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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印花税而进行的斗争使富兰克林想起了自己那远在北美殖民地的妻子的美德，至少使富兰克林对其感到了更多的愧疚。德博拉的节俭和自立正是北美殖民地的象征，宁愿牺牲自我也不愿向不公正的待遇屈服。既然印花税法案撤销了，富兰克林就给德博拉送去了满满一船的礼物作为补偿：14码[1]的蓬巴杜绸缎（他特意强调“11先令一码”）、两打手套、给萨莉的一件丝绸便装和衬裙、一张土耳其地毯、奶酪、螺丝钳，还有一些桌布和窗帘。富兰克林还礼貌地表示桌布和窗帘是史蒂文森太太挑选的。在随礼物一同寄回家的信中，富兰克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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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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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法案终于废除了，我想你应该有一件新长袍了。但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我并没有买，因为我知道你不愿打扮得比自己的邻居更好，除非那些衣服是出自你的巧手。如果两地之间的贸易完全中止，我将再次骄傲地穿上那些我妻子亲手缝制的衣服，这将令我感到十分舒服。我一生中再也没穿过比这更好的衣服。我也知道，如果需要的话，我的妻子和女儿会再次拿起手中的针线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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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当若干年后富兰克林再次回到自己北美殖民地的家中，看到特意给自己留下的奶酪时，他会十分高兴。但实际上，尽管在反对印花税的斗争中度过了自己60岁的生日，且随着印花税的废除，他在英国的使命已经完成，富兰克林却仍不打算回家。相反，他还打算利用1766年的夏天与密友约翰·普林格尔爵士一道去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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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博拉写给丈夫的那些信，尽管有些许尴尬，却表达了她的坚强和孤独：“我没有任何消遣，只是待在家中，痴痴地等待你的来信。”对于德博拉来说，唯一排遣寂寞、消除恐惧的方式就是做家务。德博拉说，她尽力（也许是听从富兰克林的指示）不让自己对政治的担忧扰乱富兰克林：“我给你写了很多信，几乎一天一封。但我总是忍不住想在信里和你讲一些政治上的事情，所以我就把它们都烧了。于是，烧了再写，写了再烧。”在谈到新盖好的房子时，德博拉说她还没把富兰克林的画挂到墙上，因为未经允许，她不敢往墙上钉钉子：“男人在家和不在家完全不同。不在家的时候，每个人都担心做错事，所以就什么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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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的回信大多带着公事公办的味道，总是关注新家的细节。“我多希望厨房完工的时候可以在场，”富兰克林写道，“我知道你还不太会用那些抽油烟、排气的小发明，我还没向你介绍清楚。”富兰克林对房子的关心可以说是面面俱到，甚至连每个房间如何粉刷都一一说明，时不时地还拿自己回家说事：“如果铁火炉还没装好，那就不要管了，等我回去的时候带一个更方便的铜火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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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年年末，富兰克林和戴维·霍尔的印刷合伙人关系在历经18年之后终于结束了，虽然结局并不是很令人愉快。霍尔对利用《宾夕法尼亚报》对领主进行抨击越来越不感兴趣。富兰克林的两个朋友就找了一位新印刷商和一份新报纸，以刊登那些抨击领主的文章。霍尔认为这破坏了他与富兰克林之间的协议，尽管协议已经过期了。“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你不得插手此地的印刷生意，但协议中已经写得很明显了。”霍尔哀怨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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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则从伦敦回信说，对于那个和霍尔竞争的新印刷店，“我并未插手其中，也没有提供智力支持，我第一次注意到它还是在你报纸的广告上看到的”。富兰克林公开表达了自己对霍尔的深情，并表示对霍尔的政治观点和办报风格绝无不满，尽管他的很多朋友都不甚满意：“我从不认为你属于哪一派，正如你从未指责过我在公共事务中的态度一样，我也从未因你与我立场不同而大放厥词。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也应该有表达自己态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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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认为那份原始协议并没有禁止自己参与其他的印刷生意，更何况协议已经过期，“18年前，我不可能预见自己会在协议终止之时，富有到不需要做任何生意”。随后，富兰克林还以貌似保证的口吻威胁霍尔说，有人一直邀请他合伙，但只要霍尔愿意延长协议，多给富兰克林一些应得的红利，他就不会参与其中。当谈到与霍尔的竞争者合作的可能性时，富兰克林表示，“我希望不会有机会如此”，“我知道很多顾客是因为我才付钱的，这还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拿出更多的钱来补偿我”。如果这样的话，富兰克林保证，这点钱和其他的收入就足以保证其退休了：“我的生活将十分富足，更何况我并不是一个奢侈的人。这样，我就没有任何重操旧业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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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到期使富兰克林每年损失大约650镑，这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经济问题了。富兰克林在伦敦的生活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既节俭，又放纵。尽管富兰克林并没有如他人所猜测的那样，过着一种与其身份相符的奢侈生活，但他的开销也的确不小。富兰克林喜欢旅游，甚至还有记载说他购买过30先令一桶的高档啤酒（这与他初到伦敦时的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那时他每天只吃面包和水）。富兰克林的精打细算大部分都用在了指导妻子如何安排生活上。1767年6月，富兰克林在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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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断了。如果我再失去邮政方面的职务……很有可能，我们就只能靠房租和利息过活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再负担那些习以为常的家用和娱乐了。我在不影响生活舒适的前提下尽量俭省，不请任何人吃饭。在家里用餐，我只吃一道菜就够了。但即使如此，在这儿的花费仍令我大吃一惊。而我发现你的花费也十分惊人。我知道我不在家，你肯定希望很多人来看望你，这是一笔难以避免的开销……当人们的收入减少时，如果他们不能相应地减少自己的开支，就必将变得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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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显得特别冷酷无情。尤其是回复女儿恋爱，并希望征得父亲的同意而步入婚姻殿堂的来信时，更是如此。萨莉当时在费城已是一个风云人物，所有的舞会中都有她的身影，甚至还乘坐过富兰克林的死敌总督佩恩的马车。但是，她却爱上了一个人品和财务看起来都有问题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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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有问题的追求者理查德·贝奇是个英国移民，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在纽约做进口生意，也是一个海事保险经纪人。不久之后，贝奇到了费城，在栗树街开了一家干货店。贝奇对女人很有一套，做生意却实在不怎么样。贝奇一度同萨莉最好的朋友玛格丽特·罗斯订了婚，但不幸的是，玛格丽特却患上了重病。在临死之前，玛格丽特恳请萨莉替自己照顾贝奇，萨莉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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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博拉来说，在丈夫不在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是一个天大的责任。“我必须又当爹又当妈，”她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略带指责地说道，“我希望能令你满意。我已经尽我所能做出最好的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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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情况，富兰克林本应回到北美殖民地。然而，富兰克林却不为所动，仍待在万里之遥的伦敦。实际上，富兰克林唯一一次匆忙赶回北美殖民地是在儿子准备结婚的时候——而威廉在伦敦结婚。“我现在仍在考虑这个夏天是否要回北美殖民地，”富兰克林对德博拉写道，“如果你认为这桩婚姻合适，我不会耽误她的幸福。”为了让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在遥远的欧洲享乐，富兰克林随信给萨莉寄去了两顶夏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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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后，富兰克林寄来了一封长信，告诫家人要节俭。“别把婚礼办得太奢华，”富兰克林告诉德博拉说，“要节俭、经济行事，这也是我们的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富兰克林还强调，德博拉必须告诉贝奇，他们会提供不错的嫁妆，但别指望会有多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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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他不要期待在我们死之前就得到丰厚的财产。如果他能够证明自己是萨莉的好丈夫、我的好女婿，他就会发现我也是一个好岳父。但现在我希望你同意，我们要提供的那些好的衣服和家具，总价值不能超过50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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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又传来了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根据富兰克林的要求，威廉对贝奇的财务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不甚乐观。更糟糕的是，威廉还听说玛格丽特·罗斯的父亲也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拒绝自己的女儿与贝奇成婚。“贝奇先生总是试图向他（罗斯先生）隐瞒自己的情况，”威廉报告道，“简而言之，他就是个骗财的，希望可以与豪门联姻，获得支持，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威廉最后在结尾写道：“看后即毁。”但富兰克林却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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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结婚的事暂时就被搁置了。贝奇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信，试图向他解释。贝奇承认自己正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但他认为这不是他的错。因为北美殖民地民众抵制印花税，所以他不得不承受一船货物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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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每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也深爱我的女儿，”富兰克林回信道，虽然可能略带夸张，“但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的财务状况也不好，我和我的妻子也是勉强度日……除非你能够让萨莉的朋友们相信你有能力让她过上好日子，否则我希望你不要再做无谓的坚持，这对你们两个都无益。”同一天，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德博拉，说他觉得贝奇可能要打退堂鼓了。“最近他的生意很不顺，”富兰克林写道，“这就使他不至于那么快地结婚。”富兰克林还建议萨莉来英国散散心，这样就可能会遇到其他好男人，比如威廉·斯特拉恩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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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富兰克林的态度十分明确，但他写的那些信却没能阻止女儿结婚。也许富兰克林认为，因为他不愿回家亲自处理此事，所以他既没有道德权威，也没有发布任何实际指令的能力。离家万里之遥的富兰克林在感情上也与家人十分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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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已经够乱的了，史蒂文森太太却还决定插一脚，这更是乱上加乱。因为和富兰克林住在一起，史蒂文森太太觉得自己与德博拉性情相投，因此写信安慰她。史蒂文森太太在信中写道，富兰克林有时幽默得令人讨厌。她知道德博拉为富兰克林的臭脾气所伤，所以买了一些丝绸，给萨莉做了一件衬裙，尽管她们素未谋面。史蒂文森太太承认，实际上她对萨莉的婚礼十分高兴，原打算买更多的礼物，但因为富兰克林不让，只好作罢。她希望有机会能坐下来和德博拉聊一聊。她告诉德博拉说：“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你希望能够时常看见富兰克林，像任何一个深爱自己丈夫的妻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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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费城的家里都快乱成了一锅粥了，但1767年8月，富兰克林仍然去了法国。“这个夏天我在英国待得太久了，现在十分希望能四处走走，这样才有利于我的健康。”富兰克林在给德博拉的信中写道。而在他给波莉的信中写道，自己一路上情绪都不好，因此“不断地和旅馆主人吵架”。富兰克林和他的旅伴约翰·普林格尔还感到十分沮丧，因为坐的马车实在不怎么样，无法欣赏路上的美景。富兰克林还抱怨说，那个赶车人的解释“甚至使我希望上帝要是没有赋予人类推理能力就好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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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他们抵达巴黎之后，情况就好了很多。富兰克林对法国的女性如何化妆倍感好奇，甚至在给波莉（而不是自己的女儿）的信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一张纸上剪一个直径3英寸（约7.6厘米）的圆孔，然后把这张纸放在你的脸颊上，让孔的圆心正好在眼睛下方。用一把蘸了颜料的刷子对着那个孔涂你的脸，因此当那张纸被拿开后，就能在脸上留下和那圆孔同样大小的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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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法国可是个名人，因此大受欢迎。法国人甚至将电学家称作“富兰克林一样的人”。富兰克林和普林格尔还有幸被邀请到凡尔赛宫参加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和玛丽王后所举行的盛大晚宴。“他（路易十五）兴致勃勃而又优雅地与我们交谈。”富兰克林在给波莉的信中写道。尽管他与英国大臣们斗得你死我活，但富兰克林仍然强调了自己对英国国王的忠诚：“我认为我们自己的国王和王后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可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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