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712520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在方法论上追求对称性、一致性或均一性来展开功利主义理论的。不过，在第四章的结尾部分，我们不是用关于一致性、对称性或均一性的论证，而是用关于未确定性的论证来支持梯度性的直接功利主义。不过，这种出于不确定性或未确定性的论证对于我们的基础性的方法与假设来说，既有宽厚的一面，又有严厉的一面。这个论证要求我们不要再接受常见的最优化型（或满足底线型）的行为功利主义。由于最优化型的功利主义被批评为是太过严厉或严苛的，或许我们有理由去放弃这种最优化型的功利主义，而去偏爱那种可以轻易地避免来自“太过严苛”的批评的梯度型功利主义。
1701712521
1701712522
然而，我们将在第四部分看到，来自未确定性的批评还可以以一种我们未曾考虑过的新的方式出现。而这种关于未确定性的新的断言（当我们把它与功利主义在还原论与排除论之间的未确定性放在一起的时候）将产生一些推论，这些推论比我们之前讨论功利主义的未确定性时的那些断言更令人不安。我们会发现，功利主义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后果主义将陷入一种比现在更糟糕的理论处境，而相应地，美德伦理学将处于一种相对较好的处境。不过，在我们转向这一议题之前，我想要更多地谈谈，在我看来美德伦理学相对于功利主义所具有的直观优越性到底是什么。
1701712523
1701712524
1701712525
1701712526
1701712528
从道德到美德 第四部分 偏好美德伦理学的理由
1701712529
1701712531
第十四章 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学间的主要争议
1701712532
1701712533
在上一章中我用了许多时间来讨论斯多葛主义与其他一些更广泛多样或更具包容性的一元主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论后果的直观不合理性。上一章中所讨论的一元主义是个人利好与可赞赏性/美德这两个类别方面的一元主义。我也提到了，一般意义上的向着一元主义还原的功利主义的一些不合理的方面；不过我在这个问题上没花多少时间，我所做的仅仅是简要地表明某个个别的品格特质的可赞赏性涉及某些超出了或不同于“促进总体人类福利的倾向”的东西。在本章，我将用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对功利主义的接受将产生哪些不合理的东西。而且，我将主要关注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学各自对于“什么令个体特质值得赞赏或卓越”与“什么令一个人或生活的整体值得赞赏或卓越”的观点，因为这将帮助我们达到一个处理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学之争的关键点。那些被功利主义赋予最高评价的人与特质，与那些被常识的非道德主义的美德伦理学赋予最高评价的人与特质十分不同。特别是，我们将看到，这两种进路在这一领域中所做出的比较级价值判断在基本的合理性方面是如此地不同，这使得功利主义变得更加可疑，也让我们有了另一个确定的理由去青睐美德伦理学。
1701712534
1701712535
什么让生活值得赞赏？
1701712536
1701712537
功利主义与常识美德伦理学都允许我们区分值得欲求的东西与值得赞赏的东西。对美德伦理学来说，在生活中有一些值得欲求但并不值得赞赏的东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德伦理学允许我们认为，某些生活值得赞赏的程度要超过了其值得欲求的程度。当然，一种范围更广的包含了道德判断与道德相关判断的常识伦理学将会发现有两种可欲性：事态的可欲性与个人利好的可欲性。不过，美德伦理学对通常意义上的道德的放弃大大地简化了它对值得欲求的东西的构想（个人利好是唯一的一种它视作值得欲求的东西），尽管它允许，那些值得赞赏的东西也可以被算作对个人有好处的东西，从而也可以算作值得欲求的东西。
1701712538
1701712539
功利主义还区分了两种基本的评价类型，就我们的讨论目的而言，这两种类型可以与值得赞赏与值得欲求之间的区分很好地对应起来，尽管这种对应并不是在每个方面和细节上都完美。功利主义区分了内在性评价与工具性评价。当我们允许“工具性地好的事态”这样的观念时，对功利主义来说，内在评价对应于值得欲求的东西，而工具性评价对应于值得赞赏的东西。功利主义既允许内在的好事态，也允许内在的个人利好。不过正如我们看到的，按照功利主义的假设，内在的好事态可以还原为内在的个人利好。因此，内在的个人利好便是功利主义所认为的值得欲求的东西（至少，为了能够与美德伦理学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某个重要的意义上，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学都认为个人利好是（唯一或终极性的）值得欲求的东西，尽管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什么构成个人利好方面，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巨大的差别。
1701712540
1701712541
在值得赞赏的东西方面，功利主义认为义务性行动和道德上正当的行动都是工具性的好东西，认为它们对应于或等同于可赞赏性的实例；而我们的美德伦理学则排除了道德的类别，而且没有为道德的（而不是“涉他的”）可赞赏性留下任何理论位置。在美德伦理学看来，帮助他人或许在涉他的方面是值得赞赏的，但这美德伦理学并不认为这种帮助是道德上好的或道德上值得赞赏的。
1701712542
1701712543
我们也看到，美德伦理学允许一些非工具性的美德，而功利主义显然并不允许这样的美德。那些功利主义认为构成美德的东西，同时也是功利主义认为构成卓越的或值得赞赏的特质的东西；那些美德伦理学认为构成美德的东西，同时也是美德伦理学认为构成卓越的或值得赞赏的特质的东西。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学在这方面意见一致性，就遮蔽掉这样一个事实：对功利主义而言，只存在着工具性的美德与可赞赏性；而对美德伦理学而言，既有工具性的美德和可赞赏性，也有内在性的美德与可赞赏性。此外，大部分功利主义者追随着休谟的观点，并不区分美德与其他的值得赞赏的特质，也不区分那些伦理上值得赞赏的行动/成就与那些仅仅在审美或智性上值得赞赏的东西。[189]因此，为了能够在关于“在人类生活中什么是值得赞赏的”这个问题上的功利主义观点与美德伦理学观点之间进行一般性的批判性比较，我假定美德伦理学能包括这样一些判断：那些关于一些最终可能不能算作美德/品格特质的直观判断，与那些出于非伦理的理由才值得赞赏的行动或成就。
1701712544
1701712545
我们的前一章主要关注着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学对可赞赏性与被理解为个人利好的可欲求性之间的关系所作的那些彼此不同的判断。而这两种进路之间的分歧表现为两个问题：值得赞赏的东西与值得欲求的东西在基础层面上是不是彼此不同的，以及，如果它们不是彼此不同的，那么它们是应该通过还原而等同起来，还是应该通过提升而等同起来。我现在假定，提升主义不能被用于美德伦理学，因此美德伦理学必须在可赞赏性与可欲求性/个人利好之间持一种基础性的二元主义观点；而功利主义则必须把值得赞许的东西还原为值得赞赏的东西/个人利好。我们对这两种进路的批判性比较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
1701712546
1701712547
不过，我们绝不能假定，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学关于“什么使得生活或特质值得赞赏”的观点之间的根本分歧，仅仅是上面这种对可赞赏性与可欲求性的关系的还原主义一元论观点与二元主义观点之间的分歧。毕竟，利己主义也可以用二元主义方式来构想可赞赏性与可欲求性之间的关系，然而，利己主义关于“什么令生活/特质值得赞赏”与“哪些特定的生活/特质比另一些要更值得赞赏”的判断不仅与一元论功利主义的判断极不相同，也与我们捍卫的这种美德伦理学关于自我—他人对称性的构想极不相同。
1701712548
1701712549
而且，很容易被忽略的是，非利己主义美德伦理学与功利主义关于值得赞赏的特质、人与生活的观点差异并不能简单地归于这样一种分歧：值得赞赏的东西到底是能被还原为个人利好，还是构成个人利好之外的一个独立类别。因为，这些差异也部分地依赖于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学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避免利己主义的，或者用更清楚易懂的话来说，依赖于这二者所遵循的不同的自我—他人对称性标准。功利主义以一种为每个个体赋予相同权重的标准来进行评价；它在彼此分离的个体的意义上是自我—他人对称的。美德伦理学在集合体的意义上是自我—他人对称的，这意味着，它向作为一个种类或个体的自我/行动者/特质的拥有者与作为一个种类或类别的其他人赋予相同的权重。这两种差异，即，在将可赞赏性还原为可欲求性方面的差异与在自我他人对称性的恰当形式方面的差异，都促成了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学关于生活与其他东西的可赞赏性的看法的分歧。我将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喋喋不休，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学的那些关于值得赞赏的生活的彼此不同的判断既依赖于自我—他人不对称性方面的不同，也依赖于还原性方面的不同，还依赖于二者在“是否存在着非工具性的美德或可赞赏性”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分歧。
1701712550
1701712551
对功利主义来说，一些特质、生活或人之所以比另外一些更加卓越或值得赞赏，是因为它们更能够导致总体上的人类的或有感知的存在者的幸福。[190]（我们坚持使用比较级判断，因为我们已经暂时性地推论出，我们最好用梯度性的形式来表达功利主义；即便如此，美德伦理学的比较级判断显然也与功利主义的比较级判断相冲突。）实际上，功利主义通过效用原则的某种梯度性变种来工具性地评价生活或人；然而，没有任何单一的、可清晰表述的原则能够表达我们关于“哪些生活或人比哪些生活或人更加值得赞赏”的常识美德伦理学判断的基础或根据。
1701712552
1701712553
因此，看起来功利主义可以通过“某个生活或人是更值得赞赏（或更不糟糕可鄙）的，仅当这生活或人对人类幸福的贡献是更大的”这个原则来比较不同的生活与人，以及同一个人的不同的可能生活。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假设，“对一个人的总体影响”等价于“对这个人的生活（的各个事件与其他相关方面）的总体影响”。[191]
1701712554
1701712555
与此相反，我们对“生活或人的可赞赏性是较多还是较少”的常识评价依赖于一些很难被统一起来的考虑。即便是在第六章出现的那些作为美德伦理学思考的综合标准或教义的完全与不完全原则，也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作为统一性原则的东西。这些原则建议我们在可赞赏性或拥有美德的方面改善自己与他人（以及不在这个方面腐蚀自己或他人），却从未明确说明哪些要考虑的因素构成了可赞赏性，以及这些因素如何联合构成了对可赞赏性的总体判断，因此，这些原则既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可赞赏性的统一标准，也没有明确提供任何像罗斯的表面义务六条目那样能作为可赞赏性的基础的东西。[192]
1701712556
1701712557
我并不想低估常识美德伦理学以罗斯的那种表面道德原则的方式或者以关于现实与可能的行动或品质群体的决疑论的方式进行自我系统化的能力。然而，鉴于我们现在关注的不是这个，我不认为在这里做这些是必要的。先前我们已经看到，被常识思考认为是构成可赞赏性或美德的东西并不与那个美德的拥有者的福利或利好严格地关联在一起，更未与全人类（或全体有感知的存在者）的福利、幸福或个人利好关联在一起。我们也看到，某些种类的个人力量与个人自足性代表了关于人的可赞赏性或卓越性的一种平常却根深蒂固的观念。很清楚的是，就我们这里的讨论而言，许多不同的因素似乎都与对可赞赏性的常识或直观评价有关，这些因素似乎都能影响我们对人的特质、人本身或人的生活的评价的高低。实际上，将要提到的这个具体的例子便是基于多种多样的因素，尽管这种复杂性似乎并没有损害我们在这一领域中的观点的牢固性。在这里，与功利主义的比较最为相关的是，在我们对可赞赏性的多少进行直观评价时，涉己的考量因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701712558
1701712559
例如，我们极大地赞赏亚历山大的专心致志、组织力与自信，迪斯雷利的干劲、活力与面对反犹主义时的镇静，塔列朗的远见与外交上的优雅，我们也赞赏这些人本身。然而，我们的这种赞赏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关于人类从这些特质或人身上所得到的好处的考量。（当然，我们，当我们这样赞赏这些人的时候，我们也假设这些人并不是残暴的恶魔或彻底的自私自利者。）假设，一方面，这三个人的杰出的事业生涯并没有给人类生活带来好处，甚至可能让人类生活变得更差了一些；另一方面，有这样一些安分守己的人，他们的涉己和涉他的个人品质都不如上面这三个历史人物那么出众和值得赞赏，不过他们为自己狭小的熟人圈子带来了确定数量的好处。与这些寻常人相比，我们仍然倾向于对那三个历史人物给予更高的评价，对他们的生涯感到更多的钦佩尊敬。
1701712560
1701712561
我认为，这些例子表明，对人的高度评价可以极大地基于非利他性的品格特质或性格特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被功利主义当作卓越或可赞赏性的基础的那些因素。功利主义必须认为，对人类或有感知者的幸福的总体贡献是个人可赞赏性的高低的唯一决定因素。因此，对功利主义来说，关于上面这些历史人物与寻常人的可赞赏性的比较级判断取决于其中每个人创造的总体净幸福的数量。这样，只要这些历史人物中的某个人在创造人类净幸福方面做得稍差一些，功利主义的结论就会与我们中的许多人或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
1701712562
1701712563
同一个论点还可以通过比较常识观点与功利主义关于可赞赏性的反事实判断来展现。我们知道，千百年来苏格拉底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有益的影响，而这些巨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来自柏拉图在对话录中对苏格拉底的描绘。假设苏格拉底的言行从未被记载，那么他对人类幸福的贡献就会小很多（若考虑到苏格拉底选择了自己的死刑，这为他的亲友所带来的痛苦还会进一步削减这贡献），甚至小于一些仁慈宽厚的普通人对人类的贡献。然而，鉴于我们认为我们对苏格拉底的那些了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说，即便如此，苏格拉底仍然比几乎所有其他人都更值得赞赏。
1701712564
1701712565
此外，直接功利主义通过对人类或有感知者的幸福或福利的总体影响这一标准，不仅对总体的生活或人进行评价，也对给定个体的特定特质进行评价。因此，功利主义必须仅仅以相关特质对人类总体幸福的效果这一标准来评价亚历山大的专注与迪斯雷利的活力与干劲。然而，从常识的视角看，这种对特质或美德的可赞赏性的评价标准完全是片面和荒谬的；实际上，以这种标准来评价特质和美德，要比以这种标准来评价生活的整体或人还要片面和荒谬。
1701712566
1701712567
下面，让我们转向去讨论，在涉己与涉他的美德方面，功利主义与常识观点有什么差异。
1701712568
1701712569
我们对那些同时具有（杰出的）涉他和涉己的美德的人的赞赏，并不必然大于对那些具有较多的涉己的美德、较少的涉他的美德的人的赞赏。在日常直觉方面，我们并不明显倾向于认为，那些为人类带来了较大福利的人比那些其卓越性不通过影响人类福利来得以展现的人更值得赞赏。圣方济各、乔纳斯·索尔克、特蕾莎修女等人对人类福利做出了极大贡献，而且我们也极大地赞赏他们为人类幸福所做的努力。亚历山大、萨缪尔·约翰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玛莎·格雷厄姆斯或苏格拉底等人具有值得赞赏的特质与活动，但他们的特质与活动并不是主要地或排他性地集中于促进人类福利这个方向上。我们必然会认为前一类人比后一类人更值得赞赏吗？在爱因斯坦的情形中，实际上我们相信，由于他的理论对原子弹和原子能技术的影响，他的理论对人类的影响长期而言可能是有害的。然而，即便这一点使得功利主义者无法认为爱因斯坦比那些只关心自家事的人更值得赞赏的话，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会认为，爱因斯坦这个人、他的言行、他的生活要比许多对人类福利不那么有害或更加有利的人、言行、生活更值得赞赏。因此，在这里，我们的常识评价与功利主义的评价完全是不一致的。[193]
[
上一页 ]
[ :1.7017125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