见过的街道。然后我们跑到了威尼斯堤道，它会带着我们远离海滩，返回市区。这个堤道是由一系列短桥连起来的几个小岛。向左看去，我见到了比斯坎林荫道两边高耸的酒店大楼，那条林荫道是半程和全程马拉松的终点线。又跑了八英里。离半程马拉松终点还有五英里。参加配速跑的人（也祝福他们）已望见了终点的标记。2点20分左右，我发现我跑到了12.8英里的标记那里。现在是做出决定的时候了。我可以止步于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我报名参加的是全程赛，9月我得了假性痛风之后也没打退堂鼓。但半途止步却是可行之选，我想他们甚至会发给我一块半程马拉松完成者的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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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迅速估计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得出的结论很不明确。我很累，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我当然没有筋疲力尽：桶里还有些汽油，但我不知道够不够让我跑完下一个13.1英里。我想，这种刻意的估计其实也许只是附带的现象，只是我清醒的头脑喜欢采用的一种伪装，只是它喜欢玩的一种游戏。我始终都知道：我打心底很想接着跑下去，试着跑完全程，除非我的小腿彻底失灵，或者我的双腿完全不听使唤。因此我知道，我是想弄清什么能把我打败。若就此停下，我便会想象出我此后一周的状态——为了我可鄙的谨慎而恨我自己，整整一周都在不断自问：我若跑完全程，又会怎样？我会受不了。哪怕我试过却失败了，哪怕我跑不完第二个13.1英里，至少我能知道自己全力以赴了，更能确切地知道我具备的一切能让我走多远。有的时候，知道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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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跑道在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关闭了，所以我转到了右跑道上。对比十分鲜明。半程马拉松结束了，那条跑道上有很多很多笑脸，有快乐的喊叫，有噼啪的掌声，有高举的手臂，周围是亲友们响亮的欢呼。那条跑道的大部分已经没有人了，也静了下来，它就像是一条诅咒之路，而不是拯救之路。我用手机给妻子爱玛打电话（我的手机塞在了跑步腰带里，以备不测），告诉她不必过来见我，几个小时后再说。接着，我跑过第四大街的桥，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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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许并没为这次马拉松赛做过特别训练，但我多年一直进行长跑。我是在12月初开始训练的——20英里；去年夏天，我又在法国练了长跑，至少那次跑步的里程离20英里差不太多。我一直在练长跑，时断时续，这可以追溯到我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生活的日子。那时，跟我同跑的那些狗还年轻。我经常辛苦地长跑，因为它们需要如此。有时，它们一大早就醒了，跳出了墙外，于是我就知道了我们今天要去跑20英里，完全是为了取乐。它们老了以后，我们的长跑渐渐停止了，也许每天只跑够了5英里，然后只是漫步。它们死后，跟我同跑的几只狗又是年轻的，跑的距离也加长了。我对自己说：这两个十年的跑步即使是间断的，也已经影响了我今天的状态。我认为它们一定会如此。但我只想弄清：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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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开始跑步时，或者说你长期不跑后再度开始跑时，你的跑步往往会包含多种状况，我最近决定把它们称为“笛卡尔状态”，其名源自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笛卡尔认为，身体（笛卡尔有意把身体与大脑合为一体）是一种物体，它与其他物体的唯一区别是其细节构造。头脑或心灵、精神、自我，笛卡尔放心地认为这些词可以互换，则与身体大不相同。头脑是非物质的，由各种不同材料构成，服从于一些规律和原理，与物体服从的不同。由此得出的观点就是笛卡尔二元论，即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作两种非常不同的事物的混合体：一种是物质的身体，一种是非物质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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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状态和我一起，可以回溯到很多年以前。今天它第一次亮相了，不用说，它也曾出现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有时出现在14英里的路标之后。我对我的腿说，先让我跑完15英里，然后你们可以走一会儿。但我当然必须保证一点：今天我也像在去年11月那样撒了谎，当时我正尽力把我的长跑距离恢复到20英里。在长跑中走一段，这并不算错，至少我这么认为，尽管别人会不同意，前提是你不得不走。训练不足、状态不太适于长跑的人跑完马拉松的办法之一就是，有意在比赛中插入几个步行的时段。例如，你可以先跑20分钟，再走5分钟——我周五收拾行李时，有人就给了我一些忠告，这就是其中之一。或者你若愿意，也可以先跑5分钟，再走1分钟。对一些人来说，这个办法也许极为管用，但我认为它对我不灵。我太缺少训练了。对我来说，步行太容易上瘾。我若现在开始步行，便不敢保证自己能再跑起来。长跑中会出现我打算步行的时刻，但我必须尽量推迟那个时刻的到来。因此有时跑到14英里的路标之后，撒谎便会开始。但谁是撒谎者？对谁撒谎？当然像是我的头脑在对我的身体撒谎。不幸上当的，正是我的身体。需要被说服的，也正是我的身体。但头脑与身体若不是两种不同的事物，我的头脑又怎么对我的身体撒谎呢？正是这种直觉，才决定性地启动了笛卡尔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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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会发现这些二元直觉令人惊诧。我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都忽视了二元直觉。很久以来，笛卡尔二元论一直都在为一些经验的、逻辑的问题所困扰。近来，有少数人认为头脑和身体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存在。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或者把构建令人信服的论证、以反对二元论作为己任，或者发明一些容易使人上当的含糊之词，例如“机器里的鬼”[6]，以诋毁二元论，但并未奏效。笛卡尔不可能是正确的。我知道这一点。但从长远看，我有时却几乎相信他是正确的。尽管如此，无论是对是错，这些二元直觉（你若愿意，也可以说笛卡尔式沉思）都仅仅是开始。精神的幻想只是长跑所能表现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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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笛卡尔状态通常都会让位于我的老友，即思想活跃的状态。我现在想，可以用另一位哲学家的名字给这种状态命名。这是跑步的一种“休谟状态”，其名源自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有个著名的段落：“每当我最私密地进入我所说的我自己，我总是会发现这个或那个具体概念，例如‘冷’与‘热’、‘明’与‘暗’、‘爱’与‘恨’、‘苦’与‘乐’。无论何时，若没有概念，我就根本不能思考自己；若没有概念，我也根本不能讲述任何事物。”休谟所说的“最私密地进入我所说的我自己”，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内省”。你内省时，你关注自己内心时，发现了什么？休谟说，你会发现思想、感情、情感和感觉之类的东西。我认为他说得对。你内省时能见到你正在思考、正在感觉的东西。思想、感情、情感和感觉，有时都被称为“精神状态”。因此，休谟的观点是：你绝不会见到你的头脑或自我与这种“精神状态”分离。或者换一种方式表述这个观点：你见到你的头脑或者自我的方式，就是见到它的各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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