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777546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极其复杂且影响很大的例子。这是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发生在我的朋友身上的一件事。
1701777547
1701777548
我有一个朋友是中西部一所大学的教授，他最近接到了美国西南部的一所大学的邀请函。那所大学希望我的朋友可以去那里创建某个医学领域的研究中心，我的朋友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之一。因为之前世界各地都没有针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心，因此相关专业的医学院学生、博士后人员都无处可去。我的朋友非常想促成这个中心的建立，并希望能借此让自己名垂青史。
1701777549
1701777550
以下是一部分他需要考虑的关于这个抉择的成本和收益的项目：
1701777551
1701777552
1.选择很简单：走或是留。
1701777553
1701777554
2.受到影响的各方面：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我的朋友、他的妻子和他们已成年的子女，可能要授课的本科生，医学院的学生和博士后，全世界的人——因为我朋友的研究领域中的任何医学发现都可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如果研究中心能建立，便有希望产生更多这类发现。
1701777555
1701777556
3.确认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从这次决策中花费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是一件混合了很多因素的事情。有一些收益显而易见：创建一个新中心的激动心情，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逃离中西部地区恼人的冬天，更高的薪水，在学术工作状态上的一次转变。而评估这些收益中的某些项目的发生概率却并不容易。一些成本同样明显：搬迁的各种麻烦，行政工作的负担，西南部地区的夏天，离开原先珍贵的朋友和同事。那么，对于世界的影响呢？很难讲：没有办法知道如果换一个人来领导这个研究中心，他们能取得什么成果，能有多大的进展。我朋友的妻子的成本与收益则比较容易衡量，她是一个小说家，对工作地点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她从搬迁中获得的价值与各项事务的发生概率依然很难计算。
1701777557
1701777558
4.衡量指标是什么呢？薪水可以用钱数来看。但是，一个有60华氏度（约15.5摄氏度）高温的晴朗1月和一个气温为20华氏度（约6.5摄氏度）的多云的1月的价值如何比较呢？如何衡量建立一个研究中心得到的快感和因为各项人员招募与行政管理事务带来的烦恼呢？那些各种未知的成本和收益呢？真的不可能衡量。
1701777559
1701777560
5.如何看待折扣率？目前的薪水是合适的，但是很难讲之后的情况。
1701777561
1701777562
6.如何做敏感性分析？除了能说大部分的成本和收益值都很大之外，还能有什么发现呢？
1701777563
1701777564
所以，既然有这么多无法确定的因素，为什么还要把成本–收益分析做得这么完整呢？
1701777565
1701777566
因为，正像富兰克林说的那样，经过这个分析过程你会对各种信息认识得更清楚，减少了做出一个草率决定的概率。但是我们也不必自欺欺人，并不是每次的决策过程都能得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来指导我们怎么做。
1701777567
1701777568
我的一个朋友曾在她要进行一次重要行动的时候使用了成本–收益分析。当她在快要结束那个任务之际，她不禁感慨：“天哪，这方法根本没用！我不得不考虑更多的东西。”看，这就是她的答案。诚如帕斯卡所言：“理智永远不明白我们的内心所愿。”而弗洛伊德也说过：“当要做一个不太重要的决定时，最便捷的方法是列出它的所有优缺点。然而，对于十分重要的事情，最终的决定来自一种非理智的判断，它源于我们内心深处。”
1701777569
1701777570
我的朋友显然是跟随了内心的感觉，而理性在此退居一旁，但我们必须明白，即使是内心的选择也会受到外界信息的影响。一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指出的，那种无意识的判断需要所有相关的信息，而其中有些信息只能通过理性而有意识的过程产生。有意识获取的信息被添加到无意识的信息当中，无意识思维随后分析出一个答案再送回我们的头脑中。无论如何，在面对重要抉择的时刻，你还是应该采用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就随它去吧。
1701777571
1701777572
机构的抉择和公共政策
1701777573
1701777574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讨论关于期望价值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的一个大问题，类比来说，即如何比较苹果的成本和橙子的收益。对于各类机构，也包括政府，采用同样的标准比较成本和收益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可以用“人类福利单位”或“功利点数”比较成本和收益自然不错，但是没有人想出有说服力的方法来量化这两样东西。因此，通常我们只能用金钱来衡量。
1701777575
1701777576
现在想一想，我们该如何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评估一个相当复杂的政策呢？举个例子，为年龄还不够上幼儿园的贫穷的少数族裔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日托照顾是否值得。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就和他的同事一起对此做了分析。与高质量的日托照顾相反的做法显而易见，即不采取日托照顾。赫克曼和他的团队需要分析出受到影响的各方，并估计一段时期之内的收益，他们最终决定将这段时期的终点定在这些孩子40岁。他们必须将所有成本和收益折算成金钱，并考虑折损率。他们不必估算这个过程中所有成本和收益的出现概率和价值，因为有些东西在前人的研究中已有结果。比如，因为接受救济而省下的钱，因为接受特殊教育和在学校留级的比例降低而节省的钱，那些进入大学的孩子的读书开销，在40岁之前收入上的增长。另外的一些项目则需要估算。研究者估算了给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日托照顾的成本，同时将一般日托照顾（或根本不照顾）的成本作为控制组，而后比较了两者，不过它们并没有相差太多。
1701777577
1701777578
赫克曼和他的团队按照每年1.3万亿美元的标准计算了总体犯罪成本。这个标准则是根据美国国家统计数据中的犯罪案件数量和犯罪性质的恶劣程度来估算的。然而，犯罪成本的估测值是不确定的。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国家统计数据并不可靠。对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孩子在40岁前犯下的罪行的数量和类型的估计是基于个人被捕记录的，这些记录显然不够准确。一个人在孩童期被指控，而在成人后不再犯罪，这种可能性的降低很难用金钱作为单位来衡量。赫克曼的团队只是简单地将那种可能性的价值定为0。
1701777579
1701777580
1701777581
1701777582
1701777583
将所有高质量日托最后会影响到的人和事物都列出来是不太可能的。估算出不计其数的研究对象花费的所有成本和获得的收益也不可能。事实上，赫克曼和他的同事在此也没罗列出所有已知的收益。例如，接受过高质量日托的人去吸烟的可能性更低，而这个结果对这个人本身和对其他人的收益（包括那些为了治疗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而支付更高保险费用的人）都很难衡量。对于在犯罪行为下的受害者，只有他们在金钱方面的损失能计算，而他们所受的伤痛和折磨无法计算。
1701777584
1701777585
最后，我们要如何给那些参与过日托项目的人提升自尊赋值呢？如何给这些人对他人增加的满意感赋值呢？
1701777586
1701777587
许多未知横亘在这里。然而，赫克曼和他的团队还是设法通过计算来评估了这个项目。他们计算出的收益对成本比率为8.74，意思是对于付出的每一美元都能获得将近9美元的回报。这对于一个有着很多不确定性和猜测要素的分析来说是一个相当精确的数字。我对人们未来会用经济学家所用的这种分析法来行事持怀疑态度。
1701777588
1701777589
尽管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并不实际，但进行分析的过程真的没有意义吗？不，进行分析还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敏感性分析的最后阶段。我们知道在极端情况下，许多数字是可疑的。比如，假设为避免犯罪而耗费的成本被夸大了一个数量级，然而净收益仍然为正值。更重要的是，赫克曼和同事排除了许多收益内容，要么是因为那些收益不为人知，要么是因为计算它们的金钱价值或发生概率是毫无意义的。
1701777590
1701777591
因为除了上表中列出的成本之外，再没有我们已知的比较重要的成本，而且我们只是遗漏了收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高质量的日托项目是成功的且收益很高。另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影响公共政策的一种尝试。正像一句老话所言：“在政策博弈中，每次总是聊胜于无。”
1701777592
1701777593
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成为美国总统，在众多“左”派人士强烈反对中通过的首批法案中的一项是，所有由政府签署通过的新规定都要经过成本–收益分析。这项政策被后来所有的美国总统沿用。奥巴马总统下令要对美国所有现存的法规做成本–收益分析。负责执行该命令的政府官员表示，公众因此省下的钱已经相当多了。
1701777594
1701777595
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