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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所使用的哲学语言会使熟悉现代哲学的读者发现，海德格尔及他的著作所激励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学派对他有很大影响。像“存在”（being）或“被掷入的状态”之类的词语俯拾皆是。但是，正如哈维尔在信中告诫我们的，他根本不是在通常哲学著作的那种严格意义上使用这类词语。我们与其试图在文本之外去讨个明白，不如让它们的意义通过这些信件本身来显现。现象学的影响不只是某种哈维尔的思想中独有的东西。威尔逊指出，现象学现在是今日中欧独立知识分子风景线的有代表性的——或者说是典型性的——景观。现象学提供了一种描述这个世界的方式，它使思想（并通过其影响使行动）从仍隐藏在我们许多科学和政治思想中机械的决定论假想里解放出来。它是通过探求事物、人、各种关系和事件如何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通过探求它们如何由一种意识形态或科学理论而转达给我们，来探寻其意义的。现象学对个人责任的强调是对一种世界现状的责任，不是归咎于“阶级敌人”或“邪恶的帝国”，而是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对此承担一份责任。根据这个观点，“人权不是一种奖赏奉送，或作为惩罚及可以剥夺的政治工具，而是意在使个人责任感在全社会深入人心的整套原则，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深入人心，世界才能不断地获得新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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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对政治哲学是运用而不是建立体系。他对政治的哲学理解和思考，“有很多是来自传统而不是他的创新：他代表了与捷克思想中最崇高的那一部分——其民主传统的一种直接联系，代表了它的一种连续性。由于其民主的历史如此短暂，这一民主传统倒不如说是即使在民主和人道的准则似乎已无望地丧失了的时候，也不背叛这些准则的那种忠贞。它们也来自他的写作方式。‘哈维尔给捷克文学带来的‘新事物’是，他总是那么写，好像书报检查制度并不存在似的。如果他不想写某种东西，他就不写；如果想写，他就只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写’”。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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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所说的“捷克思想中最崇高的那一部分”，可以追溯到哈维尔十分崇敬的捷克共和国第一位总统托马斯·马萨利克（Thomas Masaryk）。马萨利克是捷克极受崇敬的“共和国之父”。马萨利克出身贫寒，曾有机会在维也纳和莱比锡受教育，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并于1918年捷克从奥匈帝国独立后，成为捷克第一任总统。美国前国务卿麦德琳·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本是捷克人，她这样记叙马萨利克对捷克的影响，“（我父母）心中的黄金国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它是中欧唯一的民主国家，有幸受到睿智领导人、理性竞争政党、稳健经济的庇佑”。奥尔布莱特所说的“睿智领导人”就是马萨利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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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布莱特写道：“捷克斯洛伐克建国，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随之而来，例如工业发达的捷克与农业为主的斯洛伐克彼此暗藏心结；住在德捷蜿蜒漫长的边界地带，苏台德（Sudetenland）地区的少数德裔，让国内紧张局势持续恶化。不过马萨利克非泛泛之辈，拥有强烈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信仰虔诚的他，带领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地道的黄金国，拥有新闻自由、一流的公立教育、多彩多姿的知识生活。马萨利克过世时我才四个月大，不过从其他角度来说，是他陪着我长大的。父亲经常提到马萨利克，他的民主信仰、小国得享和大国平等之权利主张、对美国的好感与景仰，均影响父亲至深。”39马萨利克提倡“做小事”，鼓励捷克人民在生活的各领域中，踏踏实实地工作，他的“做小事”后来成为哈维尔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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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哈维尔和马萨利克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基于哲学思考的民主信念，一种将政治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信念。斯克林（G. Skilling）就此写道：“马萨利克和哈维尔都从一种宽广的哲学观来获取道德信念。马萨利克是哲学教授，精通整个（西方）思想史，并形成自己的现实主义折中哲学。哈维尔并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但他的思想越来越向哲理发展。在他的政治论述和狱中书信中，他不断探索自己是谁，不断坚定对生命意义的信念。和马萨利克一样（尽管比马萨利克稍逊一筹），哈维尔以远大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不避讳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和马萨利克一样，哈维尔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教条主义和暴力主张。”40当选为总统的哈维尔在第一次新年致辞中就向世人宣告：“我们这两个民族（捷克和斯洛伐克）已经靠自己挺直了腰杆”，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有马萨利克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那就是把政治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这样对待政治，可以成为捷克对国际政治的特殊贡献”。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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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的传记作者西蒙斯（M. Simmons）在总结了哈维尔担任总统一年多的政绩后说：“哈维尔所感受的骄傲不是一个精明政治家在改善物质供给后的骄傲，而是一种因为自己属于一个事业，人民的事业，并在困难时坚守不舍的骄傲。他也因此在国外受到尊敬，被人们当作一个真正有份量的道德哲人。对许多人来说，他很像马萨利克，这就足够了。”42在马萨利克于1937年去世后，捷克斯洛伐克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蹂躏和战后几十年的极权统治，新的政治、社会现实为民主政治的道德基础提出了许许多多新的问题。斯大林式的极权统治捷克半个世纪，彻底地摧毁了马萨利克那一代人所建立的共和国。1989年后捷克重建民主社会，面临的正是极权统治遗留下来的一片政治废墟，国家没有宪政体制，社会没有民主习惯，人民没有公民能力。有论者就此写道，捷克“需要定义和重新定义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决定代议民主制度的结构和规律，明确国家的行政和区域的结构，以及许多其他与现代社会的宪政框架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政体，而且还涉及“社会和文化”，从头开始“建立一个公民社会”。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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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他一次又一次在对捷克人民的政治演说中谈到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在极权统治结束以后，捷克社会和人的心灵的伤害还会长期延续下去，捷克人必须继续生活在“不安、困惑、急躁和多次的绝望”的心态之中。44哈维尔称这是“旧制度已破，新制度未立”时期的特殊现象，这给虚无主义和各种狂热思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个时候重新思考和确立“政治”概念和理念成为当务之急，“对这种气氛，我们不能满足于社会学的解释，不能以为这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短暂现象。甚至连较好的立法和较有效的国家权力也不能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哈维尔提出：“我们需要将新的精神注入政治。”这个政治必须从社会自我建设开始。哈维尔写道：“在经过了几十年虚假的整一之后，我们的社会需要以政治性来重新思考它自己，在政治上重新建构它自己。”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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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哈维尔的身份是政治异见者还是总统，他都坚持把政治扩展为一个包含基本问题讨论的广阔领域，人们通过政治来讨论“我们持有的立场，我们拥有的机遇和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46这样的政治成为暴力和恐惧式政治的“反政治”。这样的政治意味着“在每一个政治步骤和决定时都有活跃而负责任的讨论，自始至终强调道德考量和道德判断，不断自我检讨和自我分析，不断重新思考我们的优先任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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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现象学的“良知”和“责任”主导着哈维尔的政治概念。在哈维尔那里，政治“最深的根扎在道德之中，因为政治是一种通过行动来表达的责任，对所有人和为所有人的责任”。责任的前提是人类存在的完整性，“责任起于一种意识或下意识的确信，那就是，我们的死亡并不是结束”。人的每一个行为都有深远的意义，“都在某个‘高于这个世界’的地方被记录和评估”，那个地方就是人类“存在的记忆”。这个“存在的记忆”是一个完整的因而具有普世意义的人类意识，一切展示良知的个人行为都是对这一意识的直接把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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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捷克现象学的民主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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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为什么对捷克的政治异见者有特殊的吸引力呢？现象学又回应了他们现实生存中的哪些根本问题呢？塔克对此解释道，从表面上看，现象学本是中欧文化的一部分，胡塞尔出生在捷克境内的摩拉维亚，早年投身于哲学研究，部分就是因为受捷克思想家和政治家马萨利克的影响。在1935年的一封信中，胡塞尔称马萨利克为他的“第一位老师”，是马萨利克唤醒了他对“世界和生命的伦理观念”。胡塞尔的哲学最后关注的是欧洲“危机”，“这一思想与马萨利克社会哲学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胡塞尔的这一思考十分抽象，而马萨利克则更贴近现实”。马萨利克和胡塞尔共同关心的问题都是“由于（现代科学）知识不能解答生命的意义，人所体验的失落、孤独和焦虑”，但是，对马萨利克来说，现象学太过于思辨，太过于“主观”。马萨利克认为：“人对生命的意义不只是通过个人的体验来了解，而更是通过（社会）行为来获取和验证。……参与（社会）道德生活是克服人的焦虑的唯一方法。”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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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现象学在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哲学显学。但对于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政治异见者来说，现象学还有更深一层的吸引力。胡塞尔现象学的目的是建立一种对意识的严格研究方法。现象学方法要求排斥任何人为的认识中介而直接把握事实本身，如阿伦特（她对捷克政治异见者有广泛的影响）所说，“胡塞尔和他的‘面对事实本身’的号召……首先是为舍勒，稍后又为海德格尔提供了某种依据。这里的共同之处在于——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他们能够‘在一个被传授的对象和一个被思考的对象之间’做出区分，并且，对他们来说，被传授的对象是无关紧要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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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象学那里，意识总是对某事物的意识，不存在先验的、纯主观的意识。所以，意识是一种行为。只有通过这行为，人的主体才会对对象有所意向、有所领悟、有所知觉、有所想象、有所认知。一方面，被意向、知觉、领悟或想象的对象只是因主体才成为“客在”。另一方面，主体是因对客在对象的直觉把握才成为主体。现象学所关心的是人的意识行为之所以成为可能的意识结构问题。这些结构问题所揭示的人的基本意识能力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从意向、知觉、想象，到学习和运用语言、美感、真实感、善恶感，所有这些基本的意识能力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识内容。因此，在中欧的哲学传统中，现象学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的语言结构学、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等有着深刻的思想联系，其实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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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强调个人直接面对实事世界，从意识结构去揭示人的生存世界（lifeworld），这对极权统治社会中有极深刻、及时和具体的政治批判意义。塔克就此写道：“现象学一下子抽掉了（专制极权）伪科学世界观的一系列教条基础。这种教条主义把人客体化，还原为生产力，还原为homo faber（作为“工匠”的人）。它制造历史发展的神话，鼓吹技术性利用人力资源，等等。现象学成为一种根本的探求人在世意义的方法，成为个人意识反抗意识形态和制度异化的途径。现象学方法不带成见和预设的真实自我意识，体现的是个人的独立思想要求和反抗意识形态强制的意愿。”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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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在哲学层次上解释了为什么人虽被迫生活在虚伪的意识形态之下，但仍能在个人意识中坚持“真实”。现象学让人们明白，为什么人被灌输了阶级斗争仇恨，还能对活生生的苦难个人（包括“敌人”）怀有恻隐之心，为什么人经过了“革命文艺”的教育，还能被美的艺术（包括“毒草”）深深打动，为什么人在“革命事业”中磨炼一辈子之后，还会对人生的意义感到一片茫然和幻灭。现象学关切人的意识结构，它给生活在极度孤独状态下的个人开启了一条思考普遍人性的通道。它也给生活在人性蹂躏下的人们带来了重拾人性的希望。现象学因此成为一条回归“人性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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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极权压迫下失落了“人性人生”。但是，个人直觉意识仍然可以让人再度找回那个失落了的“人性人生”家园。人们不需要通过政治革命就可以重新进入这个人生世界。重返这个人生世界则本身就是在颠覆那个压迫人生的极权异化世界。无论极权压迫多么严厉，它终将无法消除人类可以凭个体直觉、也必须凭个体直觉才能进入的人生世界。这是一个必须由每个人独自去把握的意义世界，它是美、爱、善、自由、真实和责任的家园。胡塞尔曾允诺所有接受现象学方法的人们，现象学方式会给他们带来一种类似宗教皈依的转化。52塔克就此写道：“可以设想，对于那些生活在极权国家中、对自己的‘外部生活’完全失去控制的人们，这种自己可以把握的人格转化和解放希望，那一定是多么令人向往啊！”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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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给捷克或其他东欧思想者们所带来的人格转化和哲学希望必须放到极权统治的残酷环境中去理解。现象学本身并没有本质不变的解放意义。那些受现象学影响极深的德国和法国哲学家们，如舍勒、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萨特都走上过同情或赞同纳粹或其他极权暴力的道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历程往往使人们对现象学的政治和道德作用抱有深切的怀疑。人们确实可以从现象学中去辨认一些使这些哲学家走上政治歧途的成分，如轻视与他人共同经验的唯我论、纯粹真实的理想主义、非民主的道德完美主义、强调直觉认知方法、忽视公共认识体制和绝对的反现代性趋势等等。七八十年代捷克政治异见者（如帕托契克和哈维尔）对现象学的这些倾向是有所警觉的。这是他们与30年代到50年代初德、法现象学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在捷克政治异见者那里，现象学是用来抵抗，而不是同情极权统治的。正如波兰哲学家克拉诺德斯基（Z. Krasnodebski）所指出的，“在（欧洲）共产主义崩溃前，那些关注现象学的人们把现象学当成了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的解毒剂。当时人们天真地追求一种真正的哲学，一种不受政治操纵的哲学，现象学因此很流行。……他们的那种非政治兴趣，包括研究、评点和讨论现象学作品，其实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行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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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帮助哈维尔和他的当代人形成了一种关于自由的“非政治”或“反政治”的政治，它的核心便是人的存在自由。自由的人是历史的存在，人之所以自由乃是因为人能够拒绝把人当作是“客观历史”的产物，拒绝把人与某种终结性“制度”捆绑在一起。在现象哲学那里，自由拒绝把人活生生的经验还原为某种实在的、易于把握的“科学知识”，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现象哲学的“自由”坚持的是，人的生存和社会经验不能被纳入任何形而上学或意识形态的系统，如灵魂或肉体、主观或客观、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进步事业或反动势力、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等等等。不仅是极权意识形态，而且也包括西方自由主义在内的其他意识形态，都不能解决极权下人生所面对的特殊自由问题，那就是，人的现象必须、也只能放到人生世界中去理解。这是一个既包括超然价值又包括实际需要，既有关普遍人性也有关无数具体人生可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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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民主的。民主的目的就是不让人生世界受到扼杀和窒息。这个意义的民主是属于全人类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民主和自由“已经超越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设想……它开启了开阔的民主实践，它一方面吸纳西方（民主）文明最精华的部分，一方面则又能面对未来来自多元（民族文明）的挑战。哈维尔认为，指导这种民主观的不再是从客观技术程序去看待政治，而是从人的存在去看待政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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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留给后人的既不是纯政治，也不是纯哲学的遗产。人们将以一个由知识分子变成总统的政治异见者和一个实行哲学精神的“反政治”政治者来记住哈维尔。在《七七宪章》之前，在严酷的思想审查和学术控制下，哲学家帕托契克从事的是一种他自己所说的“原创政治”，那就是把哲学当作“生活本身的一种实践”。56为坚持《七七宪章》的理念，帕托契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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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也坚守这个理念，作为一个政治异见者，他把思想当作生活本身的一种实践。命运使得他后来成为捷克总统，他的政治生涯和行为也一直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他的“原则政治”特征。这使得哈维尔不可能成为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成功政治家”。在他成为总统后写作的《夏季沉思》中，他讨论了自己想为之奋斗的“那种政治、价值和理念”。在哈维尔的原创政治思考中，保持思想的活力是第一性的。他并不想用自己的政治理想去设计一个人间的乌托邦，设计“一片上帝满意的、人人相互友爱、个个勤奋工作、有礼貌有道德、富足、甜美、光明的国土”。这种“乌托邦理性”展现的是人的“傲慢”，它反倒会给人间带来祸害和灾难。因为它太自以为是，它会执意去“消灭一切与它不相符合、一切超越或扰乱它既定方案的东西”。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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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政治和可操作政治之间存在一种“思想的人生”和“行动的人生”间的距离。哈维尔没有能消除这二者间的距离。这使得他在许多人眼中成为一个理想有余、能力有限的政治人物。然而，哈维尔的政治理想却有它自身的价值，它代表的是一种价值理想和道德向往。从根本上说，人是唯一能有所理想、有所向往的动物，只有人能够向往他也许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然而，正是这种向往本身使得人之为人成为一种骄傲和一种文明的成就。高境界的哲学和高境界的政治在这一点上是联通的，哈维尔的哲学和政治思考便是这种联通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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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第二辑 记忆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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