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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几个组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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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必须提出两个限定条件：一个是实体性的，另一个是观念性的。实体条件是即便地下庄家、妓女、高利贷者和毒贩不再受到敲诈者的骚扰，他们也很难与警方达成有效协议来确保其生意可以不受影响地进行。也许在腐败得到有效整治之后，非法交易只能由那些无力收买公共官员的竞争者实施。也许这些竞争者也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组织；毕竟没有人喜欢缴税，对于非法生意人们往往会选择偶一为之，人们甚至有可能无须依靠工会就能为自己的生意争取到不错的劳工协议。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需要一个外部组织来确保规则的实施。这样一个外部组织可能会收取比较沉重的税收，但是我们依然倾向于认为沉重的税收仍然好过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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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地下庄家会成为这种掠夺性组织的牺牲品；但没有这个组织就没有规则的实施。进一步讲，绝大部分的税收可能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加油站的生意不会因为油价上涨5美分受到很大影响；可能对加油站生意造成影响的是人们因为油价上涨而减少出行，毕竟油价上涨的部分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这样敲诈的直接受害者是地下庄家、妓女、理发师或者餐馆老板；但如果所有受害者适用的“税率”是统一的，而且征收的对象是受害者的现金流而不是净利润，这部分税收就很有可能从受害者身上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也就是说，实际支付这笔税款的不是名义上的“纳税人”。就像公寓承租人实际上缴纳房产税，房东实际上是将支票转交给税务局；下注的赌徒如果赢了，拿到的钱要比其应得到的少，因为其中的一部分被地下庄家扣下来用于“缴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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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限定条件是任何一种组织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定性。我们可以说通用汽车不生产任何汽车，真正的生产者是切诺基和庞蒂亚克这两家公司。许多生意，不论规模大小，都分散化了；通用汽车公司可能是有意识地允许切诺基公司拥有很多的自主权，就像切诺基公司授权其销售代理可以决定诸多重大事项，这些销售代理因此获得了“授权代理商”的称呼，可以使用自己的商号而不是切诺基分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许多公司的销售员主要收入来自佣金分成，农场主也更愿意与他的佃农按照收入分成而不是为其支付工资。许多连锁酒店和餐馆会授权使用统一的建筑装修风格或者其他标准，但不会直接参与加盟店的具体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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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上，我们可以说有组织犯罪集团经营的是赌博生意，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犯罪集团可以很方便地管理自己的生意，办法是授权独立地下庄家进行经营而不是将这些庄家作为自己的雇员。他们甚至可以用开放式商店的方式经营自己的博彩业，任何人只要缴纳了加盟费都可以参与经营。一个特别的考验是这样一个组织能否进入一个不存在场外赌博的地区，并建立自己的赌博登记业务。如果这个组织成功了，它是不是可以拥有并经营自己的业务，或者是采取它更为熟悉的方式，即使用独立庄家在其保护下营业，并确保其手下的独立庄家免受来自警方和其他组织的侵扰。如果有组织犯罪集团选择后一种方式，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虽然这样的安排具有敲诈的特质，而且往往要依赖敲诈存在，但它仍然具备形成垄断的条件，即这些独立庄家之所以能够获得经营许可，是由于他们向犯罪集团缴纳了敲诈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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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与这样一个问题相关，如果赌博实现了合法化，它是不是还能吸引这些敲诈者呢？据说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博彩业的经营具有着非比寻常的技巧和经验，它们不但不会反对博彩业的合法化，反而会因其合法化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和极为丰厚的利润，在其取得合法地位之后，博彩业将会实现巨大的扩张，从而进一步提升其经营者的利润。我的观点是有组织犯罪集团对博彩业规则的掌握和运用并不是那么技巧纯熟、经验丰富。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技巧和经验在于压制来自竞争者的赌博服务，尤其是与警方串通压制来自竞争者的非法赌博服务。它的成功，不论是否有警方的协助，明显地依赖于地下庄家无法寻求法律保护的现实。地下庄家也不能通过企业联盟、商会和其他所有现代商业社会提供的方式保护自己，免受来自流氓、骗子和敲诈者的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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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重要的问题就不是地下庄家在场外赌博合法化之后，是否可以作为合法博彩的经销商存在。问题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是否能够就这项生意取得垄断的敲诈收益。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要比场外赌博的一些特质清晰得多。正是这些特质让场外赌博成为敲诈行为的绝佳对象，但在场外赌博合法化之后，这些特征是否还能够支持其作为敲诈对象存在就很难说了。禁酒令的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酿酒行业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在合法竞争面前，有组织犯罪既不能兴盛也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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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况之下，那些表面反对赌博、娼妓和高利贷，但实质嗜赌、好色又债台高筑的伪善之徒都无须担心对有组织犯罪的集中打击。就像唐纳德·克雷西所说的那样，在赌博、妓女和高利贷受到打击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会很难过；但如果有组织犯罪集团被消灭，他们实际上是能从中获利的，就像消费者可以从托拉斯的垮掉中获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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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的目的总是对供应进行压制而不是扩张。那些支持向违法（或者说不合法）的经营活动征收惩罚性税收或适用垄断价格的人们会欣喜地看到，有组织犯罪集团要实现的长期目标和施加于零售商身上并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的税收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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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希望看到经营行为更具竞争性，不论促进竞争是通过经营活动的合法化还是排除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控制。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那些反对腐败的人们，我们宁愿看到腐败行为是在边缘地带偶然发生，而不愿看到大规模垄断组织有充分的能力实现腐败行为的集中化和正常化，而且能够腐蚀我们的核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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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后果 第9章 策略分析与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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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邀从策略的角度谈一下社会问题。我问那是什么意思。主办方告诉我可以按自己的理解谈。所以带着不安的心情，我开始分析“策略的路径”。接下来让我说明一下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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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析的第一个例证是，如果陪审团必须一致判定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而且如果在作出有罪裁定之后还可以全体一致地建议赦免。那么就哪个问题先投票就很关键。如果12个人认定有罪，只有6个人会投票赦免，这6位陪审员中就会有人希望提出宣告无罪。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会输掉第二轮投票，那么他们就很可能在第一轮投票中支持无罪裁定，他们宁可放了这个人也不愿意看见他坐牢。如果关于赦免的投票先进行，如果稍后陪审团作出有罪裁定这个投票结果也会适用，一些反对赦免的陪审员会转而支持赦免以保证在认定有罪的问题上取得全体一致的结果。如果规则不允许在作出有罪裁定之前提起赦免投票，一些陪审员会宣称自己支持赦免以促成一致的有罪投票结果。如果赦免仅要求多数票，那么记名投票要比不记名投票更能有效保证陪审员们遵守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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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证是，纽约市宣布为想要获得医疗建议的吸毒者设立了一个特殊的邮件投递服务，警察和麻醉品管理局不能获取其中的信息用以指控吸毒者。在越南和其他动乱地区，要向政府提供情报的人为了防止遭到报复需要隐私或者保护。司法部在让黑人证明他们的投票权被南方各州滥用的时候也面临过相似的问题；在仅有信息而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窥探隐私。反叛力量通常会强迫人们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不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这么做，而是因为人们需要合作的“托词”。有报道称佛罗里达州的酒店业者需要联邦强制进行合并，以此来避免被指责为自愿这么做并招来报复。“豁免”的性质在于它能够免受宗族隔离、叛乱和毒品成瘾的影响；它甚至能够让不愿作证的证人免受基于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追诉并给他提供一个可以声明放弃的保护。肇事逃逸的司机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为了确保醉酒驾车的司机在叫救护车之前没有逃逸的动机，我们是不是应该让醉酒驾车并撞伤行人的司机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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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证是关于时间并不久远的在大街上被铁链紧锁的黑人。有报道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机枪手被用铁链和他们的机关枪锁在一起。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点：如果敌人知道德国士兵被锁在机关枪上的话，反倒会对这些士兵有好处；敌人不会选择用恐吓等手段试着把机枪手吓跑，因为他们跑不了。色诺芬[1]在两千多年前解释了这一原则。当时他率领部队作战，背后是峡谷没有退路。“在战斗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的不是身后就是艰险的峡谷：我要让敌人清楚地知道，当他们想要撤退的时候，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方向；而我们除了取胜没有其他退路可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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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峡谷和锁链，纪律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色诺芬在提到他麾下的一位将军的时候说：“这位将军要求他所有的部下必须严格服从命令……一旦部下跟随他取胜之后，他们就能意识到这些将普通人变成战士的要素是多么的重要。他们的优势在于面对强敌充满自信，而且因为赏罚分明而严守纪律。”上至古希腊下至取消种族隔离的今天，在行进的队伍中高唱赞歌都意味着展示自信和决心。镇压暴乱的士兵之所以要佩戴面具不仅是要防止吸入催泪气体，也是为了掩饰脸上的恐惧；一千多年前日耳曼武士的头盔也发挥了这样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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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很有名的非暴力手段。有报道说，在印度，人们会在抗议对象的家门口进行绝食抗议，而他们的绝食行动是事先计划好的。房东知道把租客赶走最安全的办法是断水断电，他们依靠肮脏的马桶和无法加工食物产生的压力。面对没有武装的暴徒，美国军队学会了用低压电网作为防御工事来保护他们的坦克和武器装备。苏联使用空中演习的方式来阻断柏林空中走廊的交通，使用路障切断高速公路[3]，类似的办法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早就已经用过了。“要这么干，除非我死了！”有的时候是虔诚殉道者的遗言，但是更多时候被用作恐吓的手段，针对对方的恐惧和欲望；哈佛的学生经常会不按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但不会受到任何处罚，这种行为截停的卡车不计其数。在古巴领空飞行的没有武装的U-2侦察机实际上和满载黑人儿童到充满敌意城市中的学校上学的校车处在同样的位置。多数“边缘政策”[4]（就像在古巴危机或者学校种族隔离危机一样）都有非暴力威胁的特征，实际都是利用人们恐惧暴力或不愿使用暴力的心理；建筑工地的反对种族隔离主义者躺在推土机前进行抗议的时候，对于大规模军事报复有着同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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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例证是，隐藏的武器通常是无害的，在反对种族隔离的学校或者卡车周围闲逛也是一样。在一个容易发生骚乱的小镇里召集五六个人的小帮派也没什么。但是政府可能会禁止4人以上的帮派，驱散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游荡者，把私藏的武器充公并给私藏武器的人留下案底。这么做的一个理由是一些特定行为一旦完成准备工作想要预防或者阻止就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准备工作本身是可以被预防或者阻止的。由6个人组成的帮派之所以让人忧心，是因为它可以壮大成一个成员超过60人的黑帮，而当它的规模还小的时候比较容易驱散。学校给学生比较低的期中成绩并取消他的体育生特别照顾，直到他把自己的成绩提高到平均分数之上，要比在期末直接给他不及格的成绩并取消学位容易得多。这些就是“预防性规则”。家长们常常使用这些规则，比如把孩子关在他们自己的房间以防止他们打架，不让孩子玩火柴，或者发现孩子们乱翻装着肥皂和漂白剂的抽屉之后打他们手板作为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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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例证，现在的问题是：它们说明了什么？它们都属于我称之为“策略问题”的立场或者策略。为说明它们的性质，我要强调它们是一种“处境”，而不是“性格”。它们作为一种“处境”，往往涉及两到三个参与者，每个人都在试图影响、猜测或者适应其他参与者所采取（或者被期望采取）的决策或者行为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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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例证中，人们必须做出选择并且权衡其得失。人们的处境会影响相应的结果；而且一方或者双方都在试图以他们自己的预期行为改变他们的处境。色诺芬的希腊部队身后的峡谷让士兵们坚定地并肩作战；如果他们的对手了解他们的处境，就不会指望靠一次大胆的冲锋就让这支希腊部队溃散。每个人与其行为一起构成了其他人所处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决定了其他人可能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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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将个人及其性格从他们所处的环境中抽离出来，单独分析个人所处的环境。但就个人所处的环境而言，无所谓善恶、立场和好坏。使用“切香肠战术”[5]的可以是亚拉巴马州的黑人、欧洲的俄国人、反对父母家规的孩子或者是反对学校的家长教师联谊会。破坏黑手党内部的信任或者在越南村庄里建立信任依靠的也是类似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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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策略分析”基于两个原因表现出一种近乎冷血的中立。第一个原因是，这一分析通常关于处境（而不是个人），具体包括了激励结构、信息和沟通，存在的选择和能够使用的策略。在这样一个抽象的处境当中，没有什么因素能够让分析者选择他的立场。就像我们看到的，面对强敌的色诺芬需要身后的这个峡谷；在进攻山上的一支小部队的时候，“他们不会从所有的方向进攻，而是给敌人留下一个可以撤退的缺口，如果敌人想要撤退的话。”同样的原则，只不过处境不同罢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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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策略分析表现中立的第二个原因是，如果从某一个参与者的立场出发，策略分析实际上不能进行。策略分析要处理的是一方在其处境之下判断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即便我们站在倾向于作出有罪裁定的陪审员的立场上，在决定怎样投票或这样协商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其他人会怎样投票，他们会采取什么策略，他们会接受什么样的条件，怎样使他们信任我们，他们是不是了解我们的偏好以及我们要怎样展示或者隐藏自己的偏好。简单来说，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怎样看待我们的处境。一个陪审员能在不考虑其他陪审员投票策略的情况下，独立解决他自己的策略问题。比赛中的类推者是不可靠的，比如研究棋局的象棋选手。他要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而他的对手又会怎么应对，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他和自己在棋盘上过了几招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如果他很谨慎地思考，他完全可以在棋盘上与自己左右互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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