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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还认为，法兰克福审判的法官对审判的失败也负有责任。法官对罪犯的判决听上去好像纳粹期间的德国是一个被外国占领的国家，大多数的德国人除了服从占领者的命令，再没有别的选择，“而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德国的那些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反犹主义者和仇恨犹太人的人们，没有他们，希特勒的统治是不可想象的”。鲍尔始终在提醒德国民众，不要回避广大普通人在纳粹罪恶中自己的那一份责任，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人并不是被外国人统治着，他们的统治者就是他们自己为之着迷的英明领袖希特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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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兰克福审判并不完美，但是，总体而言，它对德国人反思“二战”期间的“罪过”和普通人应该担负的道德责任是有教育意义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称为“德国罪过”的许多细节都由于法兰克福审判而生动且令人震惊地展现在世人面前。6对普通民众来说，细节的力量是远远超过哲学说理的。检察人员和法官参阅了4000多种文献资料，动员了19个国家的359个证人到庭提供证词，其中包括211个大屠杀的幸存者。这场长达2个月的审判引起西德媒体的广泛关注。有2万多人先后旁听了审判，其中有不少中小学生。这次审判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它对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德国激进青年一代（称为“68一代”）反思纳粹罪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80年代对纳粹时期的“日常生活”历史研究（Alltagsgeschichte）产生过影响，而这种历史研究本身则又再一次引起了许多关于纳粹时期的社会环境与个人责任问题的思考和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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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法兰克福审判就抱有帮助德国公众记住大屠杀的公众教育目的。它在起诉中避免扩大化，与这个目的是一致的。即使是在对有限的罪犯进行起诉的过程中，它的目的也不只是给少数罪犯定罪，而且将审判的过程最大限度地公开，让国内外的公众可以通过审判展现的种种细节，充分了解大屠杀是怎么发生的、德国人应该如何面对不久前的过去。这样的审判不是搞运动，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先定百分比，然后像完成任务般地“挖出暗藏的敌人”，大规模地监禁和处决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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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3年的美、英、苏德黑兰会谈时，三国首脑就已经商讨了如何处理纳粹罪犯，要不要大规模处决德国人的问题。斯大林提议要处决5万至10万德国军官。罗斯福开玩笑地对斯大林说，4.9万够了吧？丘吉尔以为他们是认真的，不高兴地说：“这是对为国家而战的军人的冷血屠杀。”但是，他还是同意要按1943年莫斯科宣言商定的那样，对于战争罪犯进行审判。尽管如此，丘吉尔还是强烈反对任何“为政治目的的处决”。7在波兰、德国或别的国家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针对的是反人道和战争罪行，不是政治报复。政治报复本身就是非正义的，它在司法程序中进行，只能彻底败坏法治。法兰克福审判与大开杀戒的政治报复是不同的，可以为今后类似的罪责追究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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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审判的意义更在于它是彻底清算希特勒和纳粹罪恶的一个有机部分。它追究的对象是在奥斯维辛犯有罪行的中下级看管人员，是五年多以前在波兰进行的第一次奥斯维辛审判的后续。第一次奥斯维辛审判追究的是奥斯维辛的高级军官，是纽伦堡审判的后续。然而，即便是在纽伦堡法庭上追究的也不是最高级的纳粹党魁，因为纳粹党魁希特勒、戈培尔、希姆莱、戈林在纽伦堡审判前就已经自杀了。战后对纳粹的罪恶的清算是自上而下的，阶段清楚分明，而每一阶段的审判又将罪恶的主源回溯到纳粹的最高领导希特勒。这一整体的罪责清算因此而具有高度的公信力。试想，如果纽伦堡法庭一面审判纳粹的高层官员，一面又对希特勒本人做部分的肯定，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再试想，如果在波兰或德国，一面审判奥斯维辛的各级军官，一面又在肯定希特勒个人和纳粹的某种功绩，维护他和这个党的某种地位及威望，那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更试想，如果希特勒这面旗帜不倒，那又怎么能避免对纳粹的审判，要么避重就轻、装模作样地走过场，要么就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重重禁区而根本就不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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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没有试想或假设的，但人们却又总是忍不住要对历史作种种假设，或是为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设想不同的可能。作这样的试想或假设不是为了要改变历史的发生，而是为了得出这样一个对历史的认识：历史的发生并没有什么内在不变的逻辑或定则，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制度下造就了不同的历史。因此，一些明显相似的事情在一个地方有幸发生，在另一个地方却又不幸没能发生。尽管在发生的地方有的人觉得有些事情还够不上他们的期望，但在没有发生的地方，它们的意义却更加清楚地显现了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既然有的地方发生了这些事情，没有发生的地方也就更没有理由坚持它们本来就不该发生，只要能这么想，发生改变和扭转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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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世界公民和理性破碎的世界：雅斯贝尔斯的普世主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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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哲学回忆》中给自己提出了两个任务，第一是厘清政治和道德的前提和条件，第二是从世界公民的视点来看待自己和政治思想的关系。雅斯贝尔斯还提出了非精英哲学的想法：“我的目标是做这样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是人就能理解，不是少数（思想）贵族的玄奥游戏。”1这样的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普通人可以由此影响政治家。哲学从道德和理性去影响政治家，是为了保证和平，不让他们把人们带向战争和残杀。普通人一起努力，才能保障世界和平，“要起有效的领导作用，靠的是真理，不能光靠哲学家国王或超人，真理只有通过公共话语和思想争论才能显现出来”。2雅斯贝尔斯强调，一国公民和世界公民并不矛盾，每个人都可以像阿伦特一样——“认同（一国的）宪法”，让她成为一国的公民；“保持内心的独立”，让她成为世界公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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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古希腊时代，“世界公民”和“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就联系在一起。在斯多葛学派那里，“世界城邦”（cosmoplis）和“世界公民”（cosmopolites）是同一个意思。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康德区分了国际社会权利和普世权利。国际社会权利涉及的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普世权利涉及的则是个人与国家的共存，其中个人被视为“人类普世国（jus cosmopoliticum）的公民”。4“普世公民”和“普遍权利”联系在一起，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与任何他人平等的权利，也就是作为全人类的尊严个体成员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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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主义包含着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因为自己是人类一员而觉得自尊的价值观理由。当雅斯贝尔斯说要用世界公民的眼光做哲学的时候，他要倡导的正是这样的普遍人类价值。在康德那里，普世主义代表的基本价值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每个人都看成自我完足的主体，都当成存在的目的，而不是任何他人实现利己目的的手段。现代意义上的普世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共性超越国家疆界，联合全人类的不仅是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且更是他们可以不断自我完善的共同人性。“人”这个身份高于任何外加于人的局部种族、民族、政治和社会身份。“人”应该成为每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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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由于存在意义上的共同在世，由于无论是善是恶都拥有共同人性而同荣同辱。怀着这样一种共体意识思想、行动和存在的个人也就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世界公民就是作为人类一员的人性公民。“世界”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共同人类的概念。以“人”的视角看世界，任何国家中发生的人性灾难都是对全人类的侵犯和损害。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以“内政”为借口，拒绝外界的指责或对之袖手旁观。成功反思一个国家中发生的人性灾难，不仅有助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劫后重生，而且更有助于整个人类不断共同提高普遍的人性。在经历了纳粹极权的人性灾难之后，雅斯贝尔斯先是针对德国问题的《德国罪过问题》（1946）和《大学的理念》（1946），与后来针对世界和平问题的《原子弹和人类的未来》（1958）这三部著作具有内在一致的普世主义关怀，都成为他以世界公民身份对人类世界作出的思想贡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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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亡恐惧下的人性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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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在“二战”后努力不懈思考极权罪恶和世界和平，赢得了“世界公民”的美誉。他用哲学阐述了一个以普世价值为依据的人类共同世界。但是，那并不是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雅斯贝尔斯就一直生活在一个特别难以成为世界公民的时代。从1933年纳粹上台到1945年纳粹覆灭，他生活在一个以践踏人性、屠杀人类而恶名昭著的邪恶统治之下。在20世纪的世界，不只是纳粹政权，而且还有其他极权统治，都以割裂人的共体性为其特征，都把反对者甚至无辜者非人化并予以消灭，以此作为维持它暴力专制的根本手段。即使在纳粹覆灭之后，雅斯贝尔斯在思考世界和平的时候，仍然非常重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极权统治，把它看成是世界冷战对立的一个原因，也把它看成是建立自由人类共同秩序的一大障碍。1969年，雅斯贝尔斯是带着这个不幸世界的重负离开人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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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类的普世存在，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雅斯贝尔斯见证了欧洲世界霸权的终结，看到美国和苏俄的崛起，意识到一个新全球秩序的形成。6阿伦特认为，雅斯贝尔斯在1919年的《世界景观心理》（Psychology of World Views）就已经展露了普世主义的思想。赛纳（Hans Saner）认为，雅斯贝尔斯在1916年第一次提出“世界哲学”（weltphilosophic）的说法中和未发表的尼采论稿中已经涉及了普世主义。彼尔费斯（Heiner Bielefeldth）则认为，雅斯贝尔斯在1933年前的哲学仍属于欧洲人道主义传统，尚不能称作为普世主义。7这些分歧似乎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成为雅斯贝尔斯生存世界和他思想的转折点。雅斯贝尔斯自己说，他认真思考普世历史是从1937年开始的。8那一年他因为妻子格特露德（Gertrud Jaspers）是犹太人而失去了教职。战后他才知道，纳粹当局已经决定将他和他的妻子于1945年4月14日遣送到波兰的集中营。思考普世人类成为雅斯贝尔斯对纳粹雅利安优越论的生存反抗。普世主义是雅斯贝尔斯在一生中最后30年思考的主要问题，改变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在这一段时期中，雅斯贝尔斯对理性也更加重视，更加强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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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统治时期，雅斯贝尔斯被作为“犹太人家属”划入“异类”。随着纳粹排犹屠犹越来越野蛮酷烈，雅斯贝尔斯夫妇越来越直接生活在死亡的黑暗恐惧之中。纳粹统治将共同体的人割裂成敌我对立、你死我活、不能共存的人群。那些“坏身份”的人（犹太人、犹太人的配偶等等）被非人化并成为被消灭的对象。所有的人，无论身份好坏、优劣，都必须以纳粹极权强加于他们的身份去生活和对待别人。外加的身份取消了所有人最基本的“人”的身份意义。纳粹极权和一切其他极权统治一样，不允许任何人有丝毫想象人类共同存在的可能。极权统治要彻底地否定和践踏的是人类一体理念的正当性。它宣扬和实行的就是人对人的残忍，人对人的迫害和人对人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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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粹统治下，雅斯贝尔斯只能在他和妻子格特露德的关系中坚守一种最低程度的人际共存。哪怕只有两个人，他至少也要在这个关系中坚守由承诺和信任缔结的人际团结和忠诚。极权统治通过否定和破坏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关系，将人陷入彻底的孤独。彻底孤独的人才愿意无条件地向统治权力奉献他的全部的、绝对的忠诚和顺从。在极权统治下，朋友、同事、熟人，甚至夫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背叛和出卖，从根本上瓦解了人们共同存在意识的根基。在这种情况下，雅斯贝尔斯坚持一种不同的活法，以“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而不是“一种人”与“另一种人”的关系来分担妻子的不幸遭遇，也就有了一种隐秘的反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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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在1946年反思纳粹罪恶的《德国罪过问题》中谈到了有关人类共同存在意识的罪感，称之为“形而上罪感”。他写道：“在作为人类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团结，它使每个人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一桩错误和非正义之事都负有一份责任，尤其是对发生在他面前或他所知晓的罪行负有一份责任。如果我不能尽我所能阻止这些罪行，那么我也负有罪感。如果他人被谋杀时，我在场却不能全力相助，那么我负有的就是一种在法律、政治和道德罪过之外的（形而上罪过）。如果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我还活着，那么我就会沉重地感受到自己洗刷不掉的罪感。作为人类，除非我们运气好，永远不碰到这种情形，我们迟早有一天会碰到抉择时刻：要么在没有胜利希望，也就是说没有目的意义的情况下舍生相助，要么就因为胜利无望而选择苟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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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统治下，包纳所有人类的“团结”只能是一种奢侈而遥远的梦想。雅斯贝尔斯知道，在一方遭遇不幸时，有关双方“要么一起活，要么就索性都不活”的休戚与共，只能发生在“最亲密的人类关系中”，根本“无法扩大到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同一国公民，甚至更小的人群”。雅斯贝尔斯说：“为此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在上帝面前感觉到自己的一份罪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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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9年到1942年的日记中，雅斯贝尔斯就已经在思考罪感问题。他的妻子格特露德是犹太人，他们面临的正是一个在格特露德遭遇不幸时，他们两个“要么一起活，要么就都不活”的现实世界困境。在雅斯贝尔斯的日记里和格特露德给她兄弟的信里，他们都谈到了“活着”带给他们的困境思考，不只是在残酷的迫害环境中我如何求生，而且更是在别人死了以后，我活着如何面对我的罪感。雅斯贝尔斯和格特露德约定，一旦格特露德的生命遭遇危险，他们就一起自杀。格特露德在绝望时，觉得她应该牺牲自己，好让雅斯贝尔斯活下去，继续他的哲学写作。雅斯贝尔斯在1942年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他在这个时刻背弃对妻子的责任和她的信任，他的哲学“也就毫无意义”。“在某些时刻，要么就是绝对地信任，要么就是根本没有信任。”12在这样的时刻，信任如同自由，是不能以“程度”来区分有无的，信任和自由一样是无条件的，有疑惑的信任就已经根本不再是信任。雅斯贝尔斯后来在《德国罪过问题》中，正是把这种“无条件”的人际信任用作衡量人类团结的根本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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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雅斯贝尔斯来说，生活在他自己那个特定的纳粹世界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历史学家克肖（Ian Kershaw）曾说，在希特勒时代，纳粹统治下成千上万德国人的行为不能笼而统之地去理解，善和恶不可能有明确的黑白对比，人们生活在不同色泽的灰色地带中。13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雅斯贝尔斯也生活在这样一个灰色的道德世界中。这是一个和理想普世人类世界完全不同的现实世界。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雅斯贝尔斯对许多事情不可能一下子弄清真相，也不可能没有妥协。但是，正如科克布莱特（Suzanne Kirkbright）在《雅斯贝尔斯传记：真实中的航程》中描述的，雅斯贝尔斯在日记中常常平静地记载一些与纳粹当局交涉或妥协的细节，“雅斯贝尔斯有尊严，但并非不屑于妥协”。14雅斯贝尔斯在1942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就算无法避免事情发生，我也想做到至少在我们这边不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15科克布莱特认为：“雅斯贝尔斯知道，只要他经历磨难而不死，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正如雅斯贝尔斯在日记中所说的，他宁愿自己有所行动，而不愿一直拖延。他不想总是等待，让纳粹当局要作什么决定就作什么决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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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雅斯贝尔斯曾想移民，但没有成功。于是雅斯贝尔斯便尽量想利用自己名教授的地位来保护格特露德。雅斯贝尔斯和格特露德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只和极少数信得过的友人保持来往，17以阅读莎士比亚和《圣经》打发时光。和许多其他的德国人一样，雅斯贝尔斯也必须在韬晦中求生。1933年6月，海德格尔在发表演讲《新帝国的大学》之前，应邀访问了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兴致勃勃地谈到要争取学生支持对高教纳粹化的改革。格特露德不喜欢海德格尔，但雅斯贝尔斯却仍然信任他。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教改计划的看法记录在他的《如何振兴大学：几点想法》中。这份文稿是雅斯贝尔斯于1933年7月与一些海德堡大学同事非正式讨论后写成的，一直到他去世以后才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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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想法》本身就是雅斯贝尔斯在他现实世界中既妥协又有所坚持的产物。它并不反对教改，只是建议删除“劳动服务”和“军训体育”课程，这和他在私下的想法有很大的落差。他在1933年8月23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如今大学有了新章程，按照‘元首制’原则，校长由部里委任，各院院长则由校长委任，不再有选举。如果教员没有变动，他们也只起咨询作用，不再经由他们表决通过（学校）决定。早先的‘学者共和’已经完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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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对自己的“犹太人家属”身份非常敏感。《几点想法》本来是想要交给海德格尔的。雅斯贝尔斯在一则附言中说，由于身份问题，他凡事应该避嫌，碰到事情不应该自作主张，“应该叫我做，我才去做。我不是党员，又娶有犹太妻子，我是一个被容忍但不被信任的人”。19据此看来，雅斯贝尔斯写《几点想法》原本也可能是一种“积极投入教改”的表现。当时他对海德格尔还抱有信任和幻想，如他后来所说，“我当时对海德格尔估计错了，他已经深深地陷进了（纳粹政治）。我并没有跟他说选错了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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