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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用实验与戏剧类似的特征反驳了阿布斯的指责。他认为，戏剧能帮助科学家理解与人有关的实验目的和方法特征。他说：“好的实验就如同好的戏剧，表现的都是真实。”实验室和剧场戏剧的区别仅仅在于，剧作家可以从头到尾地写好一个剧本，但实验者在做完实验之前并不知道结尾会是怎样。阿布斯所指责的那种“实验者欺骗”，其实是一种“技术性幻觉”。米尔格伦说：“作为一个戏剧家，你一定知道，幻觉可以起到启发真实的作用。戏剧之所以是戏剧，全在于善用幻觉。”戏剧家和实验者都营造人为的环境，只是在戏剧或在实验室的不同而已。参与戏剧或实验的人都接受这种人为的环境。看戏的人若被戏剧感动或对之有所领悟，并不觉得戏剧在欺骗他们。同样，实验参与者若知道实验的目的和意义，也不会有受欺骗的感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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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实验具有两种相互联系，却又有所区别的意义，一种是一般的法律和哲学意义，一种是纳粹极权邪恶的特殊历史教训。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意义重大，但是却很少涉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米尔格伦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般普通的市民会因为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后来发现，当科学权威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即便参与者感受到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仍然服从了命令。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会去做几乎任何无底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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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米尔格伦明确表明，他的实验是为了帮助理解更为现实的极权邪恶。他曾强调，他的实验结果与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结论是一致的。因此常常被称作是“艾希曼实验”。米尔格伦写道：“那些在高伏特层次上电击受害者的人们，一般的解释是，他们是恶人，是社会中有虐待狂的少数。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有三分之二的参与者都属于‘服从’者这一类，而他们又都是一些平常人……那么称他们为恶人就成问题了。这种现象的确令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问题。阿伦特认为检查官要把艾希曼描绘为一个虐待狂的恶人，完全是错了。……我们在实验中观察了好几百平常人服从权威的行为，我必须作这样的结论，那就是，阿伦特关于‘平庸的邪恶’的想法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更接近事实。平常人电击受害者只是出于服从，把这当作他的责任，并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加害心。这也许正是我们实验的最根本的教训：平常人，只是尽忠职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敌意，却能够成为某种可怕的破坏的实行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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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公众对纳粹邪恶的思考发生重要变化和发展的年代。在这之前，纳粹邪恶大多放在“解放话语”中来叙述，盟军的胜利把世界从纳粹的邪恶中解放出来，正义战胜了邪恶，世界可以从此充满乐观地“向前看”了。60年代以后，纳粹的邪恶，尤其是犹太人大屠杀被放在“人性悲剧话语”中重新叙述，邪恶和正义一样被看成是人性的一部分。人的邪恶会在邪恶的制度中无限放大，邪恶的制度并不会因希特勒这样的魔头灭亡而就此永远消失。只要“条件”合适，邪恶的制度可能随时降临到今天世界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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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实验揭示的就是这些“合适条件”中最基本的一条，那就是“组织化的社会环境”和在这一环境中的专制政治的权威。它不仅揭示人有服从权威的秉性和趋向，而且还揭示这种秉性和趋向到底可能有多么盲目，多么顽固。米尔格伦实验得到的是一种每个普通人都能运用到自己身上，以此改变自己行为的发现。米尔格伦实验对任何组织化环境下的盲目服从都具有普遍意义。正如他在《服从权威》德文本序言中所暗示的，这种具有逼人作恶的“组织化环境”一旦有了像“集中营”、“毒气室”的制度形式，就会变得千百倍地暴力和恐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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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那些有类似极权社会生活经验的人们，他们对米尔格伦实验的启示有更加刻骨铭心的感受。在米尔格伦去世后的一次纪念会上，他以前的一位学生以自己在拉丁美洲军事独裁国家中的亲身经历告诉在场的人们，那些在专制独裁统治下的人深深懂得米尔格伦工作的意义，米尔格伦帮助他们鼓起抵抗暴政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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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格鲁斯基（Eduardo Grutzky）的犹太人感谢米尔格伦帮助他认识了自己的过去。他说：“我是一名犹太人，70年代在阿根廷的法西斯监狱中度过了七年……折磨我和杀害我朋友的大多数都是‘平常人’。几年前我知道了米尔格伦，他开启了我的思想，让我懂得这个世界。”一个名叫古拜拉（Vera Gubela）的克罗地亚心理学家读了米尔格伦的书，联想到眼前社会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第一次读（米尔格伦）论服从权威的书时，对他在实验室里的观察着迷。当我身处于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的战争中时，我亲眼目睹了相同的现象，当然不再是着迷。然而我总是随身带着米尔格伦的书……我一再地阅读他的书，他对残忍行为现象的分析令我折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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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是在美国的民主环境中带着与德国纳粹极权直接相关的问题意识来从事权威服从实验的。他作出的一般结论有的直接与极权统治制度相似，有的则又与非极权社会的制度相似。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人们在米尔格伦实验中看到与自己生活环境的相关性，侧重点自然会有所不同。米尔格伦的中学同学、著名的“斯坦福牢狱实验”设计人、社会心理学家津巴多在《当好人作恶的时候》一文中总结了权威引诱普通人作恶的十个特点或条件因素。它们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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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造束缚性的契约关系。预先设计好某种契约或义务形式（口头的或者书面的），使得指示具有合理性或合法性。米尔格伦实验中，参加者正式同意“教学研究”的方式和程序。在现实世界中，契约形式便是加入组织的宣誓、保证服从上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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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有意义”的角色。让参与者可以扮演某种有意义的角色，如米尔格伦实验中的“教师”。这一角色具有某种先入为主的正面价值和自然行为模式。“教师”教“学生”，“体罚是为学生好”，“严格训练是一种关心”，等等。在现实世界中，领导人站得高、看得远，迫害是一种帮助和爱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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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保证服从的基本规则、实验规则或者组织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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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装饰起冠冕堂皇的说辞。使用委婉语，以好听的词语来称呼行为和行为者。例如，称实验的行为是“帮助实验”，而不是“伤害他者”。现实生活中的广告和政治语言中充满了这种委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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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留推卸责任的后路。给参与者留下不必承担个人责任的后路。米尔格伦实验中，如果“教师”提出问题，主导实验者就会说，“由我负责”。在现实世界里，上级说了算，群众紧跟就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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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诱人步步陷入。以看似伤害不大的行为来开始，让参与者一步步地陷进去。实验从无害的低伏电击开始，一步步引向致命的450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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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害程度逐渐加强，不知不觉地一点一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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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悄悄从“正”转“邪”。权威者开始时须显得公正、合理，以后逐渐变得不公正和非理性便不易被察觉。领袖以英明开始，以作恶告终。人们一般以为，“权威”总是永远正确，不会自相矛盾，所以他们不会深度怀疑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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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高筑有进无退的门槛，不让参与者有退出的机会。一面强调退出的“严重后果”，一面允许参与者可以少许表现不同意见。在坚持服从的同时让参与者有舒缓压力的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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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强调宏大的高尚理想。以“宏大谎言”为合理后盾，强调行为的最终高尚目的。米尔格伦实验的表面理由是，科学在适度运用体罚的情况下可以增进人的记忆力。在现实世界中，各种“掩护性的宏大话语”可以用来要求为美好目标作出个人牺牲，如“国家安全”、“实现某某主义”、“将某某斗争进行到底”等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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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所揭示的这些与“盲目服从权威”和“好人作恶”有关的条件，有的可以直接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对纳粹极权统治要素的分析相吻合，尤其是“宣传”（冠冕堂皇的话语，迫害和暴力的合理性，悄悄由正转邪，等等），“组织”（契约式的束缚，等级服从的纪律和基本规则，实际上的有进无退，等等）和“意识形态”（高远崇高的宏大话语，绝对不容质疑的伟大、光荣、正确，等等）。15阿伦特所分析的极权统治要素构成了米尔格伦所强调的那种逼好人作恶的最可怕、最极端的“组织环境”。一个社会一旦成为这样一种组织环境，避免作恶就不再是一件单单靠个人保持良知就能做到的事情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对那些参与“集体作恶”的普通德国人不予法律追究正是以此为根据。但是，“不得已作恶”却并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理由。“权威服从实验”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被联想为“艾希曼实验”的。这种联想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但又促人深思的问题：我也会是艾希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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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构的情境和真实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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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艾希曼是一个平常的德国人，他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了一个“服从命令、尽忠职守”的角色。这个说法引起过很大的争议。不同意阿伦特看法者提出，艾希曼扮演的是一个远比“被动服从”要积极，因此也更邪恶的角色。从1963年到1965年，在德国法兰克福进行对22名前纳粹党卫军成员的审判，这些罪犯们有的把婴儿抛到空中当靶子来射击，有的把人活活丢入火中烧死、把活人扔到墙上摔碎颅骨，这样的罪行已经远远超过了“被动服从”的程度。日本侵略军“别出心裁”的残害行为也属于这种“创造性”地“遵命行事”。“法兰克福审判”因此成为“艾希曼审判”的补充，它让我们看到，尽管米尔格伦实验揭示了一般情况下好人作恶的情况，但它并不能对那些在极权制度下特别乐意干脏活、特别积极主动、创造发挥地干脏活者的恶行作出充分而恰当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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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米尔格伦的实验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揭示这类特殊作恶行为的实质而设计的。它的目的要普遍、一般得多。在一篇写于1967年的文稿中，米尔格伦写道：“在引入（服从）研究的问题时，我是把它放在纳粹德国的行为背景上的。……但是，作为人行为问题，服从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有了纳粹的例子。服从问题对于了解社会（和个人在社会中角色）的重要性是超越特殊事例的。把服从与纳粹德国的行为过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即使从没有过纳粹德国，即使犹太人从未成为受害者，服从权威仍然值得心理学去分析研究。服从之所以值得了解，乃是因为服从是社会生活结构的基本因素。没有发达的服从机能，社会无法运作。然而，也正是在服从倾向的作用下，道德消亡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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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要指出的是，并不只是在显见的暴行和残害中，我们才能看到盲目服从权威，导致道德感在社会中消失的危险。纳粹的暴行，日本侵略军的暴行，中国“文革”中发生的暴行，红色高棉的大规模屠杀，这类激烈而显见的暴行毕竟都是一时的。但是，对权威盲目服从，以致造成道德消亡的情况却继续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这篇文稿的最后定稿中，米尔格伦写道：“已故的Gordon W. Allport喜欢把这个（服从）实验称作‘艾希曼实验’……也许是一个恰当的说法，但不要因此对它的重要性有所误解。无论纳粹的行为多么可恶，仅仅注视纳粹，或仅仅注视那些公众关注的暴行，会完全忽视此项研究的要旨。因为此项研究关心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在执行命令时造成的那些平常但却经常的破坏。……即使从来没有过纳粹德国，良心和权威造成的困境仍然是社会本质的一部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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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在耶鲁大学实验室里所虚构的权威情境，以及参加这项实验的普通美国公民，都和现实的纳粹极权式制度社会和制度中人有本质的不同。极权制度下日常生活的情境是无法在一个民主国家的大学实验室里被复制的。米尔格伦自己是知晓这一点的。他写道：“实验结果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人性，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也就是美国民主社会所培养的那种性格，在权威下达恶意命令时，无法让公民不做出残忍和非人的行为来。只要以为命令来自合法的权威，就有相当多的人会按命令去行事。他们不会顾及行为的内容，也不会受到良心的制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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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格伦实验的结果因此往往被用来实验在民主法制的国家里，个人如何因为感觉不到个人行为伦理的重要，而放弃了必要的基本原则，因而做出盲目服从的事情。例如，圣地亚哥大学法学教授哈特维尔（S. Hartwell）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件事情，他的法律系学生为民事小诉讼的当事人提供咨询，而他本人则在隔壁的办公室里随时为这些学生提供帮助。其实诉讼当事人是哈特维尔教授事先安排好的。诉讼当事人问每个学生的是同一个问题：“到法庭上我该怎么说？”由于哈特维尔在课堂上曾指导他的学生，说只要能打赢官司，可以作伪证，结果他的24个学生中，有23个对那个诉讼当事人的问题回答道：“可以作伪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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