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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营、无效劳动和死亡跋涉成为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作恶的具有代表特征的方式。用戈德哈根自己的话来说，警察营“让我们看到反犹主义对德国社会的感染是多么广泛，以致普通人都能变成刽子手。……死亡跋涉让我们看到，作恶者屠犹的欲念在德国人的内心埋得有多么深。他们做这件事多么用心，以致没有命令也能把屠犹进行到最后一刻。（劳动营的）劳役让我们看到反犹主义是多么顽固，以致德国人甚至不惜以经济自我伤害的方式来对待犹太劳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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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性和文化：从“普通人”到“普通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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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哈根并不是第一个观察和分析101警察营的历史学家。1992年，历史学家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出版了《普通人：后备警察101营和在波兰的最终解决》（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一书。7此书详细分析了该营500名成员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家庭和职业背景、恶行和在波兰进行屠杀犹太人（包括妇女和儿童）的细节。书里提到，营指挥官允许他们在屠杀母亲和婴儿时不参与行动，不作惩戒。但是绝大多数的警察营成员都自愿参加了行动。许多人甚至还在行动中以施虐为乐。有的成员是带着妻子来到波兰的，他们的妻子完全知道丈夫所做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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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哈根和布朗宁虽然研究的是同一个对象，但他却完全否定了布朗宁对警营成员恶行动因的分析。布朗宁很重视纳粹反犹宣传对一般德国人的洗脑和蛊惑作用，同时也考虑到其他影响他们行为的因素，这些其他的因素存在于任何社会、任何人群之中，因此可以称之为普通的人性因素。这里所说的人性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人在群体生活中都会具有的社会行为和心理特征。布朗宁称这些因素为“环境因素”（situational factors）。这些因素包括人在同伴压力下随波逐流，害怕因出头而倒霉，做坏事一次难、二次易，以妖魔化受害者来克服加害羞愧心，甚至还包括为邀功请赏而争功表现或损人利己。戈德哈根认为，普通德国人屠杀和残害犹太人，根本不需要这些额外的动机，单单仇恨犹太人就足以让他们坚信，他们的屠杀是一种正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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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哈根单凭一些德国人积极、热情地杀害犹太人，证明所有德国人都相信“消灭犹太人是正义行为”，这个结论不能令人信服。说普通德国人相信杀犹太人是正义行为，也就是说他们觉得有杀犹的道德义务。这是戈德哈根和布朗宁的基本区别所在。在布朗宁那里，德国人不需要因为正义信仰才去杀犹太人，他们杀犹太人，可能是因为害怕被别人看成是“立场不稳”或者“孬种”，也可能是因为只有这样，他们自己才觉得是“称职”或者“正确”。但是，在戈德哈根那里，德国人杀犹太人是因为要服从自己心中的道德命令，不杀犹太人就是拒绝履行道德义务，就是道德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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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的确有德国人像戈德哈根所说的那样看待屠犹。但是很难设想，也很难证明所有当刽子手的普通德国人都把自己当作正义卫士。要设想所有的德国人都把屠犹当作一个来自内心的道德命令，就必须把德国人设想成一种与其他人类有别的异类。这正是戈德哈根所要证明的。但这却与事实不符。就在戈德哈根对“德国人”作国家性分析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在纳粹时期的普通德国人和战后的普通德国人之间作一个区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他认为战后德国建立了民主制度，所以现在的普通德国人就和“我们（美国人）一样”。8戈德哈根的这种说法恰恰暴露了文化决定论的“国民性”或“国民文化”其实是一个神话，更不要说纳粹宣传就是用这种文化决定论来证明所有犹太人都是劣等人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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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像犹太人大屠杀这样的人道灾难时，人们会本能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人对人怎么能这么狠，这么恶？人怎么可能作出这么离奇的大恶？这样的问题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人性解读。第一种解读是，这样的恶是“非人性”或“反人性”的，并不是人性所致。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作这样的恶。第二种解读是，这样的恶是人性所致，因为它就是人类所作之恶。第一种解读的逻辑是，人性本不恶或“本善”，恶是作恶环境压力和条件的产物，环境是逼迫人性变异的力量。第二种解读的逻辑则是，人性本不善或“本恶”，只是在一般情况下，人性的恶倾向受到约束（约束力就是“文明”），而当外在的约束力瓦解时，人便可能无限作恶。第一种解读把恶看成是环境对人性的变异，第二种解读把恶当作环境对人性的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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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化决定论来解释人的作恶，文化便成为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变异力量。看起来它是否定一般人性，其实对它来说，一般人性反倒变得格外重要。因为唯有知道了一般人性为何，才能知道什么是不同于它的变异。对“人怎么能作出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大恶”这个问题，戈德哈根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德国人因为极端、乖张的仇恨而变成了另一种人，所以只有他们才能干出一般人类干不出来的恶事。这里就有了“普通人”和“普通德国人”的区别。布朗宁在101营看到的是“普通人”。布朗宁的“普通人”和我们自己很相似，因为我们在相似的“处境”中也会做出同样或类似的恶事来。但是，戈德哈根让我们看到的却不是“普通人”，而是“普通德国人”。德国人在种族信念上的乖戾和偏执使得他们成为与我们不同的异类。我们无法单单靠以己推人来理解他们的想法。要理解他们，我们必须像人类学家那样，以一种超然眼光孤立对待德国人，把他们充分陌生化为一种特别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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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哈根要揭示的是“个人作恶”的可怕情景，他要强调，是那些德国人干出了残忍、虐待、杀人取乐的恶行。他要说的是，必须有恶人才有作恶之人，恶的行为必然是由“恶的个人”作出的。但是，问题是，恶人并不就是恶的解释。为了解释人为什么会是恶人，解释者还是不得不到“恶人”之外去寻找原因，例如心理的失常、精神错乱、狂热盲信、思想走火入魔等等。戈德哈根提供的“国民性”解释也不例外。“恶人”之外的原因就是仇犹思想的极端偏执和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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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仇犹思想在历史上和在别的国家都有存在，为什么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大恶单单发生在纳粹的德国呢？戈德哈根无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维斯（John Weiss）在《死亡的意识形态》一书中对19世纪初到第三帝国的德国和奥地利社会作了研究。他的研究发现，反犹的种族主义文化确实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经在德国社会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仇恨，这是后来犹太人大屠杀能够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维斯所观察的反犹主义却并不限于德国，它也包括了德国的邻国奥地利，而这恰恰是戈德哈根有意无意避免涉及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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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奥地利的反犹情绪远比在德国高涨。自1897年到1914年，在奥地利执政的基督教社会党，党魁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很受民众拥戴，是青年希特勒崇拜效仿的对象。鲁伊格让希特勒看到，在群众中蛊惑反犹仇犹可以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1911年奥地利国会选举时，三分之二的奥地利人把票投给了将反犹纳入竞选纲领的政党。这样的反犹浪潮在当时还是王国的德意志却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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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纳粹式的反犹，它的发源地是奥地利。反犹仇犹并不是德国文化，至少不是德国文化才有的特征。希特勒那种混合了反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不断种族战争的纳粹思想是他在奥地利时期形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德国找到了扎根成长的社会环境。10在20世纪初的德国，最强大的群众政党是社会民主党，当时的许多普通德国人并没有完全受反犹意识形态左右。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反犹的政党在德国都是处于弱势状态，它们在国会里的代表从来没有超过2%。德国也一直是一个法制社会。威廉（Kaiser Wilhelm）二世本人是一个极端反犹主义者，但他却不同意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或者驱逐犹太人。这当然不是说，反犹主义在德国不是一种有影响的思想。但是，在1914年以前，反犹情绪远比德国强烈的除了奥地利，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直到德国于1870年统一的时候，德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法国德莱弗斯事件（Dreyfus）那样的反犹浪潮。当时严重迫害犹太人的事件还发生在罗马尼亚和沙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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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学研究都指出，比起纳粹的反犹纲领，德国在“一战”中的惨败和战后的社会恶质因素是纳粹在德国崛起的更重要原因。这些恶质因素包括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再加上德国一直强势的民族主义和政治自由意识的相对孱弱。戈德哈根把反犹当作纳粹之所以能掌握政权、控制民心的唯一原因，是把一个本来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如果反犹仇犹真的是德国文化和德国社会的根本特征，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在德国的经济和文化中能够有极高的成就，为什么这么多的犹太人在文化上和国族上认同德国，为什么1870年以后犹太人在德国享有公民权，为什么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把当时的德国视为一个值得向往的文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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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极权制度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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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性恶论来看，纳粹屠犹只是“人类残忍”（human cruelty）的又一次发生，与历史上的其他人对人的虐杀和残害相比，它的规模虽然空前，性质却并没有什么不同。从文化决定论来看，纳粹屠杀只不过是德国人因为共同的错误信念，不可避免要犯下的罪行，纳粹上台只不过为这个罪行的发生提供了方便的机会而已。这两种关于恶的观念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离奇之恶（大恶）必须有离奇的行恶者（邪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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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勒（James E. Waller）称这种思维方式为直觉性的“个人起源”模式。这一思维模式的逻辑是，普通人不可能作出离奇的恶来，只有特殊的人才能作特殊的恶。于是希特勒成了人性论中的“恶魔”，德国人成了文化决定论中的“疯狂”民族。华勒解释道：“我们之所以对作恶有这种简单化的想法，是因为它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毕竟还是公正的，还是可以预测的。……它让我们自己还敢走进这个世界，也让我们还敢把自己的孩子带进这个世界。……如果在一个世界里，连普通人都能作出离奇的恶来，那在心理上就太让人不能忍受。”华勒指出，制度解释对恶的直觉个人起源观提出了质疑。制度解释强调，“普通人可以作出离奇的恶来……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离奇之恶都是在环境和组织的社会力量影响下（由普通人）作出的。”11这也正是对恶的制度解释不同于人性论和文化决定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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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里奇（Robert S. Wistrich）对《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的分析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与华勒相似的结论。他指出，单单用德国文化来解释纳粹屠犹会“模糊犹太人大屠杀的特殊性质”，戈德哈根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制度性的刽子手（那些坐办公室的、秘密警察和武装部队）转移到像101营警察那样普通的德国人，“（戈德哈根）强调的是历史长河中不断发生的人的残忍——残暴、虐待、杀人取乐，而不是大屠杀本身的独特性。大屠杀代表的是（国家有组织的）大规模杀害，由一个强大的、煽动仇恨的国家所支配。戈德哈根忽略了这一点，而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事实”。由于戈德哈根一味突出德国人特有的残暴，他的屠犹分析淡化了德国纳粹极权国家制度在这一罪行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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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为什么在纳粹德国会发生人对人离奇作恶的大屠杀，政治思想家阿伦特和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的制度分析很具有代表意义。阿伦特着重分析的是极权统治的特殊性质和形式，而米尔格伦特别关注的则是人在特殊情况下“服从权威”的特征和后果。这两种分析都把着力点放在“普通人”而不是“普通德国人”身上。他们的结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制度作恶并不需要特殊的作恶者，普通人一旦被放置到邪恶的制度环境中，就有可能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作恶机器的一个运作部件。能够把任何普通人都变成作恶工具，让不离奇之人作出离奇之恶，这才是制度之恶真正的可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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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从相对完善的极权主义中概括出一些关键因素：其中包括相互隔绝、无共同抵抗手段的群众、维持极权统治的集中宣传和组织手段，以及作为暴力改造人性实验室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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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沙型群众是支持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也是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并起作用的社会条件。“群众”并不是拥有公共生活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的公众，而只是那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人群。由于群众个体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价值发生联系，不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有所联系，是因为一起被挟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威，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伟大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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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群众和极权体制是相辅共存的，极权体制需要以这样的群众作为它的基础，群众则只能在这样的体制中才能找到适合他们的政治组织形式。一般社会中公民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在极权国家中都成为多余。阿伦特指出：“一旦群众因某种原因需要政治组织，极权运动即成为可能。……群众由于人数众多，冷漠被动，或二者皆备，无法结合成基于共同利益的组织，无法结合为政党或地方政府，无法结合为专业社团或工会。”1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国一直处在动荡之中，这才给纳粹运动造成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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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必须依靠专制统治的组织和宣传。极权政党组织具有秘密社会的性质，甚至被称作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14极权政党和秘密社会一样重视组织和效忠的仪式和象征，入党入帮都要有内部人员介绍，都要宣誓忠诚，惩处叛徒的手段更狠毒于惩处敌人。党和帮都有至高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它们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彩。……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会常见的组织手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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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宣传的作用因极权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像其他政党那样……作出取信公众的样子”。16但是，极权运动一旦成功掌权，它就会用思想“灌输”代替宣传。要思想灌输，就需要恐怖，“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17反犹仇犹成为纳粹的意识形态“原则”和“政策”，与一般民众的种族偏见和歧视有本质的差别。一般情况下，就算许多人抱有某种偏见，少数人也可以选择拒绝这种偏见。在德国，为数不少的“雅利安人”和犹太人通婚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一旦反犹仇犹成为极权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实施政策，人们便丧失了拒绝这种偏见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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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最本质的制度特征是恐怖和暴力。集中营是极权社会这部恐怖大机器的样板机构，它的样板作用是最大程度地显示极权制度暴力。阿伦特把集中营，而不是具体德国人确定为纳粹暴力的象征，强调的就是它的制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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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暴力统治有时未必就要从肉体上消灭人的存在，但却一定以三步程序杀死真实存在意义上的人。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18，它发生在极权建立集中营、劳改营等等之前。它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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