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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对父亲的记忆交织着一种自然的忘却和努力的记忆。在这里，记忆几乎成为一种对人的自然忘却的抵抗。这是在人性灾难成为生存处境时，人所能够保留的最后一点点人性努力。埃利记得他父亲在身体极度痛苦和虚弱时的微笑，“我会永远记得（父亲）的微笑。这微笑究竟是来自哪一个（别的）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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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痕瓦德集中营，埃利的父亲得了恶性痢疾，命在旦夕。有一天，极度疲倦的埃利睡着了，自然的忘却降临到他的身上。他一觉醒来，记起自己还有一个父亲。父亲死了，没有人为纪念他而祷告，也没有人为他点燃蜡烛。埃利甚至流不出眼泪，“我甚至流不出眼泪。在我的生命的深处，在我那已经衰弱不堪的良心角落里，我也许还能搜寻到一点什么——那就是，我到底自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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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是带着罪恶感记起自己当时的感觉的，父亲死了，埃利在最沉重的时候反倒觉到了轻松。埃利这个见证文学的主角既不是殉难英雄，也不是反抗者。他是人性灾难的受害者，不仅是因为他遭受了身心的残害，而且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人性也在一点一点丧失。在见证文学里总是有一种混杂在一起的即刻想法和事后想法，因为再写实的记忆也是在事后叙述出来的。埃利记叙道，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候，“我知道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快要死了……我去找他。但就在这一刻，我想，但愿找不到才好！要是我能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专心致志地为自己求生，只为我自己的事情操心。我立刻觉得非常羞耻，永远地感到羞耻”。这里重复两次的羞耻就是见证文学很典型的、混杂在一起的即刻想法和事后想法。见证文学是记忆，但不是完整的记忆。见证者的记忆被扭曲，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必须由作见证者重新构建成一个连贯的叙述。这种想象的构建具有虚构的特征。从本质上来说，见证文学是不可能完全纪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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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苦难扭曲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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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文学”不只是事实陈述，而且是事实的文学再现。在见证文学中，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主观感知通过“象征”糅合在一起，对于维赛尔，“夜”就是起这种关键作用的象征。夜代表的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力，一个充满恐怖和残忍的世界。夜的可怕在于统治这个黑暗世界的仇恨、暴力和对人的极度蔑视和轻贱。夜是一个因为难以想象而变得怪异、反常和非理性的世界。当一个人能够接受夜的合理性，把夜接受为正常秩序的时候，他也就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一个有机部分。他极可能加入了这个黑暗王国的秩序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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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屠杀这个恐怖之夜降临之前，夜曾经是埃利祷告、阅读和沉思的时刻。但自从锡盖特的犹太人被圈禁到犹太人区之后，夜的宁静安详就被惊慌恐怖所代替。人们起先在夜里相互窃窃私语，打探消息。后来，犹太人被分批押解，“夜。没有人祷告，为的是好让夜快快过去……除了睡觉没有别的事情好做，睡的是那些被押解的人刚空出来的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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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的“最后一个夜晚”标志着埃利命运的急速改变，在家里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犹太圈押区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火车上的最后一个夜晚，直至到达奥斯维辛的那一夜，“在过去几个小时当中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已经弄不清是什么时间了。我们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呢？什么时候离开犹太区的呢？什么时候离开火车的呢？是不是才一个星期呢？是不是一夜——才一夜的时间呢”？夜给人带来恐惧，也给人带来放纵。在押解犯人的牲口车厢里，漆黑一团，青年人相互调情，大家都因为别人看不见而随处大小便。到了奥斯维辛，最黑暗的夜降临了。埃利和其他犹太犯人走过一排烟囱，茫然不知所措，“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僵住了。这真是一场噩梦吗？一场不可想象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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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亡、暴力和恐惧的黑暗中，不只是纳粹对待犹太人，就连犹太人对待犹太人，也充满了人对人的不人道，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父子这种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中的残忍和无情。在见证文学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受害者所经受的苦难，而且是苦难对受害者本身的道德扭曲和非人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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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中有两种与纳粹合作的人员。一种囚犯分遣队（sondercommando）的成员，他们的工作是从毒气室里抬出犹太人的尸体，并把尸体放进焚化炉中。还有一种是pipel，一般是大约13岁的犹太少年，他们的任务是监督犹太犯人，也因此受到纳粹的特殊优待。卡兹（Bela Katz）是埃利家乡一个商人的儿子，也是布克瑙集中营（Birkenau）的一个囚犯分遣队，他亲手把自己被毒杀的父亲推进了焚化炉。在布那（Buna）集中营，一个pipel毒打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没有帮助整理好床铺。拉比·埃里亚胡和儿子在三年时间里从一个集中营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始终没有分开。但是，在从那集到格莱维茨（Gleiwitz）70公里的跋涉中，父亲不见了儿子的踪影。拉比·埃里亚胡对埃利说，是因为夜色茫茫，儿子才没有注意他落到了队伍的后面。但是埃利清楚地记得，那儿子明明是赶过父亲，跑到队伍的前头去了，“我的脑海中浮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他是存心要甩掉自己的父亲！他一定是觉得父亲已经太虚弱了，快死了，所以想趁机甩掉这个包袱，这样自己才更有求生的机会”。埃利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父亲就动过这样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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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者可怕的人性堕落发生在去布痕瓦德集中营的牲口车厢里。有人往车厢里投进一块块的面包，看里面的犯人相互争抢取乐。埃利看到一位老人抢到了一小块面包，就在老人要把面包放进嘴里的时候，有人向他扑来，一面打他，一面抢他的面包。老人叫喊道：“迈尔，迈尔，我的儿啊，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你爸爸啊！……你弄痛了我……你要害死你爸爸了！我抢到了一些面包……给你也抢了一点……你也有的……”但是儿子急不可待地从父亲手里夺去了面包，父亲瘫倒在地，发出喃喃的声音，死了。就在儿子开始吞食面包的时候，另外两个人向他扑来，别的人又再扑过来。埃利眼前的景象是，“当人群散开时，我旁边双双躺着两具尸体，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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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中父子间的残忍和无情，都是发生自儿子这一边。埃利看到的是坏儿子，而不是坏父亲，是因为在观察和回想中投射着他自己的罪感。虽然他没有做出抛弃和残害父亲的事情来，但他心里明白，他并不比那些犯有罪行的儿子好到哪里。苦难对于人性的毁灭，它之所以可怕，在于人人无法幸免，只是时间的迟早和程度的差别而已。在这样的见证文学中，苦难带给人的，不是磨炼意志、最终精神升华的机会。苦难是一种把人拖下非人深渊的可怕力量。那种不损及人性，甚至还能帮助提升人性的苦难，其实算不上真正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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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噩梦世界中的死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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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可怕，在于它像一场瘟疫，将绝望、麻木、幻灭和道德虚无的细菌散布到每个沾上它的灵魂。在集中营，埃利眼见父亲受到监工的虐待。有一次父亲腹绞痛，低声下气地问工头厕所在哪里。那工头随手就是一棍子，把父亲打得像牲口一样手脚并用地爬了回去。埃利根本没有想到要出来帮助他父亲，只是僵直地站在那里，不敢出声。恐惧改变了他的人生价值，“我一动也不动。我是怎么啦？父亲刚挨了打，就在我的眼前，但我连睫毛也不动一下。我只是看着，不出声。要是昨天，我准会用手指甲掐那恶棍的肉。我已经变了这么多？变得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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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父亲被工头用铁棍打了个半死。埃利责怪的居然是他的父亲，“我一动不动地从头看到尾。我一声不响，我只是在想，怎么才能把父亲引开，我自己才不至于挨打。不只如此，我当时生气，不是为工头，而是为我父亲。我生父亲的气，怪他不懂得避开气头上的监工。集中营的生活就是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在父亲临死前，又一次遭到德国看管毒打，埃利还是一动不动地看。对这个15岁的少年，求生的意识取代了任何别的意识，怜悯、同情、愤怒、怨恨，统统成为多余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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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再能把持自己，人甚至再也认不出自己，这就是噩梦世界。当布痕瓦德集中营最后被美军解放的时候，埃利和别的犹太人完全没有欢欣的感觉，只是直奔存食品的地方，“我们想的只有这个。不是报仇，不是自己的家人，只是面包。就是在吃饱了以后，还是没有一个人想到报仇”。埃利食物中毒，大病一场之后，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这是他离开锡盖特后第一次照镜子。他看到一个陌生人，一个黑夜的少年，在看着自己，“从镜子的深处，有一具尸首在朝我看。那眼睛里的眼神，那看着我的眼神，我再也没有忘记”。那个尸首般的人，不只是形容枯槁的“我”，而且是灵魂已经死去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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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的名字Eliezer，它的意思是“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因为埃利的可怕经历，这名字变得充满疑问和讽刺。就像《圣经》里的约伯一样，埃利对上帝发出他的责问。刚到集中营不久，犹太人晚上“谈论上帝和上帝的神秘，谈论犹太人的罪孽，和未来的解放。但我已经不再祷告。我同情约伯。我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我怀疑他的绝对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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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仰到幻灭，成为见证文学的一个主题原型。一切因无端的苦难、折磨、恐惧和死亡而变得不再相信“天理”或“上苍”的人，经历的都是同埃利差不多的转变。即使在灾难过去后，幸存者仍然生活在没有精神家园的世界上。就像华伦特（Edward Lewis Wallant）的小说《典当商》（The Pawnbroker）中的犹太人幸存者索尔（Sol）那样，许多幸存者就算留住了一条性命，也早已经变得什么都不能相信，只相信眼前的利益。他们只相信金钱，也确实能够有办法挣钱，但却只能生活在孤单、惊恐和猜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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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埃利，即使是十分虔诚的其他犹太人也失去了信仰。一位平时极为虔诚的犹太人阿基巴·德鲁默尔（Akiba Drumer）没有通过纳粹的体格检查，在他注定要在焚尸炉中了结人生时，“两眼茫然，再也没有力量挣扎下去，再也没有力气，再也没有信仰”。另一位从波兰某小城来的拉比，平时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热忱祷告，“他能够整页地背诵《塔木德》”（Tulmud，犹太教拉比撰写的阐述宗教法令、道德法规、刑法和民法的法律、法令、法规条文的著作），一个人还能自问自答地辩论经义。有一天他对埃利说：“完了，上帝已经不与我们同在。”在谈到犹太人能否被苏军援救时，另一个犹太人说：“不可能，因为希特勒说过，犹太人全都得死。”埃利问道，难道希特勒是先知？那个犹太人回答：“我相信希特勒胜过任何人。只有希特勒才真正能够说到做到。”上帝要一个人生，那个人未必能生；但希特勒要一个人死，那个人就非死不可。在纳粹的噩梦世界里，希特勒是它的绝对主宰，也是理应受到万众信赖和崇拜的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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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在“是见证”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社会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行动的质变过程。为苦难作见证是向所有的世人叙述苦难的经历、痛苦和创伤，以防止苦难的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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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有表述能力和对其他受害者的责任心，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成为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各种人道灾难和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的受害者才不至于永远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他们也才有可能像维赛尔那样告诉这个世界，“我不沉默，所以我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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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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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见证承载的是一种被苦难和死亡所扭曲的人性，而“后灾难”见证承载的人性则有两种可能的发展，一是继续被孤独和恐惧所封闭，二是打破这种孤独和恐惧，并在与他人的联系过程中重新拾回共同抵抗灾难邪恶的希望和信心。犹太哲学家费根海姆（E. Fackenheim）称后一种可能为“修补世界”。修补世界指的是，在人道灾难（如大屠杀、“文革”）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和道德秩序都已再难修复的世界中。但是，只要人的生活还在延续，只要人的生存还需要意义，人类就必须修补这个世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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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灾难的受害者不仅是直接遭受杀戮和残害的个人，而且是全体人类和他们的共同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里德曼（M. Friedman）说，灾难之后，“人的形象已经不可能光艳美丽如初”，“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诚实、勇敢地面对人的形象的黯然失色，在尽可能肯定人性的同时，不要忘记非人性这个几乎抹杀了人性的力量”。2如果说在灾难发生时，个体害怕的是肉体的痛苦和消灭，那么灾难后，人类整体应该担忧的则是人性和人存在价值的持续消亡。正是因为这种人性和人存在价值的持续消亡，在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虽生犹死的生活方式和人不像人的生存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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