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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格之所以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内心中有“关爱”和“忠诚”的矛盾挣扎，而在于他在公共生活的紧要关头把这种挣扎用可见的行动表现出来。他拒绝支持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极权统治的“正常化”，拒绝在政治风头逆转的时候随声附和，拒绝在专制权力施虐的时候为虎作伥。许许多多其他人也许在内心也有挣扎，但行为却永远随波逐流。他们的暗自挣扎并没有公共意义，或者说，没有悲剧意义，因为顾名思义，悲剧就是一种公共的展示，一种公共意义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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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格不只是积极面对极权下特有的生存重负，他拒绝附和极权专制，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悲剧的“净化”意义。亚里士多德称悲剧对“恐惧”和“怜悯”有净化作用，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说法大致存在三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净化是将过度的情感转化为合度的美德。第二种解释是，悲剧人物在观众心中引起的害怕和同情有道德教育作用，警诫他们不要重蹈悲剧人物的覆辙。第三种解释是，戏剧是一种受控的艺术形式，艺术使观众自己的现实焦虑有可以安全疏导的渠道，并联系他人获得更广大的体验和了解。哈维尔把克里格视为具有公共意义的悲剧人物，克里格拒绝附和极权专制，在公共生活中起到的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净化作用。他让所有的见证人和旁观者都看到，在极权统治下，过度的恐惧和自怜自艾带来的只能是公共生活的谎言和懦弱顺从。克里格的公共行为和他的不幸遭遇不是在告诫世人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当然不是没有人把这当作一种“负面教训”的），而是在展示一种希望，一种不过奴役生活的希望。克里格的存在不是在为其他人的自由焦虑提供安全的疏导，也不是在免除他人的自由要求，相反，这个悲剧人物的存在强化了公众的自由要求。克里格因此才会成为极权统治竭力要打击、要忘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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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在政治观中坚持积极行动，这和他自己戏剧中的悲观色彩有相当大的反差。哈维尔曾就此解释道，他想通过自己的戏剧把捷克当今一些令人痛苦的真实情况展现在观众面前。他这样做不是要让观众就此心灰意懒，而是要“尽量用戏剧化的方式促使观众深入到他们应当探究而不是逃避的问题中去，去面对他自己的不幸，面对我们的不幸，让观众知道，为改变这一切而做些事情的时候已经到了”。25戏剧不只是文字的剧本，而且是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活生生的舞台行为，“戏剧悲观不悲观要看演出效果，在激动人心、共同理解的演出气氛中……最严峻的真实……也会给人带来一种解放的感觉”。“解放的感觉”可以说是哈维尔对悲剧“净化”效果的一种新解释。那种由戏剧演出带给观众的集体感受，“它之所以给人快乐，是因为它在呐喊，到底把话说出来了，到底响亮地、公开地把真实说出来了”。这种共同感受“痛快”的升华，这种“我们”集体面对真实的“爽”，便是哈维尔着意的“净化”。所以哈维尔说：“净化是戏剧从一开始就有的东西。”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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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帮助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营造“我们”的伙伴关系，哈维尔正是从这一公众集体意识作用来强调戏剧的重要性的。现代的“戏剧”（theatre）和雅典城邦的“悲剧”因相似的公共集体意识功能而相似，在审美或形式特征上能否堂而皇之地自称为古代悲剧的传延反倒是在其次。1979年哈维尔因介入《七七宪章》而坐牢时，在给妻子的信中称“戏剧在所有艺术形式中……最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现象”。戏剧能够让戏剧工作者和观众形成一种“伙伴”关系，他们能“一起参与特别的思想尝试、想象和幽默感觉”，他们还可以“一起体验真实或者领略一下‘生活在真实中’会是什么样子”。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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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强调的戏剧作用显然是就它在捷克的具体政治社会环境而言的，不是拘泥于文艺家对悲剧的一般解释。哈维尔认为，戏剧的作用在于它可以为普通人在极权社会和生活方式之外营造一种对它具有颠覆性的自我意识和公共感觉。极权社会的“遵奉趋一、千人一面、组织纪律把人异化为社会机器的原子化部件”。28建立在个体参与基础上的“我们”正是一切极权统治逻辑所不允许的。作为一个剧作家和异见政治参与者，哈维尔对文学想象力和政治想象力之间的联系具有特殊的敏感。文学想象和政治想象其实并无本质的差异，专制统治对这两种想象的控制必然是同时进行的。在极权统治下，能用文学想象来激励政治想象的机会其实是很少的。正因为这种机会很少，一旦发生，人们对它的感觉也会异乎寻常地强烈。极权统治越“成熟”，这种机会就越少。哈维尔曾比较过捷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80年代的小剧场戏剧，极权统治对后者的控制就更为严格，80年代戏剧为躲避审查所采取的自我保护手段使得它再难对观众产生五六十年代的那种公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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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曾回忆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斯大林主义“解冻”后小剧场“戏剧复兴”的情景，认为这是戏剧在捷克最有社会效果的时期。在这之前，50年代上半期占据舞台的是官方“石头面孔戏剧”，在这之外最大限度“创作自由”生产的也不过是那些轻微讽刺某些现实“缺点”和“不足”的“小品戏剧”。“讽刺”剧作者们大都是并不反对极权政治意识形态、但又看到共产主义理想和现实差距的人。就是这样的戏剧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在哈维尔加入这场戏剧复兴之前，他曾在一个叫作ABC的剧团工作过，那是一个“成功逃避（50年代）意识形态和审美控制的真正的（文化）绿洲。……ABC是当时唯一能保持（捷克戏剧）自由幽默、诗意小品、插科打诨等等传统的”。29在ABC剧团，哈维尔亲身感受到了戏剧的公众作用，“戏剧不只是生产剧作的工厂，不只是剧本、导演、售票员、场务员、观众的机械相加。戏剧（比这些）要更大，它是活生生的精神和思想的焦点。它是有社会自觉的地方，它是时代各种力量的汇集点，时代的地震仪。它是一块自由的地方，一件帮助人寻求解放的工具。我发现，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鲜活而不可重复的社会事件”。哈维尔所说的戏剧显然不是泛指的戏剧，而是那种能够揭示公共真实的戏剧，官方“石头面孔”的戏剧当然不在此列。哈维尔所说的戏剧还是一种在政治高压下作为“精神绿洲”而存在的文化空间，“它在观众和舞台间形成了一种像电击一样的思想和感情默契，剧院仿佛笼罩在一片特殊的磁场之下”。30这种戏剧效果不单纯是戏剧审美的，而更是社会审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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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统治下，这种文化绿洲期的出现是很偶然、很短暂的。政治的高压可以使它消失于瞬间，商品娱乐也同样对它有快速的侵蚀作用。在捷克，80年代的文化审查远比以前严格，“小剧场不得不越来越依靠精致的暗语、暗示、迂回说法、模糊对比来表达意思，表达得如此隐晦，绕来绕去，连我这样什么都能接受的人都看不明白了”。31而且，戏剧越是隐晦，一般观众就越难理解。戏剧越自视甚高，就越难用幽默、自嘲来破除舞台和观众间的有形隔阂。好的戏剧是一般观众能看得懂，能以生活或人生经验去理解的戏剧，戏剧成功的关键在于有公共性，戏剧的力量来自“对公共事务，也就是城邦事务的兴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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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悲剧记忆的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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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城邦事务”就是关心公共政治。公共政治远不只是一个戏剧主题，公共政治的戏剧是共和理念的象征。这样的戏剧成为一种既有独立思想又有共同参与的仪式。上剧院和人们一般理解的“看戏”是有差距的。上剧院并不是单纯地去一个普通的娱乐场所，上剧场就如同是去教堂，人们上剧场不是因为无聊、需要消遣，而是因为人的精神会疲惫，需要定期的净化振奋。因此，人们在上剧院和上教堂时会有仪式化的穿着和行为。这种文化经验和文化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特定的社会传统中形成的。在不同的社会中，上剧院的重要性和普及性会有很大的程度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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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净化心灵而体验上剧院，这样的戏剧观也就包含了一种公民教育的意义。与哈维尔心目中真正的戏剧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与“人的关系、人的存在有关的文化，一种与人的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经验有关的文化”。33哈维尔把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视为同一种性质的生活，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阿伦特把政治自由和公共自由视为同一种性质的自由。在哈维尔和阿伦特那里，政治行为和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都是以雅典悲剧在雅典城邦中的那种文化政治意义为最完美象征。肯定这种象征意义并不是要在现今社会中再现或重复雅典悲剧的盛景。今天，悲剧作为文化和文艺形式的衰微和沦落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了。以悲剧想象去重新记忆那些被人们淡忘的公共生活理想，它本身就成为一种具有悲剧性质的努力。这种努力的精英性质是毋须讳言的，它需要历史知识、文学素养和思想境界，这些都超越了一般大众的普及教育水准。在与大众或商业文化对文化受众的竞争中，悲剧已经注定不可能是胜出者。悲剧想象力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否成为大众的想象，它的意义在于它能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并不在意悲剧的大众，保存一种属于全人类的自由意识。记忆自由才是悲剧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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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失败的、因失败而不再被人在意的反抗也具有类似的悲剧价值。阿伦特在论及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极权帝国主义》中把这次革命称作为一个“真正的事件，它的重要性与它是否成功并没有关系”，“匈牙利革命的伟大是由它的悲剧性所成全的”。34阿伦特在失败的匈牙利革命中看到的是“一场苍凉而崇高的悲剧”，不仅因为自由的希望破灭了，而且更因为破灭的希望唤醒了人们对自由的记忆。35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起先支持变革的捷克领导人屈服于苏联军事镇压的淫威，重新恢复了极权镇压的秩序，普通捷克人的反抗看起来已经没有胜利的前景。但是，哈维尔在这一反抗中看到的是“在精神剧场中演出的长剧的……最后一幕”。36捷克人反抗的意义同样不取决于它是成功还是失败，因为它同样包含着极宝贵的对自由的悲剧记忆。以悲剧的想象记忆理想的共和和公共精神，哪怕这种精神在历史上（包括雅典时期）并不曾有过完美的实践，它本身就体现为对共和与公共精神的信仰。这种信仰和对自由的记忆互为一体，它们具有同等的悲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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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维尔那里，对自由的悲剧记忆和对真实的记忆是一致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对真实的记忆是一种“永恒、绝对的存在记忆”。37无论什么人在生活中都不可能经历完美的真实，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去想象、向往完美的真实。想象自己无法在经验世界中证实的东西，如真实、至美、至善，这是人的“本质性”能力。只有人才具有这样的能力。悲剧或者伟大的文学所起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唤醒人的这种能力，在他的头脑中唤回某种因长期压抑而淡忘的记忆。文学似乎比哲学更能解释哈维尔所说的那种“永恒、绝对的存在记忆”。哈维尔在狱中给妻子的信中多次提到自己政治信仰后面的那道永恒的道德天际线：“我在好几封信里都曾提到，我相信存在某种恒定的东西，一切过眼烟云的事情都联系着这种永恒，那是一道绝对的天际线。”一切朝生暮死的事情都透着它的光亮，它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看待事物和行为的方式之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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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听上去像是柏拉图式哲学的想法其实和伟大文学作品给人以真、善、美的启示非常接近。伟大的文学作品能使读者自由地想象，使读者能在人的存在层次上回忆人类的共同性和基于这种共同性的真实、善良和美好。自由想象不是指人可以不受意识形态思想管制的限制，而是指人即使在这种限制下仍然能运用的自由意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生活在自由之中就是生活在存在的真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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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维尔那里，生活在真实中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理念，它是一道反抗极权压迫人性、扭曲人性、异化人性的道德天际线。对极权专制下生活的人们来说，有一个根本的存在意识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谎言和虚伪之中，如果谎言和虚伪已经渗透到绝大部分的人际关系之中，如果谎言已经成为一种标准而合理的生活方式，如果经验从来没有为我们提供过真实的实例，那么我们想象真实何以仍然可能？哈维尔对真实和自由的希望寄托于一种与人类本体存在联系在一起的“神秘秩序”。只要人还是人，人就能直觉地感知这种秩序，“世界不只是人类活动和赖以存活的一片土地，世界还受一种神秘秩序的支配”。39而戏剧的作用则是帮助人的直觉感知，为生活世界提供必要的知性范畴：“亚里士多德曾写道，戏剧有开始、中间和结尾……这类精确的说法表达的就是……戏剧要努力理解的空间和时间逻辑，进而理解存在本身的逻辑。”40在专制权力用意识形态语言任意规定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自由”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还能用不同的真实观和自由观与之对抗，这是因为人们在判断真实时，可以秉持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更能为普遍人类所认可的理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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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是一个戏剧作家，他把戏剧看成是一种能够帮助维护人类普遍理性逻辑的力量。人们一般更把“科学”当作这样的力量，提倡科学精神（尊重“赛先生”）也就成为一种更能被一般人理解的真实和自由的象征。但是，戏剧的真实和自由具有远比科学直接而充沛的人文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戏剧的形式使得对真实和自由的感受必然成为一种集体的经验，必然成为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公共事件。哈维尔指出，就公共事件效果而言，读剧本绝不能与观看戏剧表演相比，“当你是一个（剧场内）观众的时候，你的体验完全不同于坐在家里的椅子上（读剧本）。……你读剧本的时候，如果剧本写的是恶，剧里面发生的全是坏事，一个正面角色也没有，你就会觉得很压抑，几乎没有别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是在剧场里看演出，在有共同理解的兴奋气氛中，你就会突然对剧作有全然不同的感觉。在公众面前，在你和每个别的观众面前展示的真实，即使是最令人受不了的真实，也会给你带来一种解放的感觉。也许只有戏剧才能具有这样一种美妙的似是而非，这样一种可怕的真实感。它居然能给你带来快乐，因为真实终于被它说出来了，捅出来了，大声地、公开地展现出来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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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强调戏剧能帮助形成公共意识，首先是针对极权专制对这种公共意识的破坏而言的，但却不是仅仅针对这一点而言。哈维尔着眼的是一个更大的人类群体。他1993年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的《西方的共同责任》一文，就特别针对西方一些政治家看东欧巨变之戏的态度提出了批评。他指出，有的西方政客以观看“恐怖影片”而不是观看“悲剧”的态度对待1989年后东欧国家面临的民主改革困境。前一种态度只是旁观，而后一种态度才是“与我自己有关的积极参与”。西方对于东欧的可能帮助绝不只是推行自由经济和消费文化价值。事实上，单纯的自由经济和消费文化反倒可能削弱公民社会的自建和公民的政治参与。1989年巨变之后的东欧社会开始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但这是一种“具有悲剧背景的自由”。42这是一种以极权统治下人性废墟为背景的自由。在被极权“污染的道德环境中”，捷克公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如何关注和参与公共事务，因为“世界上再好的政府、再好的议会和再好的总统，只靠他们也成不了大事。……自由和民主需要我们所有的人都来参与，都来负责”。43只有充分意识到极权倒台后，奴性、冷漠、自私和孤独仍会长期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处世方式之中，人们才会有改变这种现状的希望，“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一点，那么新的捷克民主从（前极权）继承下来的所有可怕的东西也就不那么可怕了。知道了这一点，希望就会回到我们心中”。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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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是一个剧作家，但他又是一个积极参与和投入公共事务的活动家，一个不断思考存在价值、政治道德、人生意义和社会目的的人。他用自己所熟悉的戏剧想象、比喻、联想和眼光来看待和表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理念，是再自然不过了。但是哈维尔并不是一“科班出身”的剧作家，他关于戏剧的许多想法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戏剧理论”。形成哈维尔对戏剧的独特认识和独特坚持的，正是来自他自己特殊体验的东西。他对戏剧高雅的审美趣味、悠远的历史传承或者精致的样式变化没有太大兴趣，对剧作的刻意雕琢和剧作家的自以为是更是觉得滑稽可笑。他在意的是在公共场所演出的戏剧，是戏剧给人们提供的那种思想、认同、自我意识以及集体行动的空间。他之所以特别在意这些，是因为在他自己的现实政治、社会环境中特别缺乏这些。他的戏剧思想是以现实问题意识为出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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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用戏剧的眼光看待、思考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和问题，他运用戏剧的想象讨论自由、认同问题，谈论存在的意义、生存的目的、真实的公共作用。他议论戏剧，在意的是表述的达意，而不一定是概念的精准。我们从中感觉到的豁达、智慧和博大关怀往往是那些精致的、技术性的戏剧理论所远远无法媲美的。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其实思想的表述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哈维尔的思想有不可以精致设限的特征，而哈维尔也正是一个不可以精致设限的人。他说自己是一个由许多“似是而非”形成的个人，“我从事过许多事情，但没有一件是成为专家的。这么多年来，人家看我是政治活动家，但我从来就不是也不想成为政治家，我没有当政治家的资格。反对和支持我的人都把我看成是一个政治现象，但我所做的事没有一件可以真正算是政治的。我偶尔也谈论哲学，但我算是哪门子的哲学家呢？当然，我从年轻时起就爱看哲学书，但我的哲学教育没有根基，整个一个支离破碎。我有时候也讨论文学，但是，我不是什么文学批评家，肯定不是。我有时候也涉猎音乐，但只是自娱自乐而已。就算我的主要和原初职业是戏剧吧，我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专家。我匆匆忙忙上了戏剧学校，并没有多少兴趣。我不喜欢读剧本，也不喜欢谈论戏剧的书。我还不喜欢看大多数的剧。我对那些自己喜欢的戏剧才有自己的看法。我写的就是这种剧，如此而已。……我能不能算是一个剧作家，那还说不准。我可以用我自己那一套非常特别的路数和非常狭窄的诗学来写戏，可是，如果我用与此稍微不同的方式来写，我很可能会写得一塌糊涂”。45哈维尔给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他的悲剧想象和戏剧观也是真实的。他也许确如他自己所说，不是一个什么专家，但他作为一个公民，独立思想和判断使他对戏剧和公共政治关系的理解具有了一家之言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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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维尔来说，要紧的是把真话、把真实的感觉向他人表述出来。他真的不太在意话说得够不够“专业”，会不会让“同行”见笑，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把自己执意看成是哪一行的成员。1990年12月，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Friedrich Durrenmatt）去世前不久在写给哈维尔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哈维尔，你的剧其实一点也不荒诞。你写的其实是“悲剧性的怪异”（tragic grotesques）。46悲剧性的怪异是一种专制统治下的情景剧，一种关于人的异化的悲剧。哈维尔的怪异悲剧是对极权诡谲和怪异的明确否定，它决意把人当作能够从人性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悲剧英雄，它要让真实、自由和尊严的共同存在重新成为人类值得希望也可以希望的生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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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个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捷克现象学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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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是人对生命意义的特有意识。良知使得人能够就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价值和目的形成普世的看法。只有人才有良知，良知本身的对错或真理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比起良知的人本体意义，它的认识价值反倒成为其次。只有先确定良知的人本体性，然后才能确定它的真实价值。如果良知是人独一无二的、区别于动物野兽的品性，那么，良知从何而来？即使当人受制于最邪恶的环境时，良知何以仍然可能？哈维尔对极权专制的思考和道德反抗体现的就是人的本体良知。在哈维尔那里，良知不是来自宗教的启示，而是来自人自身的思想和判断能力，自由的思想和判断因此而成为人之为人的心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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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当哈维尔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及他是否皈依宗教（天主教）的问题时，他很明确地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我从来就不是一个过宗教生活的天主教徒。我不常上教堂，从儿童时代起，我就从不忏悔（我说的是形式的那种），即使我身在教堂，我也不划十字。我在监狱中参加秘密的弥撒，但我不领圣餐。”哈维尔又说：“我从小就感觉到有一种高于我的存在，那是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的所在。而且，在‘世界’的事件后面，有一种更深刻的秩序和意义。”对哈维尔来说，重要的是“去把握一种远在我自己和我所知道的世界之外的（永恒），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连系着这个永恒。”这种直觉感知的永恒只是后来当哈维尔为七七宪章运动而坐牢时才成为有意识的哲学思考，“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前，我从来没有对这些感觉作连贯的思索，只是在坐牢时我才试图去描述和分析我对这世界和我自己的基本感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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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不愿皈依宗教，是因为他不想以“对上帝完全无疑的确信”来代替自己心里那个“并不完全确定的”信念。这个并不完全可以确定的信念就是哈维尔必须时时靠自己的思想和判断来把握的良知。1990年，已经成为总统的哈维尔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合欢迎会的致辞中谈到了良知的召唤，“如果我的政治行为服从我的良知所传达给我的那个道德命令，那我就不会犯太大的过错。相反，如果我不听从这个声音，那么就是求学于十所总统大学，受教于两千位世界上最好的政治科学教授，也是无济于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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