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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指出一点，即如果探讨的自由得不到保障，那么印刷术的发明是否算一件好事就值得怀疑了，因为谬论和真理同样易于印刷和传播。如果个人对摆在面前的材料毫不置疑地接受，那么这个人的阅读能力也就没什么价值了。只有在能够自由发表言论和意见的地方，印刷品的广泛传播才会促进探索。如果没有这种自由，也许当文盲会更好一些。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更为严重了，因为印刷品不再是大众交流的惟一媒介。自从无线电和电视发明以来，就更有必要永远保持这种警惕了。一般说来，这种警惕性一旦丧失，自由就会开始丧失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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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使用过的那种船型。美洲的发现开辟了新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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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的更广泛传播，人们开始对地球形成了一种更为合理的认识。这一认识是通过一系列的航海发现来获得的，这些发现为西方的魄力和胆略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出路。造船及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古代天文学的回归，都使得这些冒险和开拓有了实现的可能。在15世纪以前，船只还不敢远离大西洋海岸线，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更重要的是，如果冒险进入没有陆地标志导航的水域，水手们就会觉得不安全。罗盘的使用开辟了公海，从此，探险家们就可以飘洋过海，探索新的大陆和航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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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人看来，世界是一个静态、有限和有序的地方，世上的一切都有其特定功用，星辰围着各自的轨道运行，人们生活在命定的地位之中。这幅自以为是的画面被文艺复兴撕得粉碎。两种对立的倾向导致了一种新观点。一方面，人现在占据着舞台的中心，并对自己的力量和创造力信心十足；但同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却变得不那么高了，因为空间的浩渺无际开始依赖于哲学家的想像力。德意志的红衣主教尼古拉·卡萨努斯（1401～1464）在著作中暗示了这些思想，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它们又被纳入了哥白尼的思想体系。同样，另一种观点则向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回归，它认为世界建立在数学模式之上。这一切思辨不仅否定了事物的现有秩序，而且在教会和世俗两方面都动摇了根基牢固的古老权威。教会试图遏制异端思想的传播，但收效不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记住，即使到了1600年，宗教裁判所还在诅咒乔达诺·布鲁诺，并将他烧死在火刑柱上。现有秩序的维护者们出于对颠覆的恐惧，对那些敢于特立独行的人给予凶残的判决。这种情形在以前也并不少见，然而正是这种判决表明了他们原以为可以维护的地位是多么的岌岌可危。在政治领域，逐渐发展起了新的权威概念，而世袭统治者的权力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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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也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富有成效。也许改革派原以为人们在众多宗教面前最终会明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崇拜同一个上帝。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卡萨努斯就在提倡这一观点了。不过这个十分明显的结论却未能为广大信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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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文艺复兴也不是古代知识从休眠中突然觉醒。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整个中世纪都残留着某些古老传统的遗迹。这种整齐的分界线并不能简单地将历史分割开来，但如果处理得好，这种划分还是有它的优点的。所以，如果单独谈及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合理的，这意味着在中世纪和近代之间肯定有一些明显的差异。例如在经院派的教会文学和世俗文学之间就存在着鲜明的反差，后者始于14世纪，采用通俗语言来创作。在人文主义者以古典文化为基础进行学术复兴之前，这种文学的复苏就已开始了，新文学运用了大众的语言作为创作工具，而学者们的作品却仍然在使用拉丁文，因而前者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比后者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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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所有的领域都抛弃了中世纪的狭隘观念。灵感的源泉首先存在于当时蓬勃的世俗兴趣，后来又体现在对古代的理想化想像中。当然，那个时代所发展起来的古代概念多少受到了一代人热情的歪曲，因为他们重新看到了历史的某种延续性。直到19世纪之前，有关古人的浪漫观点都一直存在着。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作家相比，我们对这类问题懂得当然要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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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古代文明遗迹提供了昔日的视觉象征，和后来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所采取的形式相比，意大利文艺复兴获得了更广泛的立足点。从政治角度看，国家的瓦解就像古希腊一样。北方是为数甚多的城邦，中间是教皇的辖区，南部则是那不勒斯及西西里王国。在北方城邦中，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实力最强。城邦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冲突，各城邦内部也存在着派系纷争。虽然人与人之间阴谋仇杀的熟练和残忍程度达到了极点，但作为整体的国家并行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害。贵族和城邦都使用雇佣兵来互相厮杀，这些人的职业目的就是生存，为了生存他们什么都肯干。当意大利成为法兰西国王和罗马皇帝的战场时，这种混乱的局面才得以迅速扭转。但是意大利的分裂实在太严重了，以至于不能同心协力来抵御外来侵略。因此，国家依旧四分五裂，大部分地区为外国所统治。在法兰西与帝国的反拉锯战中，哈布斯堡王朝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西班牙继续控制着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而教皇辖区则享有默认的独立。1535年，米兰（教皇党的一个据点）沦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威尼斯人则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从未被蛮族打败过，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拜占廷的联系。威尼斯人在历次十字军东征中积攒了实力和财富，并在战胜对手热那亚人之后，主宰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托曼土耳其人手中时，威尼斯开始走向了衰落，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和新世界的开辟，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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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最重要的策源地是佛罗伦萨。除了雅典，还没有任何城市能像佛罗伦萨这样造就过这么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但丁、米开朗基罗、列奥那多·达·芬奇及后来的伽利略，全都是佛罗伦萨人。佛罗伦萨的内乱使但丁被流放，该城最终为梅狄奇家族所统治。从1400年往后，除一些暂时的中断外，这个商人贵族家族统治了这个城市长达三个多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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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教廷，文艺复兴则对它有着双重影响。一方面，教皇们对人文主义者的学术探索表现出开明的兴趣，并成了艺术的伟大庇护人。教廷声称其世俗权力来自“君士坦丁的馈赠”；而教皇尼古拉五世（1447～1455）却对揭穿这一骗局并持有其他可疑观点的洛伦古·瓦拉极为推崇，尽管他有非正统的思想，这位文学“侦探”还是被任命为教皇秘书。另一方面，信仰标准变宽松后导致的世俗成见，使教廷的宗教影响力大减。有的人，如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的私生活就有些缺乏虔诚，而这种虔诚本来是他们作为上帝的人间代表所应该具有的；更何况，16世纪的教皇们为了追求世俗的享乐，还把来自国外的大量钱财挥霍一空。这些行为所引起的不满和抱怨，在宗教改革中激起了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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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哲学领域并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这并不是一个进行伟大哲学思辨的时代，而是一个重新寻根的时代。尤其是通过对柏拉图的研究来再次挑战经院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15世纪初，科济莫·德·梅狄奇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建起了佛罗伦萨学院。该学院支持柏拉图派，并借此反对现有的大学。从通常意义上说，人文主义学者们所做的工作为17世纪伟大的哲学发展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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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文艺复兴把人们从教会的教条主义中解放了出来，但并没有使人们脱离形形色色的古代迷信。占星术一直为教会所反对，这时却大受欢迎，不仅目不识丁的人被它吸引，而且饱学之士也受了影响。巫术也同样得到了广泛的接受，许多行为古怪却又无害的人被当做巫师烧死在火刑柱上。当然，即使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迫害也并不罕见，尽管已不再时兴使用火刑了。随着对中世纪教条主义的抵制，人们也不再尊重长期形成的品德和行为模式。在所有的因素中，特别是这一点阻碍了面对北方威胁的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在这个时期，背信弃义的阴谋和两面派行为泛滥成灾，消灭对手的“文雅”做法已经发展成了某种无与伦比的权术。在这个欺骗和猜疑盛行的时代，任何可行的政治合作形式都不可能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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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外交家、政治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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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哲学方面，意大利文艺复兴产生了一位杰出人物尼科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他是一位佛罗伦萨律师的儿子，他的政治生涯始于1494年梅狄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之际。就是在这一时期，佛罗伦萨受到了萨万纳罗拉的影响，这位多米尼克派改革家坚决反对当时的罪恶行径和腐败现象。他在积极的努力过程中，终于得罪了鲍吉亚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并于1498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也许是这些事件诱发了人们对权力及政治成就性质的反思，后来，马基雅维利就以萨万纳罗拉为例写道：赤手空拳的预言家总是会失败的。在梅狄奇家族流亡期间，佛罗伦萨是一个共和国，马基雅维利一直担任公职，直到梅狄奇家族于1512年卷土重来，再次掌权。由于马基雅维利在此期间抨击了梅狄奇家族，因此遭到了罢黜。被迫退出政坛之后，他开始潜心进行政治哲学及相关问题的写作。为了重新获得梅狄奇家族的欢心，1513年他向洛伦佐二世献上了自己的著作《君王论》，但仍未能如愿以偿。他死于1527年，就在这一年，罗马遭到了皇帝查理五世雇佣军的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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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两部论述政治的杰作是《君王论》和《史论集》。第一部研究了专制政权得以取胜和维持的方法及手段，第二部则普遍研究了权力在不同统治形式下的运用。《君王论》中的理论根本没打算为如何做一名有德之君提供道德忠告；相反，它承认某些罪恶勾当有助于获取政权。“马基雅维利式的”一词正是因此而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邪恶含义。公平地说，马基雅维利并不提倡邪恶原则，善与恶也不在他的探索范围，正如核物理学家的研究一样。因此他的论证才这样说道，如果你想获取权力，那么你就必须冷酷无情。至于这是善是恶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而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兴趣并不在这里。人们也许会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对他过于挑剔，但如果由于他研究了客观存在的政治权术而对他横加指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君王论》所记载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总结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普遍做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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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鲍吉亚，亚历山大六世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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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在为佛罗伦萨效劳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接受过各种外交使命，从而有足够的机会来亲身体会政治阴谋的错综复杂。在外交工作中，他对凯撒·鲍吉亚有了很深的了解。凯拉·鲍吉亚是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他同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地道的恶棍。长于计谋和胆略的凯撒计划在其父去世之后确保自己的地位。在实现野心的过程中，他的兄弟由于挡了他的道而被他除掉了。在军事方面，凯撒协助其父扩大教皇的统治区，完全是为自己日后拥有这些土地打算的。在教皇的继位问题上，为了使自己的一位朋友得到该职位，他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凯撒·鲍吉亚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独创性和外交手腕，他时而假装和善，时而又置人于死地。当然，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们的感受，他们很可能从一种超然的观点出发，对凯撒·鲍吉亚的权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凯撒的计划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他的父亲于1503年去世时，他自己也病倒了，而继任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正是他的一个死对头。单就凯撒·鲍吉亚的目标而言，我们完全可以承认他非常能干，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慷慨地赞许了他，在《君王论》中，他把鲍吉亚誉为热爱权力者的楷模。马基雅维利认为，这种做法之所以经得起辩驳，是因为它符合时代的普遍标准。不过总的说来，从17世纪到19世纪，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宽恕，至少没有得到公开的赞扬。20世纪再次产生了许多具有马基雅维利传统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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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13年到1521年，教皇宝座被列奥十世占据着，他来自梅狄奇家族。由于马基雅维利试图巴结梅狄奇家族，因此我们发现《君王论》用了一些虚伪的陈词滥调来回避教皇的权威问题。而《史论集》对教廷的批判则尖锐得多，里面的探讨更多地充满了伦理观。马基雅维利认为，各种类型的掌权者，从宗教创始人到最初的暴君，都应当以功绩大小为序加以考虑。关于宗教在国家中的作用，他的观点与实用主义一脉相承，只要国家能够获得一定的社会凝聚力，那么宗教信仰的正确与否根本就无关紧要。根据这种观点，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迫害异端自然就是完全正确的。而教会，则因两条罪行而受到了指责：首先，很多教会执行者的罪恶生活方式已经削弱了大众对宗教的信任；另外，教廷对世俗政治的兴趣已经成了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的一大障碍。我们还可以顺便留心一下，后面这条是与如下认识完全一致的：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有些政治性教皇曾经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君王论》并未提及这些目的，《史论集》则时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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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论》十分清楚地表明，统治者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除非是出于权宜之计，统治还可以打破所有的道德准则。的确，如果想掌权的话，就必须经常这样做。但同时，他又得在别人面前作出高尚正直的样子，只有靠这种表里不一的两面派方式，一个统治者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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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论集》的一般讨论中，马基雅维利阐述了“制约与平衡”理论。社会各阶层都应该拥有一定的法定权力，以便实行一定程度的相互制衡。该理论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政治篇》，17世纪的洛克和18世纪的孟德斯鸠使它变得更为引人注目。因此，马基雅维利不仅影响了近代政治哲学家的理论，而且影响了当时独裁者的行为。这一两面派理论得到了很多人淋漓尽致地发挥和应用，尽管它也有马基雅维利未曾料到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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