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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旅途中，富兰克林不幸从马车上摔下来，造成肩骨脱臼。萨莉自愿留在新港，这样就可以与凯蒂一同照顾父亲。但富兰克林则坚持前往波士顿。他们在波士顿待了两个月，富兰克林与自己的妹妹简·梅科姆待在一起，而萨莉则与自己的表兄妹一起练习大键琴。富兰克林开玩笑地对妹妹说：“我得让萨莉多练习一阵子大键琴，这样我就可以同我亲爱的妹妹多待一会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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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的大多数时间，富兰克林闭门不出。在去新罕布什尔的路上，富兰克林又一次把肩膀摔脱臼了，着实伤得不轻。当时，他在波士顿的亲戚大部分已经故去，而他自己也已经57岁了。在那时他所写的信中，免不了少了一些打情骂俏，多了一些对人生的感伤。他曾在信中向凯蒂抱怨道：“我已经老了，受不了剧烈的颠簸。”然而，他仍然希望能够回到英国。富兰克林在给斯特拉恩的信中写道：“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希望能够回到英国。但是在走之前，我必须要把一切事物都处理好，这样我就不用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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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他于11月回到费城的时候，发现还有一大堆麻烦在等着他，恐怕要让他回英国颐养天年的愿望落空了。当时，北美殖民地的政局可谓暗流涌动。富兰克林对殖民地事务的了解以及在英国多年的人脉积累，使其在未来的政治风暴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他不得不4次往返于北美殖民地和英国之间，进行斡旋。对于富兰克林来说，殖民地并不是分散的定居点，而是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信仰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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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巡察邮政的途中，富兰克林有了为自己和家人建造一幢三层小楼的想法，并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地点就选在市场街，离当年德博拉初次见到自己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实际上，自从1730年两人结婚以来，一直赁屋而居，大概搬了6次家，却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也是第一次布置自己的家了。自打德博拉给富兰克林买了那套陶瓷餐具以来，他们攒下了不少好东西，比如玻璃口琴、羽管键琴、火炉、科学仪器、图书馆和蕾丝窗帘，一定得好好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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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是富兰克林喜欢上了家庭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尽管他热爱旅游，有时对自己的家庭有些疏远，但富兰克林本质上还是一个居家的人，留恋自己生活的土地。他喜欢他的共读社、俱乐部，喜欢自己每天走的路线，喜欢自己在英国的那个“家”。同样，他也十分关心、挂念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还有那些亲戚，即使自己陶醉在旅游之中时仍然如此。富兰克林修建新居到底为了满足自己还是自己的家人，我们不得而知，恐怕连他本人也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兰克林对工程的热爱使其对每一个小细节都十分上心，甚至连门把手和铰链的质量也亲自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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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富兰克林向斯特拉恩表达了要回英国的愿望，但究竟是去英国还是留在北美殖民地，实在是让他伤透了脑筋。德博拉肯定是难离故土，对她来说，就算是离家只有百步之遥也十分难受。因此，威廉在给斯特拉恩的信中写道：“我母亲对乘船漂洋过海十分恐惧，我可以确定我父亲不会再回到英国了。他正在建一所新宅好颐养天年。”甚至连富兰克林自己也打算在俄亥俄找一块地安享晚年。但随后，在富兰克林于1763年写给斯特拉恩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看事情最终如何发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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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斯顿之子”：富兰克林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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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费城新任总督约翰·佩恩的所作所为对富兰克林关于未来的打算产生了重要影响。约翰是领主托马斯·佩恩的侄子，曾与富兰克林一道作为代表出席奥尔巴尼会议。富兰克林对其寄予厚望。他对克林逊写道：“佩恩有公民意识，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没什么不同，至少我不会给他使我们产生分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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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恩和宾夕法尼亚议会所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前线的防御问题。虽然英国人打赢了法国人和印第安人，但是并没有给殖民地带来真正的和平。当时，北美殖民地西部仍然受印第安人的袭扰，为首的则是渥太华族的首领庞蒂亚克。到了1763年的秋天，这种骚扰虽有所减弱，但是宾夕法尼亚很多偏远地区的居民仍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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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12月4日，来自帕克斯顿周围的大约50名暴徒（都是边民）杀害了6名印第安人。受害者手无寸铁，而且已经皈依了基督教。两周后，惨案再次发生，在附近济贫院中栖身的14名印第安人也惨遭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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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暴徒越聚越多，自称是“帕克斯顿之子”。他们宣称下一个目标就是费城，当时有超过140个爱好和平的印第安人居住于此。他们威胁不仅要杀光印第安人，甚至连给印第安人提供庇护的白人也不放过，这其中就包括了很多贵格会教徒。他们因此把和平主义的教义放在了一遍，拿起武器准备保卫自己，而另外一些人则逃到了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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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斯顿之子”成为费城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威胁，几乎可以被视为一场社会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内战。一边是生活在偏远地区的边民，大部分是长老会教友，以及他们在城镇中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很多是德国路德会移民和苏格兰–爱尔兰的长老会教友。另一边则是费城相对保守的贵格会教徒，他们反对使用暴力，同印第安人有贸易往来。虽然从数量上看，贵格会教徒要远少于德国移民，但他们却控制着议会，坚持反对在防御印第安人上花费太多。值得一提的是，费城的上流阶层、一直与议会作对的圣公会商人，在威胁面前也站到了议会一方，起码暂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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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首先爆发了一场舆论战。长老会教友们表示支持“帕克斯顿之子”，指责贵格会教徒纵容印第安人，并且没有按照宪章的要求在议会中给予边民足够的代表席位。1764年1月，富兰克林发行了自己写的小册子作为反击，名为“近来兰卡斯特县屠杀印第安人的实录”。在文中，他首先满怀同情地介绍了受害的印第安人，一一列举了他们的英文名字，着力强调他们温柔的性格。“这些可怜人被放火烧死、被刺死、被斧头砍死”，其中最年长的一位“在床上被砍成数段”，其他人则被“剥去头皮或乱刀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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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接下来描述了两周之后发生的更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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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家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跪在地上，孩子们紧紧搂着自己的父母。他们反复哀诉自己是无辜的，他们爱英国人，而且从未做过伤害他人的事。但他们的哀求换来的却是屠杀。男人、女人，哪怕是小孩子都被毫无人性的暴徒杀害了，纷纷倒在血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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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帕克斯顿之子”来说，印第安人都是一回事。他们的发言人声称：“哪有人只是对一个民族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民族宣战的？”然而，富兰克林在小册子中谴责了这一偏见，明确表示必须要就事论事，不能一概而论，并且要包容。这也是其政治信条的核心。“假如一名印第安人伤害了我，难道接下来我就可以向所有的印第安人报复吗？”富兰克林反问道，“这些不幸的人的唯一罪过，是他们生着红棕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他认为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找一个人要他承担其族人所犯下的罪过是不道德的。“假如一个脸上有雀斑、红头发的人杀了我的妻子或孩子，难道从此我就可以杀死在任何地方遇到的所有长雀斑的红发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报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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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调这一观点，富兰克林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显示其他种族的人，如犹太人、穆斯林、摩尔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在相同情况下是如何展示出伟大的道德和忍耐的。最后，他总结道，全体宾夕法尼亚人民必须站起来同仇敌忾，并将“帕克斯顿之子”绳之以法。虽然其论述中有些许矛盾之处，但对集体暴行的警示值得所有白人共勉：“除非凶手被绳之以法，否则整片土地都会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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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这本小册子给富兰克林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影响。它反映出了富兰克林对德国移民的偏见，正如其一生都反对长老会–加尔文派的教义一样。对于那些边民的遭遇，富兰克林并不同情，甚至称他们为“野蛮人”，“玷污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尽管从很多方面来看，富兰克林是一位平民主义者，但他对群氓十分警惕。如同往常一样，富兰克林的观点代表了新兴的中产阶级：既敌视无知的暴民，又与顽固的权贵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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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就在富兰克林的小册子发行一周后的星期六，总督约翰·佩恩在议会大厦前的广场上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讨论如何应对危机。起初，他的态度很强硬。他要求逮捕领头的暴民，部署军队抵抗威胁，并号召民众都参加富兰克林等人组织的民团来保卫家园。尽管大部分长老会教徒拒绝了这一要求，很多贵格会教徒却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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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午夜，大约250名暴徒来到了费城北部的日耳曼城。教堂鸣钟示警，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而一个令人惊讶的联盟悄然诞生。富兰克林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当时的情况：“当时，在钟声中，佩恩带着他的顾问们来到我家，征求我的意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了我家。”佩恩甚至提议由富兰克林来指挥民团，但是他谨慎地拒绝了：“我选择当普通一兵，通过服从指令来树立佩恩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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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和其他人，包括很多贵格会教徒，希望佩恩能够下令主动出击。但是佩恩拒绝了，并派出一个由7名费城当地领袖组成的代表团与“帕克斯顿之子”谈判，富兰克林当然是其中的成员。“我们脸上显示出来的决一死战的表情和据理力争的努力使城市又恢复了宁静。”富兰克林稍后回忆道。暴徒们同意撤退，前提是允许他们的代表进城陈述自己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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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帕克斯顿之子”之间的紧张态势刚刚缓和，富兰克林与佩恩之间的对抗旋即又激烈起来。富兰克林的态度十分强硬，他要求佩恩和议会一道与“帕克斯顿之子”的代表团对抗，并将其绳之以法。然而，佩恩却试图利用当前的政治乱局从中获利，与同情边民的长老会教徒和德国人结盟（他们自觉被富兰克林尖锐的文章伤害了）。因此，他绕过议会，单独会见了代表团，并听从他们的建议，颁布了一项政策，即任何人拿着一张印第安人（无论男女老幼）的头皮都可以去领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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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勃然大怒。“他的所作所为使其和宾夕法尼亚政府蒙羞，”富兰克林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议会对他的尊重荡然无存。所有希望在领主统治下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也都灰飞烟灭。”当然，佩恩对富兰克林的感觉也是如此。在给其叔叔——宾夕法尼亚领主托马斯·佩恩的信中，约翰同样也表达了对富兰克林的强烈不满：“只要富兰克林那个恶棍还可以肆意地恶毒伤人，只要他仍然死性不改，宾夕法尼亚就不会有幸福和宁静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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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向来乐观的心中开始蒙上了一丝乌云。他对宾夕法尼亚的现状和肮脏的政治深表不满，在家中又焦躁不安，找不到科学研究和其他兴趣作为消遣，因此举止上或多或少失去了往日亦正亦邪的风度。他那时的信中充满对政治强烈的抨击，而非如往日般幽默的调侃，甚至表现出极为失望的情绪。在给约翰·福瑟吉尔医生（他在伦敦的一个贵格会朋友）的信中，富兰克林写道：“你行善的时候，是不是感到非常快乐？我想你错了。你救的人当中有一半不值得你救，而另一半则是恶人，根本不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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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与领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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