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718067
1701718068
接下来我要使用的是策略分析的经典例证：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人要求卡玛里纳（Camarina）[7]加入对抗锡拉库萨（Syracuse）[8]的阵营。而在这之前锡拉库萨人就向卡玛里纳人游说称：希腊人曾经解除了同盟军的武装，逼迫他们缴纳贡金，有时还会把他们变成奴隶，一旦锡拉库萨被击败，卡玛里纳人会遭受同样的磨难。雅典人要引起卡玛里纳人的兴趣就必须分析卡玛里纳人的利益和能力。希腊人是这么说的：“很难想象，我们对你的兴趣与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当你们很安全而且实力强大到足够和锡拉库萨人对抗的时候，锡拉库萨人就很难派兵帮助伯罗奔尼撒人伤害我们……按照同样的原则，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帮助西西里人民取得独立……并且让他们的实力尽可能地强大……当锡拉库萨使者说我们在希腊（Hellas）把卡尔西堤人（Chalcideans）当作奴隶，又在西西里解放他们是多么不合逻辑的时候，他们应该明白，在希腊按照我们的利益，这些人就应该被解除武装并纳贡，但是在西西里，我们希望所有的雷昂蒂尼人（Leontini）[9]都能够得到最大的自由……锡拉库萨人的目的是要奴役你们，他们的策略就是要在对我们的怀疑之上建立起你们的团结，之后篡夺西西里的权力，他们所依靠的或者是暴力，或者是等到我们无功而返之后再无人有能力与他们争锋。如果你们与锡拉库萨人结盟这就是注定会发生的结局，因为一个如此强大的联盟我们根本无法应付，而且一旦我们退出西西里，他们就会拥有足够的实力对你们采取措施……没有你们的协助，我们在西西里无法立足。而且即便我们要剥夺你们的独立，我们也无法让你们长期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因为跨越大洋的远征和常年在大城市驻军都是我们承受不起的。”[10]我强烈建议本书读者通读原文或者全书（原文太长，不适宜在这里引用），因为据我了解在策略领域没有任何一部现代著作的论理比修昔底德的希腊人更清晰透彻。换位思考、厘清对方的机会和利益是一种技艺（往往由外交官、律师和象棋选手掌握），这是策略分析的核心。
1701718069
1701718070
“策略分析”是我们从博弈论中借用的概念，在博弈论中策略是独立制定的，对博弈各方来说，最好的策略取决于对方采取的行动。博弈理论表明数理运算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这一理论的前沿问题；但是传统博弈论并没有注意到社会科学（包括法学）在分析博弈论问题（很多时候是他人从未涉足的领域）时所发挥的作用，而且社会科学的分析基本不会借助数理工具。“策略”在其他普通领域和专业语言当中有着很多不同的含义。
1701718071
1701718072
虽然策略分析倾向于比较“冷血”，但是它能够包含良知、关爱一类的个人情感因素。希罗多德[11]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位国王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联姻，“他们知道没有强有力的约束，再完美的契约也难得到遵守”。感情投资也会被用来确保动机不轨的人诚实守信。在出兵希腊之前，薛西斯一世[12]手下的绝大多数谋士都支持他的决定，唯有一位忠诚的大臣力排众议极力反对。他对一位支持出兵的宠臣说：“你我就用孩子的性命打个赌。你随大军出征，如果我们的国王大获全胜，我原意献上我儿子和我自己的性命；如果我的预言不幸实现，你也要交出你儿子和你自己的性命，如果你有命回来的话。”所罗门国王[13]据说也用类似的办法在两名女子之间找到婴儿真正的母亲，他所做的就是在这两个女子身上揭示了经济学家所称的“显性偏好”；州政府在为修路进行房屋拆迁的时候采用了相似的办法，向被拆迁者提供金钱而不是情感补偿。如果有被拆迁人声称他房子的价值要高于政府提供的拆迁补偿，州政府会做出这样的回应：如果被拆迁人真的这么钟爱自己的房子，那么州政府就把他的房子整个移走而不支付拆迁补偿，而且政府会承担相应的费用。
1701718073
1701718074
情感是很多纪律性威胁的基础。薛西斯一世不会担心在向阿提卡[14]进军的时候能不能信任爱奥尼亚人[15]。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的妻儿和全部家产都在我的国家，这让我很难想象他们会破坏我们的事业与我们作对。”那些想要“拿钱赎命”的人实际上就是要把亲人的感情换成钱，这实际上与绑匪索要赎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1701718075
1701718076
林恩·蒙特罗斯曾经说过：“中世纪战争中，赎金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它影响着战争的起因和策略。有地位的人在人身安全上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如果他们不幸去世，他的敌人会和他的朋友一样悼念他。”[16]
1701718077
1701718078
上帝也在扮演着一种策略性的角色，提供了经济学家所谓的“比较优势”。良知和圣言是一种稀缺资源，不应当将它们浪费在可以轻易通过其他方式实施的行为规则上。在古希腊时期，“一些法不能制裁或者凡人不能查知的行为都会被交由圣言处置……做伪证就是一种几乎不能确证的行为；因此也是上帝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17]尤利乌斯·凯撒记录了高卢祭司这样鼓励加入敢死队的士兵：“在士兵们经历了极大痛苦之后，要向他们反复灌输灵魂不朽的观念，即便在肉身死亡之后，他们的灵魂仍然可以在另一个肉身中继续存在；这是激发士兵勇气最有效的激励，因为这能教会他们无视死亡的恐惧。”[18]
1701718079
1701718080
对原始人来说，上帝和人体机能可以共同构筑激励。“许多舞蹈和上战场之前的仪式所发挥的作用之一就是让士兵能在走上战场之前体内充满荷尔蒙”。[19]魔法、护身符和其他代表信仰的东西也有助于让士兵充满信心。“魔法可能是一种策略……一个认为自己刀枪不入必定取胜的人就能表现的英勇无畏、果敢坚定，所以这些战前的鼓励可能真的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再加上让占卜师透过先兆和其他仪式揭示上帝站在哪一边，“在走上注定会取胜的战场时候，恐惧是可以被压制的。”[20]
1701718081
1701718082
药物控制、人质、镣铐、诸神的怒火，还有在文明社会中的禁令和侵权诉讼都是为确保服从而建立的激励机制。当信任与自信对一个群体至关重要的时候，人们甚至可以自愿地提供人质。“我发誓如果食言不得好死”，这样的话作为一种自愿的承诺并不是很有说服力，但是手扶圣经所做出的誓言对很多人来说代表真诚的诺言。许诺的程序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被迫的；当自愿作出承诺的时候，人们所处的境地与取保候审或者把照相机当掉没什么区别。
1701718083
1701718084
如果我们不喜欢建立在合同上的群体，我们可以用不具强制执行效力的方式作出承诺。保险公司不能对交通罚款和刑期承保。威胁和合同一样对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人是不利的：我允许人们匿名投票，以确保人们免受贿赂和威胁。尼尔·希基，一位接受过改造的珠宝大盗，描述了一个基于信任建立的组织。被盗珠宝最好的买家就是这些珠宝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盗贼和中间人都能够接受少于保险金的赎金。盗贼会与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做面对面的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后业务员再与保险公司达成一个协议，而保险公司根本不会知道业务员付出多少赎金。这个过程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中间人、预先沟通、安全会面和免于事后留下证据。盗贼喜欢这种方式，这实际上给他提供了一个销赃市场；失主也喜欢，因为能找回丢失的珠宝；中间人还能得到一笔不错的佣金。在失窃的珠宝非常名贵的时候，保险公司也能接受这种方式；因为支付赎金的数额比全额保险金便宜。但是整个过程让窃贼有利可图。由于这种安排给窃贼提供了激励，投保人需要为珠宝缴纳更高的保费，而且警察和保险公司因为窃贼能从中获利会觉得不爽。有的时候，警察会采取专门行动打击名声在外的中间人。[21]
1701718085
1701718086
典型的策略分析要包括几个数量有限的互动决策单元。如果数量太大，以致个人决策影响力太小，那么个人就不需要关注别人对自己的期待。卖小麦的农民不需要考虑是不是要囤积一部分作物，以备将来推高小麦价格。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采用换位思考的方式分析他人可能选取的策略都是一种负担，而且仅凭数字并不能让人们免受其扰。在股票市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当人们认为股价会大幅下跌的时候，会选择出售股票，股价就会相应下跌。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认为股价会下跌，那么每个人都会认为其他人会选择出售股票，那么他一定会这么做，（既然每个人都这么想）股价就会下跌。这个解说还可以更加复杂（但本质就是这样）。
1701718087
1701718088
得出这样结果所依据的客观思考非常少，而更多的是对他人预期的预期，实际上需要观察的是“共同预期”的结果。哈佛的学生在春季温暖的夜晚会想要进行一些集体活动，组织一个小小的“狂欢派对”，享受一下集体活动带给他们的乐趣，而且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会觉得别人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要把集体活动组织起来他们必须先在某个地点集合，而且这个地点是其他人都能想到的地方。它可能是某个广场、小桥或者是学生会主席的住处，不管这个地点在哪里，它都应该有特点、地方足够大而且好找。自由选择会消除为促成学生们集中而需要付出的努力，如果在这个温暖的春季傍晚有太多“明显的”集合地供学生们选择，学生们会发现他们实际上会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甚至压根不会出门，因为可能的集合地点太多了。
1701718089
1701718090
在使用“狂欢派对”这个词的时候，我没有鄙视学生的意思。灾区的救援组织也会产生类似的问题：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志愿者们想要帮忙，该到哪里集合？如果我们要公开反对某个帮派，我们需要集中否定它的预期，就像我们要阻止一个我们反对的组织首先要破坏他们的通信一样。为确保集体的稳定，应该让这个集体更加集中而不是更分散，我们需要寻找或者建立起一个对他们期待的独特焦点，比如在哪里集合或者追随谁的领导。帕斯卡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应用。“世界上最不可理喻的事情由于人类的任性变得天经地义。还有什么比选择女王的长子治理国家更没道理的事情吗？我们如果作为船长不会只选择家世清白的乘客。法律是如此的荒谬不公；但是因为人性总是如此，法律看起来变得合理公平了。要选出最具美德和能力的人，人们会怎样选择？我们会立刻开始诋毁每一个自称德行完美能力出众的人。那就让我们把这些品质与毫无争议的东西作为决断的依据好了。理性毫无用处，内战则是最大的恶”。[22]
1701718091
1701718092
让我指出关于策略分析的最后一点，这一点更具方法论意义，而且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常被视为反对理由。那就是，策略分析是不是一直认为（或者必须认为），分析中所涉及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其他所有人也都是理性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策略分析多数时候确实认为所有相关当事人都完全理解自己所处的形势，知晓自己的选择，明白自己的价值，能够独立作出决策，而且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立场去估计他们可能的决策。
1701718093
1701718094
这个过程是不是必须要机智、精炼，自觉或者顺其自然，取决于形势是否复杂，是否需要细致的分析，我们所面临的是国会议事，还是简单的选择，比如孩子装作没有听见别人的要求或者要约会对象自己确定晚餐会的日期（这样他就很难以“没有时间”为借口推掉这个约会）。实际的问题是理性是否需要一个有着钢铁神经的精神巨人取决于需要在多么细致的程度上辨识问题并对每一个问题即刻给出答案，同样的问题在化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一直都在出现。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为了避免自己制定的立法遭到废除，梭伦[23]很聪明地出门旅行去了；雅典人在梭伦缺席的情况下不能废除他制定的法律，因为他们立誓要给梭伦10年的考验期。但是一位籍籍无名的监狱守门人灵机一动使用了同样的原则，当看见全副武装的逃犯接近大门的时候，他把大门的钥匙给扔到门外去了。[24]
1701718095
1701718096
关键的问题不是根据任何定义、完美主义或者猜测来确定一个人是不是“理性”，而是他所做的决定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处境和可预期的价值观。正如你已经看到的，策略分析是一种间接的问题解决机制。我们通过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分析他可能采取的策略，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他的偏好选取目标，再决定他应该会怎么做或者说如果我们处在对方的立场上应该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所要作的推测是这里的“他应该会怎么做”是指在对方所能够选择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目标、价值和目的，他所能作出的决定。
1701718097
1701718098
他要作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反映他能够查知和推测到的各种要素，这个决定既不是形成于仓促之间，也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适合于他所确定下来的目标。如果我们能够知晓他的目标以及可能的选择偏好，我们就能预测在他所处的情势之下，依据他的目标和价值，他可能做出的决策。
1701718099
1701718100
在这种纯粹理想模式之下，这个理论模型很简单。我们依赖的是关于某个人的目标和选择的实证信息；在了解这些信息之后，我们就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位置上，推断他可能做出的决策。
1701718101
1701718102
我们可能会犯错。我们可能会误解对方的处境或者价值观。对方也可能不会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坚持自己的立场。也许，对方做决策的过程和我们预计的不一样，对方可能要满足一种含糊的欲望，实现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偏见所促成的动机，听从一条格言、迷信或者我们不知道的利害权衡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们找到了一个计算的基点，如果我们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预测对方的行为，就必须设计环境和能够影响对方的行为，并采用换位思考的方式估计对方的反应，至少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条理清晰。
1701718103
1701718104
肇事逃逸的司机、陪审员、面对示威者的警察和弃保潜逃的假释犯人所做的决定可能不受我们所能够考虑到的因素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要为陪审员设计一个投票系统、惩戒和赦免、抗议游行或者是假释制度，我们就需要认真思考我们能够控制的因素。重要的是不要对我们的预测过于自信，不要夸大我们的分析构成要素的重要性。
1701718105
1701718106
我要指出的是，经济学输出了大量这类理论。经济学家想要知道如果取消了对人造黄油的价格限制，黄油和牛饲料的价格会有怎样的变化。除非黄油的价格下降，家庭主妇们不必再把黄色的颜料和猪油混合在一起，他们就会买更多的人造黄油和更少的黄油；如果黄油的价格下降，一些乳制品可能会变得不那么有利可图，农民会把资金投入到其他产品中，或者减少乳制品投入而增加肉类投入，或者减少购买饲料的投入。他们也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寻求保护，比如会进行游说要求提高黄油的关税。经济学家分析涉及生产者的问题要比分析涉及消费者的问题做得更好，因为关于生产者难以捉摸的问题更少。经济学家在处理大数字的问题上更有优势，他们知道多数人在参与经济活动的时候能够很好地遵守规则，或者在选举中有势力，能够保证作出非盈利决定的生产者能在长期活动中得到适当的指导。在其他变量更稳定、报价更隐秘或者政治组织制定决策的领域，人们对于采用演绎方式和换位思考的方式能够成功解决问题的期待就会更加理性。
1701718107
1701718108
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不理性只要是可以识别的、成系统的，就不难将其带入分析当中。如果决策者们的错误是由于可预测的原因（我们姑且称之为非理性因素）导致，比如错误的运算、记忆误差、随机错误、可预测的失控或者其他已知的针对目的性决策的困难，我们是能够接受的。实际上，人们能够采用有效的技巧避免非理性行为和决策的发生，比如盛怒之下说话前先数十个数，议会中对提案的二读，一项罪名至少需要两名证人，武器开火需要两个操作者以及在告诉某人坏消息前先请他喝几杯。打算戒烟或者试图避免擦枪走火引发战争的人必须要能够有效应对可预见的“理性缺失”。
1701718109
1701718110
事实是，自律是各种理性因素中最有趣的一种，而且防止失去控制的方法往往可以用策略分析来处理。欧文·戈夫曼[25]，最有创造性的策略家之一，曾经讨论过控制尴尬的技巧。尴尬具有与恐惧和紧张、浪漫的激动、傻笑甚至军队动员令相同的一些特质，一个人的尴尬会导致与他面对面的人产生相同的感觉，而后者的情绪反过来会加剧前者的尴尬程度。戈夫曼使用“自若”（poise）来描述与人会面时能够压制或者隐藏表现的羞答答的趋势，从而弱化情绪反馈并将情绪反向增强的效力最小化。“自若是一种很重要的表情控制方式，通过自若人们能够避免自身的尴尬，并防止他自己和其他人为他的尴尬而尴尬。”[26]缺少自若，人们想要避免视觉刺激就需要靠酒精和镇静剂，或者通过电话进行交流。
1701718111
1701718112
人们也可以通过失控来获得有利地位。一个很好的例证是一个人的儿子遭到绑架的故事，绑匪告诉他第一笔赎金是5000英镑，要装在纸袋里放在公园的长凳上。他付得起比绑匪要求更多的赎金，又担心绑匪撕票，这位父亲设计了一个营救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打乱绑匪的内部组织和自信。他放进纸袋的现金不是绑匪要求的5000英镑，而是10000英镑。他知道他的做法是绑匪想不到的，而且会打乱绑匪的阵脚。计划成功了，但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告诉各位接下来的事情了（好奇的读者可以在希尔顿酒店给客人准备的枕边书中找到这个故事）。
1701718113
1701718114
戈夫曼生动地描述了诸如精神病院、男校、军队和女修道院之类机构所使用的技巧，这些技巧被用来破坏个体间的内部组织，模糊个体意识，抹杀个体意识并破坏其内部成员可以用来建立反对组织的信号和行为。光头、难看的制服、衣服上没有口袋、没有化妆品，甚至赤身裸体而且席地而坐，不仅破坏了其成员的个体意识，也让组织、领袖、信息系统、纪律和精神的产生变得几乎不可能。这些技巧可以追溯到克利萨斯[27]时代，他劝塞鲁士大帝[28]宽恕吕底亚人（Lydians）的叛乱，“但是，在同时，如果你要让他们保持忠诚并避免在未来带给你危险，我建议你禁止他们持有任何武器。让他们在斗篷下面穿短上衣和高筒靴子，告诉他们要教会他们的儿子弹奏齐特琴[29]和竖琴，还要学会开商店。主上，如果你这么做，你很快会发现他们变得越来越女气，从此不会再反抗你的统治。”这个策略毫无疑问的部分指向习惯和动机，但是同时阻止了纪律和领导力赖以生存的期待和自信的发展。[30]
1701718115
1701718116
阿纳托尔·拉波波特，《斗争、博弈与辩论》的作者，他的新作名为《策略与良知》，在他的新书中更多地使用了这些略带有恶作剧性质的情形（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并将这种情形归纳为破坏性激励。在这些情形之下，人们在其个体行为中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即如果他们表现的冷漠结果会更好。在缺水的情况下，一个人只修理好自己漏水的水龙头他并不会获益；如果每个人都节约用水，那么所有人都能得到更高的水压，但是即便所有的人都修好了自己的水龙头，仍然缺少足够的个人激励让某个人修好自己的水龙头。拉波波特特意强调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之间的不兼容性，个人理性更倾向于个人激励，而群体理性则有可能违背个人激励以寻求群体在总体上获益。
[
上一页 ]
[ :1.70171806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