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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他的伟大诗篇总结了中世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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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也许就是但丁（1265～1321），他是中世纪思想的集大成者。的确，他创作《神曲》的时候，中世纪已经开始解体。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经历过全盛期的世界概观。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托马斯时代伟大的亚里士多德派复兴以及充斥意大利城邦的派系之争（规勒夫派与基伯林派）。但丁显然曾经读过“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同样，他还熟悉当时普遍的文化活动，通晓当时所知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神曲》记述了一次经过地狱、炼狱而升入天堂的旅行，但在旅途中，作者实际上通过隐喻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中世纪思想的概要。1302年，但丁在故乡佛罗伦萨遭到了放逐。当时的对立派系之间出现了长期的内部纷争，最后黑党规勒夫派终于上了台。而但丁家族却是白党规勒夫派的支持者，他本人也坚持帝国职能观点。大量的这类政治斗争和引发这些事件的近期历史，都在《神曲》中有所表现。在本质上，但丁属于基伯林派，他尊崇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具有广博的见识和阅历，这正是诗人心目中理想皇帝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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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这个名字是西方文学史上少数几个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但这并不是使他声名卓著的惟一头衔。首先，他把通俗的大众语言锤炼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字工具，从而第一次确立了一种超越各地方言的标准。在此之前，只有拉丁文曾发挥过这种作用，而现在意大利文则成了文字表达工具。作为一种语言，意大利文至今也没有什么变化。皮却·德拉·维格纳也许是最早用意大利文写诗的人，他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大臣。但丁从许多方言中吸纳了自认为最好的部分，并在自己母语（托斯卡语）的基础上创立了现代意大利的文学语言。大约在同一时期，通俗语言也在法兰西、日耳曼和英格兰发展起来。乔叟生活的年代就在但丁之后不久。然而用拉丁文来进行学术研究的习惯仍然保持了很长的时间。首次用母语写作的哲学家是笛卡尔，不过那时也只是偶尔为之。拉丁文逐渐走向了衰落，直到19世纪初，它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才彻底为那些学问家所抛弃。从17世纪到20世纪，法语充当了这种普遍交流的工具，而今天，则是英语正在取代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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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观念方面，当帝国原有的影响快要丧失殆尽之际，但丁仍是帝国强权的斗士。法兰西和英格兰的民族国家在一天天发展壮大，而世界帝国的观念却不怎么受人欢迎。与但丁的中世纪观念相一致的是，这种政治重心的变化并没有引起他的特别关注。假如他能够看到这种变化的话，那么意大利就完全有可能提早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复杂的帝国的古老传统并没有多少可以支持这种发展的内容，只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罢了。这一结果使得但丁的政治理论在实际政治领域中始终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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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神曲》中那些关于古人地位的古怪问题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不信基督教，就认为昔日伟大的古典哲学家们应该受到永远的诅咒，特别是“智慧大师”亚里士多德肯定是值得我们颂扬的；更何况，由于没有受洗，这些思想家当然就不能算基督教徒。于是但丁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作为非基督徒，古代哲学家们应该下地狱，我们也的确在地狱的章节中发现了他们，不过但丁在地狱中给他们留了一个特殊的角落——凶险环境中的一块天堂飞地。当时教条的约束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让人觉得如何安置过去那些非基督教的伟大思想家都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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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世纪的生活存在着恐怖与迷信，但大体上还是有序的。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取决于其出身，并且要效忠于他的封建领主。政治体制有着恰当的划分，等级十分森严。马西哥利欧和奥卡姆批判了政治理论领域的这一传统。宗教势力曾经是压制人们的恐怖行径的主犯，但是，当人们一旦觉得宗教教义可有可无时，它的影响就开始减弱了。这不会是奥卡姆的意愿，但肯定是奥卡姆学说逐渐对改革派产生作用的结果。马丁·路德认为奥卡姆是经院派最重要的学者。不过但丁的著作没有预示些动荡和变革，他反对教皇并不是出于任何背叛正统的目的，而是认为教会干预了本应属于皇帝权限的事务。然而，在但丁的时代，一位日耳曼皇帝已经不可能在意大利维持其权威了，尽管那时的教廷势力已大为减弱。1309年，教廷移到了阿维农，从此，教皇实际上成了法兰西国王的一件工具，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也由此成了法兰西与日耳曼的斗争，英格兰站在帝国一边。1308年，当卢森堡的亨利七世成为皇帝时，帝国看起来似乎有可能再次恢复元气，但丁也欣喜地把他当成了救世主。然而亨利的成功并不彻底，而且十分短暂。尽管他突然袭击了意大利，并于1312年在罗马加冕称王，但在征讨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时，却未能坚持到底。亨利于次年去世，1321年，但丁在流亡拉文纳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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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同样如此：天堂就是一个拾级而上的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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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种通俗语言的兴起，教会在科学与哲学的智力活动中丧失了部分控制权。与此同时，世俗文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起于意大利，并逐渐向北蔓延）。探索范围的扩大，加上某种程度的怀疑主义（源于信仰与理性之间的鸿沟），使得人们不再关注非现世的事物，而是学会了尽力改善（或者多少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所有这些趋向都始于14世纪上半叶。但丁未能预见到这些情况，他基本上还在缅怀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代。从总体上看，中世纪世界是中央集权的，文艺复兴的种种新生力量试图摧毁中世纪社会牢固的结构。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似乎还有可能再次出现统治世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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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4世纪，教廷势力在迅速衰落。尽管在与皇帝的斗争中，教廷证明了自己的强大，然而要想动辄以威胁开除教籍来控制基督徒，已经不再那么容易了。人们开始敢于独立思考关于上帝的问题，教廷已经在道德和宗教方面失去了对思想家及学者的约束力，而国王和民众也同样对教皇的使者征敛巨额钱财十分不满。所有这些因素正在开始形成，尽管在世纪之交尚未发展成公开的冲突。是的，教皇鲍尼法斯八世在“一致神圣”的训令中强调了教廷的至高无上，他的强硬甚至超过了英诺森三世。他宣布1300年为大赦年，所有前往罗马朝圣的教徒都将予以大赦。这不仅可以突出教皇的宗教权威，而且也是聚敛钱财的好机会，同时也能使罗马人富起来，因为他们的生计与为朝圣者提供临时服务紧密相关。大赦年办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后来改为50年一次，继而又改为25年一次，以取代原定的100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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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表面上看来是多么的至高无上，鲍尼法斯八世的权力基础还是脆弱的。作为人，他对金钱的热爱超过了做教会之王；即便是在信仰问题上，他也不能算正统派的榜样。他在任职期间，不是和法兰西主教们，就是和法兰西国王腓力普四世发生冲突。在这场争执中，法兰西国王成了胜利者。1305年当选的下一任教皇是克莱门特五世，他是法兰西人，于1309年在阿维农上任。在他的任期内，在他的纵容和默许下，腓力普四世镇压了圣殿骑士团。这种掠夺性的做法靠的是莫须有的异端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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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从此以后教廷的争端往往是损害了自身的权威。约翰二十二世与弗兰西斯派的分歧招致了奥卡姆的批驳。由于教皇在阿维农而不是罗马，因此在克拉·第·李恩济的领导下，罗马出现了短暂的分裂。起初，李恩济这位罗马公民只是反对腐败贵族，最后公然蔑视起教皇和皇帝来，并声称罗马应该像过去一样成为宗主国。1352年，李恩济被教皇克莱门特六世抓获，直到两年后教皇去世，他才被释放。虽然他又重新在罗马掌了权，但几个月之后却被暴民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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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流亡法兰西，教廷的威望大打折扣。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格里高利十一世于1377年回到了罗马，但他第二年就去世了。继任者乌尔班六世（意大利人）又和法兰西大主教们发生了争执。大主教们选举日内瓦的罗伯特（法兰西人）为他们的教皇，称之为克莱门特七世，并重新住在阿维农。由此产生的宗教分裂一直持续到了康斯坦斯全教会议。法兰西人拥护他们的阿维农教皇，而帝国只承认在罗马的教皇。由于两个教皇都任命了各自的大主教，而这些主教们又都选举了教皇的接班人，因此裂痕便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为了打破这一僵局，1409年在比萨召开的全教会议决定废黜两位现有的教皇，并在会上选出了一位新教皇。但是被废黜的教皇都不肯退位，于是就有了三位教皇，而不是过去的两位。1414年召开的康斯坦斯全教会议终于恢复了某些秩序。新当选的教皇被废黜，罗马的教皇被劝退，阿维农的教皇则由于缺乏在法兰西得势的英格兰人的支持，最终解体。1417年，全教会议任命马丁五世为教皇，这才算结束了宗教大分裂。然而教会自身的内部改革并不成功，教皇通过反对会议运动，进一步削弱了教廷原本可以赢得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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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斯坦斯会议选举马丁五世为教皇时，宗教大分裂便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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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约翰·威克利夫（约1320～1384）进一步开展了对罗马的抵制。威克利夫是约克郡人，也是牛津的学者和教师。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相比，长期以来就不大顺从于罗马。征服者威廉早就有规定，在他的疆域内，未经国王同意不得任命主教。威克利夫是一位世俗的教士，他的纯哲学著作不如弗兰西斯派的重要。他放弃了奥卡姆的唯名论，倾向于更接近柏拉图的某种形式的实在论。奥卡姆赋予了上帝绝对的自由和权力，而威克利夫则认为上帝的律法是必需的，而且这种约束对上帝本身也有效。世界不可能超越它存在的样子，这个观点明显受到了新柏拉图学说的启示，并于17世纪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再次出现。威克利夫晚年渐渐开始反对教会，首先是因为教皇和主教们沉醉于奢靡的世俗生活之中，而广大信众却十分贫困。1376年，他在牛津的一次演说中提出了一种世俗统治的新观点，即只有正直、正义的人才有权获得财产和权威。教士们迄今为止都未能经受住这种考验，这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财产，财产问题应当由国家来决定。无论如何，财产都是弊端的根源：如果基督及其门徒原本一无所有，那么今天的教士们也不应该拥有任何财产。有财产的教士们自然不喜欢这样的观点，但正准备停止向教皇进贡的英国政府却很支持。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发现威克利夫与巴都阿的马西哥利欧有着同样的异端见解，于是就下令审判他，但审判却为伦敦市民们所否定。另外，牛津大学也坚持自己有服从国王的学术自由，而否定了教皇将其教师送上法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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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威克利夫，教会的异端分子和批判者，1381年的农民起义部分受其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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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大分裂之后，威克利夫甚至声称教皇是反基督分子。他和一些朋友一起出版了《圣经》的英译本，并建立了一个清贫教士的世俗修士会，会员都是为穷人服务的巡回传教士。最后，他还谴责了“化体论”观点，后来的宗教改革领袖们也痛斥了这一观点。威克利夫在1381年的农民起义中采取了中立，尽管他以前曾是起义的同情者。1384年，他在路特渥尔兹去世。他生前逃脱了迫害，死后却被康斯坦斯全教会议鞭尸泄愤，他的英格兰追随者（罗拉德派）也遭到了无情地消灭。而在波希米亚，威克利夫的学说却启发了胡斯运动，该运动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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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问自己，希腊思想和中世纪思想的主要区别是什么？那我们就完全可以说，希腊思想中缺乏原罪意识。希腊人似乎并不为遗传下来的个人罪孽负担感到苦恼。也许他们的确注意到了现世生活是朝不保夕的，随时可能因为神灵的心血来潮而毁灭。但他们绝不会认为这是对过去罪孽的一种正义的报应。由此可见，希腊人心灵里没有赎罪或灵魂获救这种观念。因此，总体上看，希腊人的伦理思想完全不是形而上学的。在希腊化时代，尤其是随着斯多葛主义的兴起，某种忍受苦难的特性悄然潜入了伦理学，后来又传给了早期的基督教各派。然而说到底，希腊哲学并没有遭遇过神学问题，因而始终是彻底世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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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世界为基督教所控制的时候，伦理问题的形势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基督教徒而言，今生是在为更好的来世作准备，一个人的各种苦难是其必须经历的考验，是为了消除其原罪负担。但是，从字面上理解，这似乎是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为了成功地经受住考验，人需要神的帮助，而神则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提供帮助。在希腊人眼里，德行是对自己的奖赏，而基督徒则认为行善是因为上帝有此要求。虽然仅靠遵循严格的德行原则并不能确保灵魂获救，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先决条件，其中的一些信条当然要深信不疑，这正是神的帮助首先介入的地方。由于人必须通过对神的皈依来获得信仰，因而就得尊重信仰的各种条款。那些连第一步都做不到的人就只能无可救药地被诅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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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上述背景使得哲学逐渐具有了某种宗教功能。虽说信仰超越理性，但信仰者还是可以尽量利用理性来展示其信仰，从而增强自己抵制疑惑的意志，于是，哲学在中世纪就成了神学的婢女。只要这种观点还盛行，基督教哲学家也就必然是教会成员。迄今为止，所有的世俗学问都是教士们和某些大修士会成员所开办的学校（或后来的大学）保留下来的。这些思想家所使用的有效哲学手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派还在13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不难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容易被基督教神学采纳。用经院派语言来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一点：在对事物的处理上，实在论者的理论没有给神权留下丝毫发挥关键作用的余地，而唯名论却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尽管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上帝并不等于亚里士多德的神灵，但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学说也确实比柏拉图学说更适合基督教方案。柏拉图的学说很容易激发出泛神论观点，正如我们下文将介绍的那样，斯宾诺莎就是一个例子，尽管他的泛神论特征完全是逻辑性的。只要承认理性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信仰，那么哲学与神学之间的这种融洽就会持续下去。自从14世纪的弗兰西斯派学者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并坚持认为理性与信仰互不相干后，中世纪观念就逐渐从舞台上消失了，神学领域不再继续使用哲学。奥卡姆使信仰彻底摆脱了与理性探索的联系，从而使哲学回到了现世主义的老路上去。16世纪以后，教会就不再在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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