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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黑夜作见证：维赛尔和他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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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16日，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强力推荐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家埃利·维赛尔（Elie Wiesel）的《夜》（Night）为她主持的“奥普拉读书俱乐部”（Oprah’s Book Club）下一季度的推荐图书。《夜》当晚即热卖登上亚马逊排行榜第一名，出版社加印100万册平装版与15万册精装本。奥普拉随后特别陪同作者重回奥斯维辛悼念，并为全美中学生举办心得作文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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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的英文译本在美国于1960年出版，开始并没有像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那样引起广泛注意。《夜》首印3000本，花了三年才卖完。2007年1月重新推出的英文本，由作者妻子玛琳（Marion Wiesel）亲自翻译，新版广受各方重视，登上《纽约时报》《出版者周刊》《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等各大排行榜第一名，热度持续不降。此书已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高中生与大学生的必读教材，以及研究纳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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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这次是以单本，而不是常见的“夜、黎明、白昼”三部曲本出版，凸显了“作见证”的用意。维赛尔自己清楚地表明，三部曲中，《夜》是见证，另外两部都只是《夜》的“评注”。维赛尔出版过80多本著作，《夜》是这些著作的核心。维赛尔的贡献不只体现为文学创作的成就，而更体现为受难幸存者站出来，向世界“作见证”的道德勇气和社会行动。维赛尔的名字因此与“幸存者”和“见证”连在了一起。在世界历经许多苦难的20世纪，幸存者的见证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凭证，而作见证的幸存者也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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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锡盖特的少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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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德国党卫军上校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来到匈牙利，住进了布达佩斯的贵宾饭店。艾希曼是希特勒“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负责人之一。他的到来改变了匈牙利75万犹太人的命运，其中就包括当时才15岁的维赛尔。维赛尔是外西法尼亚（Transylvanie）的锡盖特（Sighet）人。“二战”时，锡盖特是匈牙利的领土（今在罗马尼亚境内）。1940年11月，匈牙利正式成为纳粹德国的盟国。1942年至1943年，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败后，匈牙利领袖霍希上将（Admiral Nicholas Horthy）认为德国将败，默许总理卡拉伊（Miklos Kallay）与盟军秘密议和，也拒绝将匈牙利的犹太人交给纳粹。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匈牙利，废黜卡拉伊，另立傀儡政府。艾希曼就是这个时候来到匈牙利，只花了几个星期就完成了屠杀犹太人的计划。同年4月，在德国党卫军的指挥下，匈牙利警察开始执行屠犹的命令。几个月以后，4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便惨死在纳粹的死亡工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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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的屠犹计划包括了维赛尔家乡锡盖特的15万犹太人。1944年4月纳粹和匈牙利警察在锡盖特圈禁犹太人，随后便将他们用运载牲口的火车运送到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维赛尔是少数能活下来向世界叙述这段经历的人之一。他这样记录下来到奥斯维辛的最初印象：“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那个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它使我的一生变成了一个漫长的黑夜，七次被诅咒，又七次被打上印记。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孩子们的脸，那些在静静的蓝天下化为缕缕烟圈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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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夜晚以后，维赛尔在纳粹的好几个集中营中经历了11个月的煎熬。他的母亲和妹妹被杀害了，他的父亲最后在布痕瓦德集中营死于痢疾。维赛尔幸存下来，不仅成为一个幸存者，而且还成为一个讲述灾难故事的见证人。他坚持认为，幸存者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志业，一种义务”。1维赛尔自己的写作就是为了给这段黑暗岁月作见证。他说：“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那就是见证（testimony）。我们都曾是见证者（witness），我们都觉得应该为未来作见证（bear testimony）。这成为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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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赛尔那里，“是见证”和“作见证”是不同的。“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为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到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承受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我们因此必须区分见证某个事件和为这个事件作见证，必须区分观察某个现象和担负起责任、说出这个现象的真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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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见证这种历史角色的自我选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维赛尔并不是一下子就“作见证”或者就能够作见证的。维赛尔的一连串小说描绘了从“是见证”到“作见证”的过程，其中的幸存角色则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变化。他们在集中营世界的烈火中失声之后，挣扎着找回发声的欲望和能力。没有骄傲的历史，他们背负着羞辱的过去，重新开始。这个名叫“幸存者”的主角走出绝望而恐惧的孤独，慢慢地学会与他人重新有了联系。幸存者因此成为“见证者”，也因此才重新找回自己在人类群体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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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遗忘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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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赛尔的《夜》被不同的读者称作为个人回忆、自传叙述、虚构性自传、非虚构小说或人性记录。但从根本上说，它是维赛尔自己所说的那种“见证”。这是一部由15岁少年埃利对集中营个人体验所作的简要叙述。作者用一种近乎卡夫卡式的清澈观察把读者带入一个怪诞的灾难世界，让读者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场景面前，不能不惊愕地睁开眼睛。埃利是一个见证者，他平铺直叙地讲述故事，不作解释，像是一个目击报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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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夜》的叙述者却并不仅仅是目击见证。尽管他并不对大屠杀事件本身作出评说，但我们却可以听到他自己的那种“作见证”的声音，这个声音告诉读者的不只是在他的周遭发生了些什么。维赛尔自己说过，“《夜》里面的那个孩子，他说孩子的故事，年龄太大了”。故事中的那个“我”几乎一下子就从孩子变成了老人。他几乎是在突然之间跌入一个无边无际、沉默恐怖的茫茫黑夜。从熟悉的人间世界进入恐怖的死亡世界，是一个噩梦旅程。在这个旅程中，“我”不仅见证了父亲的肉体死亡，而且也见证了自己的灵魂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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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和遗忘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见证中，活人陈述发生在死亡世界中的故事。这是一种活人一般不相信的故事。一个人既然已经到了死亡世界，又怎么还能活着回到人间，讲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夜》中的“教堂执事莫舍”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莫舍在哈西迪犹太教堂当杂役，埃利家乡锡盖特的犹太人都很喜欢他。莫舍不是锡盖特本地人，1942年，当匈牙利警察从锡盖特驱逐“外国犹太人”的时候，莫舍被送上了专门运送牲畜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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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刚刚从自己眼前消失的其他受难者，成为受害者逃避现实的写照。从1938年到1944年，匈牙利的统治者有的积极与纳粹合作，有的则并不积极与纳粹配合，匈牙利的犹太人根本弄不清自己的真实处境，许多人都有不现实的偏安心态。“教堂执事莫舍”被驱逐出锡盖特以后，日子一天天过去，锡盖特的生活恢复了正常和平静，“这些遭受流放的犹太人很快就被人遗忘。在他们离开数天之后，有人说他们被送到加里西，他们在那里工作，甚至很满意这样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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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天，莫舍回来了，“他告诉我同伴和他的遭遇。载着流放者的火车越过匈牙利边界，到达波兰境内后，都由盖世太保接管。火车停顿下来，犹太人下了车并改搭卡车，继续往森林出发，然后被强令下车挖掘巨大的坑洞。挖完后，盖世太保开始执行任务，不亢不急地射击囚犯。每个囚犯都得走近坑洞，伸出脖子就戮，婴儿则被抛到空中，成为扫射的标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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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舍向锡盖特的犹太人重复叙说亲眼目睹的灾难，但人们拒绝相信，不想听。锡盖特的犹太人都说，“他希望我们同情他的遭遇，”或者“可怜的家伙，他疯了”。莫舍哭诉着：“犹太人，听我说！这是我对你们所做的唯一请求，我不要钱也不要怜悯，我只要你们听我说！”在黄昏和夜里的祈祷课之间，他在教堂里呼喊着。就连一向信任莫舍的埃利也不相信，“我常在晚课之后坐在他身边，听他说故事，试着了解他的悲伤。我不过同情他罢了”。过了一年多，1944年4月，莫舍的命运就降到了所有锡盖特犹太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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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舍是一位讲述难以令人相信的灾难故事者的新角色原型。见证者似乎注定要成为现代的卡桑德拉。他的故事太可怕，超出了听者的想象，威胁着听者的心里平静，因此注定要受到听者的怀疑，甚至憎恨。许多见证者都会因此陷入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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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舍讲述的是他亲身经历过的苦难恐怖。一个人除非自己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无法从别人的语言叙述中获得完整而真实的体验，因为这样的经历现实超过了人的想象能力，它是“不可想象”的。奥斯维辛和古拉格都不过是这种经验的象征性提示，邪恶压迫下的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不可想象”的暴行和残忍。经历了苦难的人，把所见所闻告诉他人，当作警示，只能通过语言的叙述，而这个时候的语言恰恰是最缺乏传达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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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讲述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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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是一部作见证的作品。维赛尔讲述夜的故事，是在做莫舍一样的事情。维赛尔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记忆的重要，而且更是记忆的困难。见证叙述的关键是记忆。但是，在灾难状态下，人丧失了正常记忆的能力。不能正常记忆本身就折射着人们生存状态的不正常。这种记忆的不正常体现为记忆的极端暧昧，它既不是“忘记”，也不是“记得”，而是一种二者皆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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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的一个征兆就是人记不住他该记住的事情。锡盖特的犹太人先是把莫舍和其他“外国犹太人”忘到了脑后。后来，德国纳粹在锡盖特围建了两个犹太人居住区。“小区”里的犹太人先被押解走了，才过了三天，“大区”里的犹太人就已经把他们给忘了。随后，“大区”里的犹太人也被押解走了。在灾难降临到别人身上的时候，身处事外的人记不住本应该记住的事情，灾难很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到了他们自己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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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被像牲口一样地押上了火车，挤作一堆，“车门被钉死了，断了后路”。火车驶过黑夜，一个挤在人堆中的女人（Schachter太太）不断地吼叫，“着火了！我看见火！”她疯掉了。她的叫声使车厢里的人胆战心惊。年轻人开始打她，叫她住口。他们听说奥斯维辛是一个工作营，条件很好，家人可以住在一起，他们根本不想听到火和焚尸炉这一类的事情。火车开进奥斯维辛的时候，车上人这才看到真的有火光，焚尸炉的火光。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把那个疯女人给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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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模糊人的意识，在极端的恐惧和暴力之下，人的整个身心都被求生意识所占据，当埃利和其他犹太人在冰天雪地中被押上从一个集中营向另一个集中营转移的“死亡旅途”时，他和所有的其他犹太人一样，想到的只是如何活下去：“我们是自然的主人，是这世界的主人。我们已经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死亡、疲劳和自然需要。”埃利的同伴扎尔曼（Zalman）倒在地上，被后面的人踩死了，“我很快就忘了他。我又开始想我自己的事情”。埃利始终挣扎在“记不得”和“不能全忘”，“忘不掉”和“记不清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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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来说，无论如何神志麻木，在绝境中保留哪怕是零碎的记忆，那也成为受难者不至于彻底落入人性泯灭深渊的唯一希望。在奥斯维辛，犯人们谈论上帝和自己命运的时候，埃利意识到自己只是偶然才会想起失散了的母亲和妹妹的命运。集中营的苦难让他感觉麻木，但毕竟还有像这样片刻的清醒。这时候，他记起的不仅是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还有自己对她们的忘却和因此而感觉到的愧疚。埃利还始终记得拉比·埃里亚胡（Rabbi Eliahou）的儿子如何在寒冬的死亡跋涉途中抛弃了自己的父亲。因为记得这件事，埃利不断地向上帝祷告（尽管这时候他已经不再相信上帝），恳请上帝给他力量，让他不要做出拉比儿子抛弃父亲的那种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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