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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ee her“Morality asa Systemof HypotheticalImperatives,”inVirtues andVices,pp.159f.,168.在最近尚未发表的作品中，富特似乎又在返回她的早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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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是否应强调品格特质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区分？是否应认为，社交魅力无论多么值得欲求和值得赞赏，都不是一种美德？我对这一问题保持开放态度。有人曾向我建议说，涉及自己的美德之所以应被视为美德，是因为它们涉及值得赞赏的自我控制，而非因为它们有益于其拥有者。不过，在涉及他人的美德方面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类似的论证。而如果我们直觉地感到涉及他人的美德必须涉及有益于他人，而不仅仅是展示了行动者的自我控制，那么，我们不是也有理由对涉及自我的美德持类似的观点吗？我还想说，某些涉及自己的美德看起来根本不是，或基本上不是自我控制方面的事。例如，我们一般不认为远见是自我控制方面的事；而自我肯定也主要不是“对自我怀疑进行控制”（从而在感到怀疑时仍能有效地行动）方面的事，而是首要地体现在不怀疑自己。请比较富特在《美德与邪恶》中对诚实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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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这一点，see Foot,op.cit.,p.119and Sidgwick,Methods ofEthics,seventh edition,London,1907,pp.327f.,33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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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ee Hume,An EnquiryConcerning thePrinciples ofMorals,Book IV,section262.我们将在第八章讨论休谟关于美德的观点时再回到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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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ee Ross,The Rightand theGood,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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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See Ross,The Foundationsof Ethics,p.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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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某些美德在一般意义上和康德伦理学意义上的条件性特征，See ChristineKorsgaard,“Two Distinctionsin Goodness,”Philosophical Review91,1983,pp.169—195and myGoods andVirtues,Oxford,1990,Chapt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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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eeGoods andVirtues,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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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里在谈论道德行动者的关切与福利时，我没有考虑简单欲望。不过，据说常识道德对那些并不深刻、并不严肃的欲望（或意图）有所让步——常识对于偏爱行动的许可在这个方向上扩展到了什么程度，这一点尚不完全清楚。See myCommon-sense Moralityand Consequentialism,pp.14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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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See,e.g.,Kant’sFundamental Principlesof theMetaphysics of Morals,London
:1909,pp.13f.,1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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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关于这种思考方式的例子，参见亨利·詹姆斯《大使》的最后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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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即使康德主义可以把审慎和审慎的行动当作是（在非道德方面）有价值的和值得赞赏的，这种评价也预设了相关行动者或特质拥有者的意愿是道德上好的。因此，在比方说涉及他人幸福的方面相关个体是否在做他应该做的事这类问题上，这些评价将是条件性的。在此意义上，审慎的行动将缺乏道德的行动所具有的基础性价值（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动者只是实现他人的幸福的手段）。显然，这种观点贬低了道德行动者的价值，并令他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屈居人下。当然，对康德而言，即使“谋求其他人的幸福”的价值也是条件性地依赖于对完全义务的尊重。这样的话，审慎的价值就在双重意义上是条件性的；而与此相反，某个人的“促进其他人的幸福”的价值并不依赖这个人是否谋求他自己的幸福。“促进其他人的幸福”的价值可能依赖恰当的自尊或非奴性，不过在康德的伦理学中自尊与非奴性并不要求谋求自己的幸福。（关于这一点，see T.Hill,“Servility andSelf-Respect,”The Monist57,1973,pp.87—104。）我要感谢与南希·舍曼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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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不过，正如路易斯·波伊曼曾向我指出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对“完全的善好”的概念（即，对幸福与道德价值之间的相称性的假定）的使用或许可以反驳“康德轻视行动者的福利”这一断言，不过这种反驳只能以一种当代哲学无法接受的宗教/形而上学方式来进行。更确切地说，对康德或日常道德思考的批评是，它们要么糟糕地贬低了道德行动者的价值，要么不得不做出一些糟糕的宗教/形而上学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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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近年来对“压倒性论题”（即，一个人做那些他认为道德上错的事时不可能得到辩护）的批评也质疑了道德的优先重要性。正文中的论证则构成了一种新的质疑这种优先重要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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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在我们前面引用的罗斯的两部作品中，罗斯显然意识到了常识道德的“无我”，但他并未把这看作一个局限或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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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See e.g.Philippa Foot,Samuel Scheffler,Michael Stocker,Bernard Williams,and SusanWolf等人近年的重要作品。近年来，美德伦理学作为狭义的道德理论的反对者的复兴或许说明，人们模糊地或隐含地认识到了，美德伦理学由于更坚决地肯定理性/道德行动者的价值而具有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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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See Sidgwick,The Methodsof Ethics,seventh edition,pp.404n.,50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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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Sidgwick,p.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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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Sidgwick,Book I,Ch.3,esp.pp.23,32;also pp.5ff.,77,344.更多的讨论，see J.B.Schneewind’sSidgwick’s Ethicsand VictorianMoral Philosophy,Oxford,1977,Chapte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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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关于压倒性论题的可能反例，see PhilippaFoot’s“Are MoralConsiderations Overriding?”in herVirtues andVices,California,1978;and my“Admirable Immorality,”Chapter4ofGoods andVirtues,Oxford,1983。关于对压倒性论题的这两种批评也有大量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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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See DerekParf it,Reasons andPersons,Oxford,1984,p.129,and Schneewind,p.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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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See,e.g.,Bentham’sAn Introductionto thePrinciples ofMorals andLegislation,London,1982;G.E.Moore’sPrincipia Ethica,Cambridge,1959;and,more recently,S.Scheff ler’sThe Rejectionof Consequentialism,Oxford,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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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f.Sidgwick,p.120and Schneewind,p.353.Also ShellyKagan,The Limitsof Morality,Oxford,1989,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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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关于西季威克对（科学化的）伦理理论的承诺，参见《伦理学方法》中结论的那一章，不过西季威克对伦理理论的这种偏爱是贯穿全书的。Cf.Schneewind,p.214.关于对伦理理论化的反对，see BernardWilliams’sEthics andthe Limitsof Philosophy,Harvard,1985,pp.149ff。关于通过论证来捍卫伦理理论以及它对准科学方法的使用，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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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See Kant’sFundamental Principlesof theMetaphysics ofMorals,in T.K.Abott,ed.,Kant’s Theoryof Ethics,London,1909,pp.35ff.康德还说过，由于人不可避免地意愿自己的幸福或福利，不可能存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或利好的（偏爱行动者的）职责或义务（参见此书的导言：Kant’sDoctrine ofVirtue,ed.,M.Gregor,New York,1964,pp.44ff.）。不过，是不是每个人都总是追求或意愿自己的幸福，这一点是可疑的。而且无论如何（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看到的），康德关于“不存在追求自己的利好或幸福的义务”的论证是前后不一致的，或至少与他的其他伦理观点之间存在着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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