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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最佳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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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上的封闭态度，最终使得希腊世界没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上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他们所设想的这种政治生活是静态的，而他们周围的世界却在飞速变化着。这就是希腊人政治观念的主要弱点所在，以帝国形式出现的罗马最终将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如果说罗马人缺乏希腊人的创造力，那么，他们也没有受到城邦式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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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理论方面，我们可以把苏格拉底式的理论与柏拉图后来发展的理论区分开。不过一般说来，仍有一些社会理论的特征为两人所共有，比如他们对教育本质的看法。当然，他们的态度仅仅是在证明希腊的探索传统而已。我们回顾一下就知道，科学和哲学研究都是在师生之间能够密切合作的学校或社团里进行的。有一个重要的真理似乎一开始就被认识到了，至少是被模糊地理解了，那就是学习并不是一个传播知识的过程。当然，其中有些东西确实是必须传播的，但教师既不是惟一起作用的人，也不是最重要的人，和那个时代相比，这一点在今天尤为明显。因为那时的书面资料远比现在少，找起来更困难，而我们今天则有理由说，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可以从图书馆收集信息。和过去相比，教师更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了。这种观念要归功于古希腊的哲学家，他们早就明白了真正的教育应该如何进行。教师该做的就是引导，引导学生自己领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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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独立思考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它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同时还要有好老师的帮助，后者可以指导这种努力，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大学里的有指导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学校所起的恰当作用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带成见与偏见的探索精神。如果一所大学不能完成这项任务，那么就说明它降到了只会灌输的水平。同时，这种失败还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因为在独立思考消失的地方（无论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缺乏训练），独裁的恶习就会肆无忌惮地扩散开来。压制批评意见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比很多人想像的要严重得多。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既不能在社会上确定一个有生气的统一目标，又会强加给国家政体某种枯燥、脆弱的共性。遗憾的是，那些执政者和负责人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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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育就是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独立思考。事实上，伊奥尼亚学派在办学之初就是这样实践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也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法国哲学家G．索雷尔曾经指出，哲学最初的含义并不是爱智慧，而是“朋友们的智慧”。这里所说的朋友当然是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弟兄们。无论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它至少强调了科学和哲学是作为传统，而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探索发展起来的。同时我们还清楚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强烈反对诡辩家的原因，因为诡辩家们只是提供一些实用的知识，他们的教导——如果还能称之为教导的话——是浅陋的。也许他们能够在某些方面指导别人对不同情况做出适当反应，但这种知识的堆砌是缺少基础的，也是没有经过检验的。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一个真正的教师就能使每一个学生都获得成功。事实上，教育过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需要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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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被迫提出参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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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认为，这种教育理论与另一个概念有关，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在《美诺篇》中，学习的过程被称为“回忆”，也就是对过去知道的、后来又被忘却了的存在事物的回忆。这就需要前面说的那种共同努力。回忆概念的基础，就是灵魂要经历一系列进入或脱离肉体的交替状态的观点，显然，这个观点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所坚持的轮回学说有关。灵魂脱离肉体后就像在睡眠中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我们醒着时（或者说灵魂进入肉体时），以前学过的东西也必然会醒来。苏格拉底曾试图通过对美诺的一名小奴隶提问来证实这一点。这个小奴隶除了日常希腊语知识外，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是苏格拉底仅仅提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就成功地诱导这个男孩按照给定的一个正方形，画出了一个两倍大的正方形来。我们应该承认，把这个故事作为回忆论的证据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苏格拉底已经把图形画在了沙地上，而且每当男孩出现偏差时，他就指出来。另外，这却是对一次教育情景的准确描述。正是按照这个例子所提出的方式，即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共同努力，才产生了真正的学习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可以被描述成某种辩证的过程，这也正是“学习”一词的希腊语本义。有意思的是，这里所描述的教育理论，不仅在学习和哲学中，还在日常口语中留下了痕迹，比如我们常常会说到某个人对某个问题的兴趣被唤醒或激发出来。这个例子说明了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日常语言是以往一点一滴的哲学思维的归宿，假如那些倾向于提倡日常用语的人能够偶尔回忆起这一点，虽然有点超出探索原则，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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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进入或脱离肉体的交替状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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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运用回忆理论，目的是为了证明灵魂的不朽。《斐多篇》描述了这种观点，尽管有人会认为那个例子算不上成功。但不管怎样，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舍弃了轮回理论，这还是值得关注的。如前所述，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观点，这种观点以和谐概念为基础，并在事实上导致了相反的结论，即灵魂最终会消亡。关于回忆过程的教育作用，我们也许还注意到了精神分析疗法正是完全基于对过去的记忆重新觉醒的概念。尽管它包含着某些更神秘的因素，但比起以休谟的观点为基础的联想心理学来，精神分析疗法更加正确地掌握了教育与疗法之间的联系。从广义上说，教育在苏格拉底眼里就是灵魂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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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过程就是引导人通往知识的过程，因此也是引人向善的过程。这样，无知就可以被看做自由之路上的某个阶段，生活的自由正是通过知识与洞察力来实现的。我们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观点，根据他的描述，自由就意味着人们对必然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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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诺篇》还讨论了另一个也许更为重要的问题，尽管《尤塞弗洛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更有趣味性。这就是定义的逻辑问题，《尤塞弗洛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神圣？对话录表明尤塞弗洛试图给神圣下一个定义。在这里，他的所有努力最终白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讨论过程中，苏格拉底使他懂得了形成一个定义需要具备些什么，并由此澄清了以“种”和“属差”来下定义的形式逻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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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种逻辑问题的论述方法似乎有些古怪，如今的人们习惯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去面对枯燥、教条的教科书的解释。柏拉图发明的这种哲学对话录体裁曾经有很多人效仿，但现在已经过时了。这也许是一个遗憾，因为我们不能说只有今天的哲学作品样式才是对的，与其他写作形式相比，对话录要求作者具备更高的文学修养。在这方面，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是无与伦比的。我们还要知道，这里所讨论的篇章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去世后不久写的，而当时，他自己的哲学思想还在形成中，但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他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巅峰。因此，这些对话录比后期的作品更容易阅读，因为它们更有文采，只是我们更难理解其中的哲学精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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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种和属差下定义：X被定义为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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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几篇对话录里，有这样一些谈话者，当要他们给某个术语下定义时，他们都犯了一个根本而普遍的错误：他们不是在下定义，只是在举例子。像尤塞弗洛那样回答什么是神圣的问题是没有用的。他说，神圣就是揭发亵渎宗教的人。但这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定义，它只是说明了揭发亵渎者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但神圣的行为也可以是别的。至于神圣到底是什么，我们仍然不知道。这就像问什么是哲学家，有人回答说苏格拉底就是一位哲学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时谈话的情景，就会发现那种场面带着一些可笑的讽刺意味。苏格拉底为了揭露对他的指控的本质而前往法庭，路上遇到了尤塞弗洛，后者也正好要打一个官司，他准备去控告自己的父亲杀死了一个玩忽职守的奴隶。尤塞弗洛是按照公众的正统惯例和宗教习俗去做的，并表现出许多人所具有的那种自信。这种人对自己社会的习俗从不加以批评，而总是给予有力的支持。于是苏格拉底就夸他是一位专家，还假装向他请教道德问题，说他一定是这方面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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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先把道德问题放到一边，我们发现苏格拉底圆满地解释了逻辑上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在探寻神圣的“形式”，换句话说，是什么使神圣的事物成为神圣的。用大家更习惯的话来说，我们现在要运用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来论述这个问题。因此，只有当某种动物具有理性时，“它”才是人，也许蹒跚学步的孩子应该排除在外，他们是从匍匐爬行开始的，就像其他四足动物一样。我们可以用两个相交圆的图解方法来说明这一点。人（被定义的术语）就是两个相交圆的共同部分，而这两个圆涵盖的分别是理性的和动物的范围。我们定义的方法就是提出其中一个术语如“动物”，然后用第二个术语“理性的”对它加以限定。第一个术语叫做“种”，第二个就是“属差”，也就是从动物中挑选出人来。如果你同意，人就是具有理性属差的动物。至少教科书上似乎是这样说的。如果慎重些考虑的话，人们就会怀疑，这个定义（尽管在形式上是对的）会不会在实质上是一个虔诚的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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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学方面，对话录清晰地展现了雅典的国教，也阐明了苏格拉底的伦理观和它有什么不同。这种差异是权威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伦理观的差异。尤塞弗洛对神圣的定义是诸神的一致赞同，当苏格拉底想对这个定义做出进一步阐释时，问题就变得清晰起来。苏格拉底想知道，事物是因为得到了诸神的赞同才神圣呢，还是因为它神圣，诸神才赞同它？显然，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含蓄地批判了尤塞弗洛的观点。对他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诸神会发出该做什么事的指令。在雅典历史上存在过国教，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必须完全服从市民大会颁布的法令。奇怪的是，苏格拉底本人竟然承认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惯例，但他同时又觉得自己不得不对国家本身的活动提出伦理上的质疑，这种做法是当今的“尤塞弗洛们”不会也不可能想到的，同时，这马上就引发了古老的“分裂忠诚”两难推理，如前所述，“分裂忠诚”正是古希腊戏剧的核心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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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与正义的问题始终伴随着我们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分裂忠诚”绝不是一个已经消失和被埋葬了的问题，法律与公正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当我们发现某项法律不公正，但又被要求服从时，我们怎么办？当我们盲目服从政治主子，使世界面临无法挽回的毁灭威胁时，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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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尤塞弗洛与苏格拉底的不同就在于，前者认为法律是某种静态的东西，而后者的观点则暗示法律并非不可更改。尽管苏格拉底没有用更多的话来详细阐述这一点，但他在这里表现得更像一位社会理论中的经验主义者。这就使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探讨某些惯例的善恶问题，而不管是谁在掌握它们。他肯定也清楚，这样做会招致国家的厌恶和迫害，这对于那些触犯了正统观念根基的“异端”思想家来说，似乎是一种常见的命运。即使他们可能是出于完全公正的动机，去纠正别人所受的不公对待，也同样会遭到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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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笃篇》里，苏格拉底表现出了他对雅典法律的态度，该篇说他拒绝采用越狱的方式来逃生。尽管法律是不公正的，但也必须遵守，以免败坏法律的声望。然而他却没有认识到，正是因为不公正，法律才会臭名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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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在权威问题上前后不一的态度，使他放弃了简单易行的逃生方式。由于他不肯妥协，检察官不得不动手行刑。他成了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斐多篇》描述了他的临终时刻，这篇作品当属西方文学的杰作之列。谈话的中心议题是试图证明灵魂是不朽的。我们不必在这里考虑这些论证的细节。尽管他们提到了关于灵与肉的一些有趣的话题，但作为论证，他们做得还是不够成功的。在谈话快结束时，讨论达到了无人再提反对意见的地步。虽然他们不可能完全忽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即新的难点将随之产生，但似乎是由于该事件的不祥气氛和对苏格拉底的忠诚感情，使得他们克制住了自己，不再对他的结论提出最后的质疑。从哲学角度看，对话录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许是对假说和演绎法的描述。这正是一切科学论证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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