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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富兰克林比他大部分的美国同僚更狂热地致力于美法同盟。这导致了当亚当斯在1780年年初回到法国之后，富兰克林与其产生了公开分歧。之前，两人的分歧主要是关于个性和工作风格的，但现在却是关于政策的：美国是否应该对法国表示感激、拥护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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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革命初期，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在某种程度上都持有一种孤立主义或例外主义的观点，这也是贯穿美国历史的主线之一：美国不应该乞求从其他国家获得援助，而当其与他国结盟时，则应该含糊其辞、小心谨慎。甚至在1777年与其所热爱的法国开始接触之后，富兰克林仍重申了这一原则。“我从未改变过我曾在国会上表达的观点，一个新的国家必须要保持纯洁的品格，而不应该追求联盟。”他向阿瑟·李保证道。在与法国商谈美法联盟的过程中，富兰克林成功地坚持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不肯赋予法国对美国的贸易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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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1778年年初签定条约之后，富兰克林却变成了一个信仰感激和忠诚的人。正如外交史专家杰拉尔德·施图尔茨所言，富兰克林“赞美法国在谈判中显示出的雅量和慷慨的举动，甚至有点儿可笑”。在富兰克林看来，美国对法国的忠诚是建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上的。他不仅仅是从商业利益和欧洲均势的冷酷算计出发，而是从道德层面对其进行解释。“这是一个慷慨的国家，喜欢荣耀，尤其喜欢保护受压迫者，”富兰克林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法国，“告诉他们如果我们获得成功，他们的商业将会占据有利位置，那就是他们帮助我们的好处，就好像说‘帮助我们吧，我们不欠你们的’一样。这样不谨慎、不合适的语言实际上有时正出自我们在法国的某些人之口，那不会产生任何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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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比之下，亚当斯则更像是一个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法国支持美国是其国家利益使然——削弱英国，并在与美国的贸易中获取更有利的位置，条约的任何一方都不必因此感到亏欠。亚当斯还颇有远见地预测，法国对美国的帮助是有限度的：它希望这个新生的国家能够与英国决裂，但又不能强大到不需要法国支持的地步。亚当斯认为富兰克林对法国王室过于顺从了。在其1780年回到美国之后，曾强烈地提出这一个观点。亚当斯在当年4月给国会的信中写道：“在表达我们的观点，以及对任何国家的慷慨和雅量的感谢时，我们应谨慎地把握其中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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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意料，韦尔热纳热切地希望只和富兰克林打交道。到1780年7月末，韦尔热纳已经同亚当斯通了很多气氛紧张的信，他已经受够了，无论话题是关于美国货币改革还是法国海军的部署。他认为有必要给亚当斯写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无论是从正式的外交角度还是非外交角度出发。韦尔热纳代表路易十六宣布：“法国国王陛下无须你帮助他注意美国的利益所在。”换句话说，法国不会再和亚当斯打交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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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热纳向富兰克林通知了这一决定，并给他发去其与亚当斯之间所有信件的副本，请求富兰克林“将其完整地呈给国会”。在回信中，富兰克林对韦尔热纳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对亚当斯的不满，但实际上此举非常危险。“造成这样的不快完全是因为其个人的轻率之举，并非是任何指令使然，”富兰克林接下来还明确地撇清了自己与亚当斯之间的关系，“他从不和我多说关于其在欧洲的事务，我从他那儿了解的和从报纸上了解的一样多。”最后，富兰克林承诺将把韦尔热纳所提供的亚当斯那些冒犯的信件呈给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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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富兰克林可以，或本应将这些信寄回国，不必加上任何评论，但他却抓住这个机会给国会写了一封信，（“不情愿地”）详细地描述了自己与亚当斯之间的分歧。他们之间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于风格的不同。亚当斯直言不讳地维护美国的利益，而富兰克林的方式则更为委婉，更富外交魅力。但他们之间的分歧还在于两人的哲学思想南辕北辙。亚当斯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现实主义之上，而富兰克林则认为还需要包括理想主义的元素，既要有道德的责任也要有国际利益。正如富兰克林在信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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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先生……认为，正如其亲口对我说过，美国对法国的感谢表示得太过随意了。法国欠我们的远比我们欠他们的多。我们在向其提出申请时，一定要展示我们的精神。我认为他错了，必须要体面、得体地对待法国王室。我认为，法国这位年轻有德的君主乐于回忆其援助一个受压迫民族所展示出的慷慨仁慈，认为此举是其统治下的荣耀之一。我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致谢增加他的快乐，表达对他的感激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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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还没准备好和他接触，法国人又不愿意和他打交道，亚当斯只好愤恨地再次离开巴黎。富兰克林也再一次试图不让他们之间的分歧变成私人恩怨。随后，亚当斯远赴荷兰，试图劝说荷兰向美国提供一笔贷款。富兰克林则给亚当斯写了一封信，对此项工作的困难表示同情。富兰克林说道：“在从宫廷到另一个宫廷祈求金钱和友谊的过程中，我曾一次次被羞辱。”而在随后的一封抱怨法国对其的要求迟迟没有回复的信中，富兰克林嘲讽地写道：“然而，我有上帝赐予的两个美德——信仰与希望。但我的信仰正如耶稣的门徒所言，没有任何实证。”富兰克林还说，如果他们共同的努力都失败了，“我已经做好了中止、逃跑或和你一起进监狱的准备，只要能令上帝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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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年末，美国需要更多财政援助的愿望变得格外强烈。年初，英军指挥官亨利·克林顿在康沃利斯将军的协助下从纽约顺流南下，对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发动了进攻。克林顿返回纽约后，康沃利斯在此建立起一个英军指挥部。同样是该年夏天，忧心忡忡的美军将领贝内迪克特·阿诺德向英军投降，成了臭名昭著的叛徒。同年10月，华盛顿在给富兰克林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使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讲和，要么从我们的盟友那儿获得更多的援助，特别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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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富兰克林于1781年2月向韦尔热纳提交的申请可谓是竭尽全力，从私人感情谈到理想主义，再到国家利益。“我已经71岁了，”富兰克林写道，并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很差，可能很快就要退休了，“当前的事态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得到更多的援助，国会就会失去其影响力，新政府就会流产，英国就将恢复对美国的统治。富兰克林警告说，这将打破权力的制衡，“使英国变成欧洲的噩梦，英国人将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其天生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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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所要求的数额颇为惊人—2 500万里弗尔。最后，法国人同意提供600万里弗尔的援助，这对富兰克林来说已经是极大的胜利，也足以保留美国希望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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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富兰克林却十分伤心。在国内，他的敌人们一如既往地心怀恶意。“只有召回富兰克林博士才能从政治上拯救美国。”拉尔夫·伊泽德在给理查德·李的信中写道。甚至连韦尔热纳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国会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疑问。“尽管我十分尊敬富兰克林先生，”韦尔热纳在给费城的法国公使的信中写道，“我仍然不得不承认，他的年龄和对和平的热爱可能会产生一种与其负责的事务不相容的冷漠。”伊泽德甚至在李兄弟一方的支持下发起了一次关于召回富兰克林的表决。尽管富兰克林轻松胜出，但国会仍决定派出一名特使负责处理未来的财政支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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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781年3月，当富兰克林得知法国将提供新贷款的消息之后，他告诉国会自己已经做好了辞职的准备。“我已经75岁了，”富兰克林写道，并表示自己深受痛风的折磨，身体也越发虚弱，“我不知道我的脑力是否已经衰退了，可能我是最后一个注意到这一点之人。”在致力于公益50年之后，富兰克林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荣誉，以满足于任何恰当的雄心壮志。我别无所求，只想好好地休息，希望国会能答应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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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还提出了一个私人请求：希望代表们能够给他的孙子坦普尔提供一份工作，因为他放弃了学习法律的机会而在巴黎为国尽忠：“如果他们认为坦普尔可以担任一个驻欧洲王室的公使助理之职，我认为他们将会为其工作表现感到满意，而我本人也将对此深感谢意，并将其视为对我本人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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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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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拒绝了富兰克林辞职的要求。此外，还传来了一个喜讯。富兰克林不仅继续担任驻法公使之职，还被委任了另一项职务：一旦战争趋于尾声，他将作为5名代表之一与英国进行和谈。其余4人是约翰·亚当斯（最初被选为唯一的谈判代表，当时仍在荷兰）、托马斯·杰斐逊（再次因个人原因辞去职务）、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主兼商人亨利·劳伦斯（在海上被英军俘获，被囚禁于伦敦塔中）和纽约的商人约翰·杰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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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的当选充满了争议，一定程度上是韦尔热纳施压的结果。尽管对富兰克林的精力持怀疑态度，但法国外交大臣仍指示其在费城的公使以他的名义进行游说，并告诉国会富兰克林的行为举止“既热心爱国又明智谨慎”。富兰克林还要求国会规定新的代表团未经法国同意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国会满足了他的这个要求，明确指示相关代表“就所有议题与我们慷慨的盟友、法国国王陛下的大臣们进行最推心置腹的交流，未经他们的同意，不得在和平或停战谈判中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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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对如此遵从法国的意愿十分震惊，称国会的指示是“可耻的”。杰伊对其表示赞同，宣称美国“投入法国国王的怀抱”，“既不会有益于声望也不会获得利益”。然而，富兰克林却对要求服从法国的指示十分高兴。他在给国会的信中写道：“我多次感受到法国国王陛下对我们的善意和那位正直能干的大臣（韦尔热纳）的真诚，我对此很有信心，它必将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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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富兰克林振奋的还有一个个人的胜利。尽管很多朋友（甚至包括赛拉斯·迪恩）反对，富兰克林仍成功地使坦普尔担任了新任代表团秘书一职。坦普尔的新职务以及他本人辞职的请求被驳回，使其又恢复了活力。“我将此次留任看作一个荣誉，”富兰克林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甚至认为它比我第一个职务还重要，鉴于我对手们的所有利益……都不足以阻碍它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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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甚至给那位对英和谈大权被新任使团削弱的亚当斯写了一封友善的信。他告诉亚当斯，他们的任命是一种莫大的荣誉，随后又嘲讽地抱怨，无论他们取得怎样的成就都会为人所诟病。“我从未听说任何一个和平协议，即使是最占优势的和平协议，没有被人质疑过不够好，”富兰克林说道，“我希望上帝保佑这些调解人能在另一个世界为人所理解，因为在现在这个世界，他们经常被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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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力与外交关系方面的大师，富兰克林深知如果不能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就不会在谈判桌上有主动权。只有在1777年美国赢得了萨拉托加大捷之后，富兰克林才能与法国讨论法美联盟的问题。而也只有美国及其法国盟友赢得一个更为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富兰克林才能与英国人探讨一个恰当的和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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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10月，这个问题解决了。英国将军康沃利斯伯爵从查尔斯顿向北出发，希望与华盛顿将军决战，并占领弗吉尼亚的约克城。法国的支持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拉法耶特迂回到康沃利斯南侧，切断了英军退路。一支法国舰队封锁了切萨皮克港，阻止其从海上逃窜。法国大炮也从罗得岛运抵战场。9 000名法国士兵与11 000名美国士兵会和，统一接受华盛顿将军的号令。由美军和法军分别组成的两支400人的部队，对英军展开夜以继日的协同进攻与轰炸。甚至当10月17日康沃利斯派出一名鼓手来表示其投降的诚意时，美军和法军过了好一阵子才注意到他。此时距萨拉托加之战已经过去了4年多，距列克星顿和康科德之战也已是6年半之久。11月19日，韦尔热纳得知美法联盟胜利的消息后将其转告给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则命自己位于帕西的印刷所立即开印，第二天一早便四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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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争看起来似乎已经结束，富兰克林仍十分谨慎。除非现任大臣辞职，英国仍有可能重燃战火。“我记得当我还是个拳击少年时，即使对手表示认输后，当时的规则仍允许给其一记上勾拳，”富兰克林在给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写道，“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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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年3月，诺斯勋爵的内阁最终垮台，罗金厄姆勋爵上台执政。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和谈可以开始了。当时，富兰克林是5个美国代表中唯一身在巴黎的。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富兰克林实际上是独自处理相关和谈事务，直至后来杰伊和亚当斯先后抵达巴黎。当时，富兰克林面临两个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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