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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理论分歧，但富兰克林仍然为怀特菲尔德所吸引的原因还有他的到来动摇了费城的统治基础。富兰克林一直对当地宗教精英十分不满，因此很乐于看到怀特菲尔德这个深受欢迎的巡回牧师的到来给对方带来的困扰和不便。富兰克林还高兴地看到，在自己的资金支持下，怀特菲尔德的支持者们修建了一个新的集会教堂，除了可作他用之外，任何信仰的人都可以在此宣传自己的观点。“即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学者要派人来向我们传授教义，他也能在此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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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费城的一些绅士曾经给富兰克林的报纸写了一封信，说怀特菲尔德的布道在“上等人当中并不成功”。富兰克林则对此坚决反对，这也充分显示了他反对特权的平民主义的观点。而在接下来的一期报纸上，富兰克林以“普通人”为笔名，讽刺了“上等人”以及那些暗示怀特菲尔德的支持者是“劣等人、暴民、下等人”的说法。“普通人”说他和朋友们都骄傲地称自己是“下等人”中的一份子，但他们对有人自称是“上等人”，暗示民众是“蠢人”的做法十分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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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汤姆·杜鲁门（或许是富兰克林托名）的绅士则在此后的一周给威廉·布拉德福德那份更高级的报纸写信，称这样的冒犯并非有意为之，并指责“普通人”自以为是全镇的民众领袖。富兰克林在自己的报纸上以“普通人”的身份回应道，他只是一个“贫穷、普通”的手艺人，工作之余“并没有去酒馆喝一杯，而是以在图书馆里读书为乐”。因此，他只是痛恨那些自称是上等人的家伙，也看不上“那些家伙的同类人”。尽管富兰克林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而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摆出一副贵族的架子，但富兰克林仍然对此十分痛恨，并为做一名捍卫中产阶级利益的普通人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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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年秋，富兰克林对怀特菲尔德的狂热终于有所降温，但对其带来的巨大利益却始终如故。怀特菲尔德试图使富兰克林皈依加尔文教派从而获得“新生”的愿望逐渐破灭。而费城绅士中那些对富兰克林而言极有价值的赞助人开始谴责《宾夕法尼亚报》对怀特菲尔德的报道过于狂热。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富兰克林发表了一篇社论，否认（虽然不大令人信服）自己有任何偏见，并重申了他在1731年那篇著名的《为出版者辩护》中的观点：“当公平竞争时，真理必将战胜谎言。”同时，富兰克林还刊登了一封来自某个牧师的信，指责怀特菲尔德“胡言乱语”。随后，他还发表了三本小册子，有两本是对怀特菲尔德进行猛烈攻击，另外一本则是怀特菲尔德的回应。就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报》所刊登的读者来信而言，1740年前9个月中，有90%的读者是支持怀特菲尔德的，而在此之后大部分都是反对他的，虽然富兰克林自己写的文章仍然是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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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激情不再，但富兰克林仍然支持怀特菲尔德，两人还一直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直至1770年怀特菲尔德去世。在富兰克林撰写自传时，怀特菲尔德已经去世，他再次用调侃的语气对怀特菲尔德进行了温馨的回忆。文中写道，他曾经参加了怀特菲尔德的一场布道，内容好坏还在其次，他用心地估算了一下怀特菲尔德的声音能传多远。至于怀特菲尔德对自己精神生活的影响，富兰克林促狭地回忆道，“他有时的确会为此祈祷，希望我可以改信他的宗教，但没有成功，因此他也无法因为相信上帝听到了他的祈祷而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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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大战：被激发的权力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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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富兰克林的出版生意越做越大，他和费城另外一个出版商安德鲁·布拉德福德的竞争也越发激烈。18世纪30年代初，他们一直在相互取笑对方报纸上的错误，就想加入共济会的那个年轻人之死和亨普希尔的布道词等问题争论不休。此外，他们之间的竞争如此激烈，还掺杂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布拉德福德出身良好，他和他的报纸一直站在宾夕法尼亚“领主那边”，支持佩恩家族和他们任命的总督。但手工业者家庭出身的富兰克林和他的《宾夕法尼亚报》却反对现有制度，倾向于支持民选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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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33年议会议长选举期间，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更为明显。当时，安德鲁·汉密尔顿谋求连任，他是反领主力量的领导者，曾帮助富兰克林从布拉德福德手里夺下了政府的印刷业务。富兰克林很欣赏他反对贵族统治的平民主义思想。“他不是权力的朋友，”富兰克林写道，“而是穷人的朋友。”布拉德福德则恰好相反，刊登了大量文章猛烈攻击汉密尔顿。其中有一篇文章《论不忠》，不仅攻击了汉密尔顿，而且也捎带上了富兰克林。还有一篇则是指责汉密尔顿辱骂佩恩家族，而且作为贷款处的负责人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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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撰写了一篇立意高远但言辞犀利的反驳文章为汉密尔顿辩护。这篇文章以与汉密尔顿的对话实录的形式，指责布拉德福德用词荒唐（本来想说“轻蔑”，却用成了“卑劣”）、不敢用真名（以为不署名的情况很正常，可以掩人耳目）。文中的汉密尔顿拜访共读社，偶遇了穷理查，然后向他倾诉自己“出淤泥而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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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赢得了连任，因此，在1736年的时候，他任命富兰克林为议会秘书。于是，富兰克林再一次将服务公众和为自己谋利结合在了一起。他大方地承认，秘书一职“还能让我更好地与议员们保持联系，从而揽到印刷选票、法律、纸币的生意以及其他临时的公家业务。总体来说，这些生意的利润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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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的经历还使他学到了劝导对手的有用技巧。在一位家产丰厚、教养良好的议员公开对他表示反对之后，富兰克林决定赢回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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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靠卑躬屈膝来获取他的支持。但不久之后，我通过其他方法办到了。我听说他有一本十分稀有的珍贵藏书，就写了一张便条，说很希望能拜读，请他把书借给我几日。他很快就把书寄了过来，大约一周之后，我就把书还给了他，并附上一张便条，对他的帮助深表感谢。等我们再次在议会见面时，他就和我说话了（之前从未有过），而且彬彬有礼。从此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他都愿意对我施以援手，我们成了好朋友，直到他去世。这再次印证了我曾听过的那句古老格言：“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愿意再次帮你，他们比那些你帮助过的人更愿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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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与布拉德福德之间的竞争还有很有趣的一面，尽管当时看来不同寻常，但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却司空见惯。即使在很多领域斗得你死我活，但正如现代的传媒巨头一样，他们在其他领域紧密合作。举个例子，1733年，他们一方面围绕汉密尔顿的竞选连任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同时又决定共同印刷一本成本极高的圣诗诗集，以分担风险。在布拉德福德的建议下，由富兰克林负责印刷，布拉德福德则提供纸张，他们分担成本，印出来的500本成书则一人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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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布拉德福德的竞争中，富兰克林有一个极大的劣势。布拉德福德时任费城邮政局局长，因此可以利用职权限制富兰克林使用邮政网络发行《宾夕法尼亚报》（至少表面上如此）。这种关于公开发行权的争斗是延续至今的内容生产者和渠道控制者之间矛盾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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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的机会，富兰克林结识了时任殖民地邮政总长的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上校。斯波茨伍德给布拉德福德下令，允许其他报纸使用邮政网络发行。但是布拉德福德仍然阳奉阴违，给富兰克林的发行制造麻烦。无奈之下，富兰克林只好贿赂邮差。但是，富兰克林除了担心费用问题之外，还很在意公众对他的看法。因为布拉德福德控制着整个费城的邮政系统，富兰克林写道：“不难想象他有更好的获得新闻的机会，他的报纸发行更为便利，因此广告收益也远比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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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富兰克林利用布拉德福德账目不清的纰漏成功地抢到了费城邮政局局长之职。1737年，在富兰克林的推波助澜下，斯波茨伍德上校撤销了布拉德福德的职务，转而任命富兰克林为费城邮政局局长。“我欣然接受，”富兰克林写道，“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好处，尽管薪水不高，但通信和稿件的往来便利多了，提高了报纸的质量，订阅数量和广告的需求也得到了增加，因此给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布拉德福德的报纸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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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并没有以牙还牙，反而同意布拉德福德的报纸和自己的《宾夕法尼亚报》及其他报纸一样使用邮政网络发行，起码最初的时候如此。在他的自传中，富兰克林对自己的开明颇为得意。然而，实际上，这一政策只持续了两年。因为布拉德福德从未把自己任内的账目搞清楚，斯波茨伍德给富兰克林发了一道指令，“对他提起诉讼”，“邮局也不再发行他的任何报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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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布拉德福德就和富兰克林当初一样，不得不贿赂邮差以偷偷地发行自己的报纸。富兰克林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与布拉德福德的做法如出一辙。但即使是这种所谓的宽容也没能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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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年，富兰克林和布拉德福德就北美殖民地第一本大众杂志的发行又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富兰克林首先想出了这个主意，但这一次他又被一个知己给出卖了，就像当初他打算办报纸的时候一样。正如聪明的穷理查在1741年历书中所言：“如果想向敌人保守秘密，就不要告诉自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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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背叛他的是一个叫约翰·韦布的律师，当时他给《宾夕法尼亚报》撰稿，还被富兰克林选作代理人，按照斯波茨伍德上校的命令指控布拉德福德。富兰克林曾经向韦布描述过自己的计划，并向其许诺编辑的位置。但韦布却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布拉德福德，并得到了更优厚的条件。因此，1740年11月6日，布拉德福德宣布自己将发行《北美殖民地杂志》的计划。一周之后，富兰克林刊登了自己的计划，宣布将发行《大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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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兰克林的声明中，他谴责了韦布的背叛。“此本杂志……已经计划良久，”富兰克林写道，“其实它本不应该这样早产，如果不是一个人，一个我曾信任地将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却又将其卖给了上一期《美利坚信使周报》的人……他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这一事件使富兰克林全面禁止布拉德福德的报纸通过邮政网络发行。这同时又将邮政网络的接入权这一问题转变成了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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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布在下期的《美利坚信使周报》上进行了尖锐回击。他同时还指出了富兰克林一个不太招人喜欢的品质：他太聪明了，对于某事他通常是巧妙暗示而不是直截了当说明。韦布认定“就像一个狡猾的扒手一样”，富兰克林通常是“卑怯”地暗示，而不是大胆地做一个“直接的说谎者”，“他通常是旁敲侧击”，这样被攻击的人就很难直接为自己辩解。富兰克林本以为这种间接暗示要比针锋相对更温和一些，但实际上会引起更大的敌意，甚至给自己带来欺骗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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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并没有回应。他知道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刺激韦布和布拉德福德，只是在下一期的报纸上把自己的声明又印了一遍。韦布果然中招，在《美利坚信使周报》上又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而富兰克林再次显示出了自己的克制，他没有回应，在接下来的一期报纸上把当初的声明又印了一遍。韦布和布拉德福德都快词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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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布却不甘心，再次将冲突升级。他在12月4日的《美利坚信使周报》下了一个结论，而且他确信肯定会得到富兰克林的回应。韦布写道，“自从我第一封信以来”，富兰克林“就开始利用自己的职权禁止《美利坚信使周报》通过邮政网络发行”。富兰克林终于出手了，他在下期出版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做出了一个略显虚伪的解释。富兰克林声称一年前就已经禁止《美利坚信使周报》使用邮政网络了，这与当下关于杂志的争论无关。相反，是邮政总长斯波茨伍德直接下的命令。为了证明此点，富兰克林登出了斯波茨伍德的来信。他说韦布和布拉德福德对此心知肚明，尤其是韦布，因为他正是富兰克林聘用的递交指控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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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布则列出事实作为回应。他承认斯波茨伍德的确命令富兰克林禁止官方发行布拉德福德的报纸。但是，富兰克林也很清楚，邮差们还是继续偷偷摸摸地捎上《美利坚信使周报》。韦布还指控富兰克林亲口告诉别人，自己之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因为这样就可以保证布拉德福德不敢在报纸上登载对他不利的话。韦布写道：“他承认，他允许邮差私下里发送布拉德福德先生的报纸，这样他就可以对其完全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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