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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是决定让燃料价格上涨，还是实施价格管制、补贴进口或者通过削减特定供应以降低需求，我们都面临一个交易困境。我们会伤害穷人以及还有其他对燃料有特别需要的群体：如果他们将大部分的收入用于购买燃料，那么可以用于购买其他必需品的钱就少了。或许，我们也可以通过设定刺激消费的价格帮助穷人克服这一困难。这里我们又一次要在平等和效率之间权衡。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困境吗？当能源效率与克服贫困之间存在巨大利益分化的时候，除了妥协没有其他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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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脱离困境，我们采取了二维方法。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可以把它们称为能源问题和贫困问题。尽管它们会转化为效率问题和平等问题，但我们的目标是避免这种情况。就像最高法院尽可能避免宪法问题，并总是通过其他途径寻求解决途径一样，我们试图解决贫穷和能源问题，而不必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实现目标的途径是，即便我们有两个目标、两种尺度或者相互冲突的主张，但我们同时还有两套工具来应对。我们面对的是能源问题和贫困问题，我们要实施能源项目和脱贫项目。有两个要实施的项目和两个要实现的目标，我们就能逃避伦理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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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需要一种方法，先筛选出哪些穷人及相关者受到燃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再估算出他们所遭受的损失，以给他们发放补贴。这并不简单，但也不是难到不能完成。没有任何一个项目能够精准确定所有需要帮助的对象，很难避免夸大和遗漏。但是，与拉低天然气价格相比，实施高天然气价格与针对非富裕阶层（穷人或者赤贫者）的独立补偿计划相结合的策略，就会相对容易得多。因为拉低天然气价格，不仅意味着抵制所有想要享受低价天然气的非本地消费者，而且意味着不鼓励寻求新的天然气资源，而组合策略让本地的富人和穷人一起享受低价天然气，相应的富人能够享受更多的好处，因为他们能买得起更多的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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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在享受低价天然气又不能申请贫困补贴的人会反对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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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部分穷人和他们的代表也会遭到反对的。经验告诉他们，将问题简单地一分为二，有时候会为一部分人逃避对穷人的责任提供借口，同时也会让另一部分人忽视自己的职责。让国会中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分别处理能源定价和补偿穷人的两个问题，如果负责能源定价的委员不保护穷人的利益，那么，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确保另一个委员能够保护穷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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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可以再一次将一个伦理学问题转化为一个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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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能遇到了另一个伦理学问题。这个问题在原来的方案中并没有体现出来。如果我们有钱补偿给穷人，为什么只向因燃料价格上升账面状况恶化的穷人提供补偿呢？假设我们在汽油上收50美分的税，之后将这部分税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抵消低于低收入阶层家庭的消费增长。作为一种收买穷人以使其放弃反对税收立场的方法，集中扶助因该项税收而情况恶化的穷人是一种非常精明的政治手段。但是，一旦我们拥有了税收收入并根据其对燃料的依赖程度来帮助一定比例的穷人，就会有人说，在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中，有人在加征这一税种之前要比加征这一税种之后还要穷很多。年收入8000美元的家庭每周消费8加仑汽油，按照每加仑50美分的税率，这样的家庭每年得交200美元的税，他们的年收入下降到7800美元；但是，年收入6000美元没有汽车而且更老一点的家庭却没资格得到汽油补贴。那些需要自己粉刷房子的贫困家庭发现油漆的价格涨了200美元，他们可能更希望汽油税的收入能帮助他们填补这部分差额，而不是仅仅帮助使用汽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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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是个伦理学问题，但不是我们开始时遇到的那个了。它反映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体制认可有一些贫困、弱势和值得帮助的人需要得到必要的援助，但不是采用统一的方式决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帮助、处理他们的需要，而是更倾向于通过一些个别的、彼此不协调的方式为穷人提供一些帮助。我们不仅提供食物券、医疗和廉租房，而且也试图提高农产品价格、推行控制房屋租金项目。这种零敲碎打的方式倒是没有发挥什么负面作用，但它确实不断在汽油和燃料补贴等计划中引发伦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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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因为取消租金管制或者拆除公寓而使一个家庭失去了租金管制公寓，再者我们对所有的出租房屋征税，并将一部分税收用于帮助弱势者，那么，我们是不是只对失去租金管制公寓的弱势者提供帮助呢？还是我们要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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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市场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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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像对市场经济的信仰一样，把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区分开。有时，市场经济也被称为自由竞争市场。在处理经济学和政策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不仅非经济学家不解，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不能明确地区分：经济学家对市场运行方式的自信，在多大程度上是来自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又在多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学家的分析和观察呢？经济学家对结果的判断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市场运行的观察呢？经济学家认为某个项目正确且公正，或者正确但偶尔不公正，或者不能确定是否正确且公正的时候，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对市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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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被混淆了。因为有的经济学家确实认为市场和自由选择就是一回事，也有人将市场解释成为付出后寻求相应回报的过程。基于对有效运作的竞争性市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一个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得与他对整个生产所做的微量贡献价值相等，即使撤销某个人的贡献，整个系统仍旧可以运作无异。这里的伦理学问题是，一个人的微量贡献是否能帮助我们确定一个适当的薪酬比例。但是，批评这种理论的典型观点会更多地关注经验主义问题，主张事实中的市场并不是这么运作的。然而，有的经济学家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之后发现，在一个根据微量贡献分配经济活动成果的系统中，微量贡献表现为观念还是财产是更具伦理学意义的；其他经济学家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之后发现，这样的一个系统有巨大的实践意义，但几乎不涉及伦理学；大多数其他经济学家认为通过政策调整结果的需求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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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学派，20世纪30年代的带头人是勒纳（Abba Lerner）和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他们断言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定价模式应当模仿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这样的经济形态是对资源浪费最少的，外部市场的收入转移能够有效补偿人们不想要的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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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不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它的表现会很糟糕，特别是年长的经济学家更支持这一观点。但是，不干预后的糟糕程度比对市场进行调整的情况要小得多，尤其是市场只得到简单地调整，或者“聪明”地伪装市场规模并以一些“无辜”的偏好之名分配成本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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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一个经济学家是否认同重视市场自利的自发调节机制的伦理原则或意识形态，也不管其将这种伦理原则或意识形态看作个人自由本身还是仅与个人自由相关，大多数的职业经济学家都会承认其中包含伦理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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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激励性的例证。经济学家到处都能看到经济激励措施；他们发现，人们对经济机会和处罚的回应既不是攻击性的也不是强制性的；他们对于克服或反对击败敌人的激励毫无兴趣；他们有一种改变动机、抑制和改革动机甚至诱发动机的偏好，来让人们的行为总体上回报更多或者不那么令人沮丧。你能很容易地分辨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经济学家，只需要问他，国家公园的露营地是不是应该在旅游和野营旺季收取更高的入场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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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让别人替他花他自己的钱相比，人们自己花自己的钱能过得更好，这是一个类似于市场经济试金石的观点。有时，我们可以把这个提升为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即消费者自己犯错的权利。但通常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与其是给穷人家庭一个塞满超市商品的购物车，还不如给他们钱和空购物车，而让他们自己去超市买东西。我们认为，他们自己花钱的话能更好地发挥这笔钱的价值。从这个家庭的角度看，如果你支付他们一定数额的钱，那么让他们依自己的意愿去使用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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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原则，经济学家有许多要考虑的因素，诸如这个家庭对福利的期待以及其他因素。但是，总的来说，经济学家认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是想要为穷人和老人发放食物券、地铁票代金券和眼镜而不是现金的人。找到证据并不难，但对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寻求证据的责任应当在不相信现金效率的人身上。这常常听起来像个伦理学问题，也可能它就是个伦理学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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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建议，向贫穷家庭发放与采暖费收据所载金额相同的现金且不设价格上限，即便超过了正常价格下购买同样数量燃料的花费也可以。问题是为什么不能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出来，无条件地提前把现金发给他们呢。反驳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是穷人，所以我们很难相信他们会把钱确实花在取暖上，他们可能把钱花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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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只能在那无奈地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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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第2章 命令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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