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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珊·玛丽·艾尔索普的研究，当时在凡尔赛宫中有一些“神气活现的门童”，他们向来访者出租进入宫殿必须携带的装饰用宝剑。其他的美国使节每人都租了一柄带上，还穿上了正式的宫廷着装。但富兰克林却没有。他认为自己没有理由放弃长期以来一直感觉良好的简单衣着。他穿一件普通的棕色外套，戴着他那著名的眼镜作为唯一的装饰。他没有携带宝剑，甚至当他发现他带来的假发不合适时，干脆连假发都不戴了。其中一位在场的女士写道：“我差点把他当成一个老农民”，“他和其他外交官的反差是如此之大，那些人都涂脂抹粉，一身正装，穿金戴银，系着丝带，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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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对这一场合唯一做出的迎合时髦的让步就是没有戴他那顶皮帽子，而是把一顶纯白色的帽子夹在了腋下。“那顶白帽子是自由的象征吗？”德方侯爵夫人问道。富兰克林曾在她的沙龙中戴着自己的皮帽子。但无论富兰克林是否故意为之，白帽子很快就在巴黎的男性中流行开来，就像富兰克林的任何东西都会流行起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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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待会结束后，富兰克林于中午进入了国王的寝宫，路易十六摆出了一副祈祷的姿态。“我希望这对我们两国都好。”路易十六说。这就意味法国王室已经正式承认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就个人而言，他表示：“我对你抵达我的王国之后的行动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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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完韦尔热纳在下午三点左右举办的一个宴会后，富兰克林有幸（甚至可能是高兴地）被允许站在王后——著名的、傲慢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身边。当时王后正在玩牌。在凡尔赛的人群中，她似乎并不欣赏那个曾经当过“印刷工头”的男人（有人这么告诉她）。正如她曾轻蔑地说过：“在欧洲，有这样一个背景的人是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的。”我想富兰克林对此也会骄傲地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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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外交上取得的胜利将帮助确保美国革命的胜利。它也将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并不仅限于法国与英国之间，还包括共和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这一点是法国不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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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尔·范·杜伦写道：“富兰克林在外交上取得的胜利可与萨拉托加大捷相比肩。”耶鲁历史学家埃德蒙德·摩根则评价更高，称其为“美国有史以来取得的最大的外交胜利”。实际上可能除了北约之外，这一评价并不为过，尽管其忽视了美国在谈判桌上所取得的其他成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凡尔赛或越南战争后在巴黎的成果。但至少可以这样认为，富兰克林的胜利使美国在独立战争中直接取得胜利成为可能，而不必受困于阻碍其成为一个新国家的羁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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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约达成的消息传到费城前，大陆会议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考虑英国方面提出的和平建议。在深思熟虑了两天之后，大陆会议反而批准了美法联盟。“你无法想象与法国的条约给所有真正的美国人带来的快乐。”富兰克林的朋友塞缪尔·库珀在马萨诸塞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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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传 轻蔑又嫉妒：富兰克林与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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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年4月，就在美法条约签署之后不久，约翰·亚当斯抵达巴黎，接替被召回的赛拉斯·迪恩，担任驻法的三名使节之一。法国人对这一更替并不兴奋。“迪恩先生在这儿很受尊敬，但其继任者亚当斯先生却并不受信任。”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向伦敦的情报头目报告说。班克罗夫特还报告说亚当斯自己也并不高兴：“亚当斯发现万事俱备，真心地感到失望，正在讨论回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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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他们在大陆会议共事时，亚当斯从一开始就不信任富兰克林，随后又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感情：困惑、愤恨、尊敬以及妒忌。在一同前往斯塔滕岛与豪勋爵进行谈判的路上（他们挤在一张床上，还开了窗户），亚当斯发现富兰克林令人又喜又恼。因此，当抵达巴黎时，他和富兰克林之间不可避免地（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享受并忍耐一种复杂的关系——彼此轻蔑却又怀着嫉妒之情欣赏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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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觉得这种关系实在令人困惑：亚当斯到底是怨恨还是尊敬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觉得亚当斯十分讨厌还是与其相处融洽？他们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对方？答案并非那么令人困惑，正如很多伟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以上种种他们都有，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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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都很聪明，但个性却截然不同。亚当斯十分严谨、心直口快、喜欢争论。富兰克林则充满魅力、不苟言笑、喜欢打情骂俏。亚当斯的道德观和生活习惯十分刻板，富兰克林则是出了名的爱开玩笑。亚当斯学习法语是通过研读语法书、背悼词。富兰克林（一点儿也不在乎语法）则是通过慵懒地靠在他那些女性朋友的枕头上，以及给她们写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亚当斯喜欢当面与人对峙，而富兰克林则喜欢循循善诱。他们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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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刚到法国时才42岁，比富兰克林小30岁，甚至比富兰克林的儿子威廉还小5岁。他对各种所谓的“冒犯”更敏感（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他对富兰克林的态度比富兰克林对他的态度更加强硬。他经常为富兰克林的心不在焉和自我放任而分心。“他妒忌、怀疑那些处事圆滑、在上流社会游刃有余的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家罗伯特·米德尔科夫在其所著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与他的敌人》中写道。戴维·麦卡洛对亚当斯的态度则更为同情、中肯，在其为亚当斯所著的堪称大师之作的传记中这样写道，他“不会摆出一副轻松的姿态，也学不会其他人在生活中常用的那些伪善的小把戏”，麦卡洛同样描述了亚当斯对富兰克林复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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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对富兰克林的大部分愤恨是由那些明显的妒忌引起的，他恨自己被富兰克林的光芒所掩盖。到巴黎几个月之后，他就给朋友写了一封信，抱怨富兰克林“在这儿的威望无人能及，而他也愿意显示自己的威望”。当我们看到亚当斯所写的那些对富兰克林不甚友善的话时，我想提醒诸位的是，亚当斯对他见过的所有人都恶言相向（例如，他曾经称乔治·华盛顿为“傻瓜”）。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私人矛盾，但亚当斯和富兰克林仍然因他们共有的爱国主义以及对美国独立的狂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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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西时，富兰克林对亚当斯极为照顾。他把10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送到了本尼·贝奇就读的那所寄宿学校。富兰克林出席所有的社交和文化场合时都带着亚当斯，甚至连在法兰西学院与伏尔泰见面那样伟大的场合也不忘自己的这位新同伴。亚当斯到帕西的第一天，富兰克林就带着他去前财政大臣雅克·杜尔哥的家中共进晚餐，随后几天，又带着他参加了很多有各类法国女性在场的沙龙，这些女性的魅力令富兰克林着迷，却让亚当斯感到惊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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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本正经的亚当斯来说，更令其感到惊骇的是富兰克林的生活和工作风格。他对美国使团在帕西的奢华生活所要产生的费用十分担心，而当听说雄心勃勃的肖蒙不收房租时，则更为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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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如果我不做的话，我们使团的事就无法完成……富兰克林博士的生活就是不断地休闲……他吃早饭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而早饭刚吃完，就有一大堆马车挤进他的院子里来拜访他……有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经济学家；还有一些在文学上对其敬仰、被其雇来翻译其作品（如穷理查等早期作品）的朋友，但最多的是女士和孩子，他们只是希望能一睹富兰克林的真容，并希望能亲耳听到富兰克林讲述关于自己简朴和秃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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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每天都有饭局，而且他从不拒绝，除非我们也受邀一起出席。我经常和他一道受到邀请，直到后来我接到邀请时表示自己无法出席的歉意，这样我才有时间学习法语、完成自己的工作。富兰克林先生总是在自己的口袋里放一本备忘录，记录着所有赴宴邀请。李先生则说这是他唯一能按时进行的事情了……富兰克林把下午和晚上都花费在这些令人愉快的、重要的消遣和娱乐上，他通常是晚上9点到12点之间才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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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一个法国朋友则对他的工作习惯进行了正面的宣传：“他吃饭、睡觉、工作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进行，因此没有比他再不慌不忙的人了，尽管他肯定是有一大堆的事要办。”这两种对富兰克林不同的描述反映出的不仅是对富兰克林不同的看法，更是两种不同的工作观。富兰克林一直很勤奋，在美国他就因勤奋和做出一副勤奋的样子而出名。而在法国这个休闲看起来更为重要的国家，富兰克林知道应如何适应这种风格。正如克劳德–安妮·洛佩斯所言：“在美国，无所事事是种罪孽，但在法国，忙忙碌碌则显得粗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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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个法国人问亚当斯他是否对富兰克林从不参加宗教仪式感到吃惊。“不，”亚当斯笑着回答说，“因为富兰克林先生没有……”因为不想亵渎上帝，亚当斯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