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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曾席卷意大利。但它在阿尔卑斯山北面出现则费了些时间。复兴的力量在向北蔓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首先，在北方只有学者才关心新观点。在严格的意义上，甚至将它称为复兴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北方并没有什么曾经有过如今又能再生的东西。一般说来，在南方，过去的传统对人们还有一些模糊的意义；而在北方，罗马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或者说不曾有过，因此，新运动主要靠学者来倡导，其影响力也就多少受到了一些限制。由于在艺术领域找不到相同的出路，北方的人文主义就在某些方面演化成了更为严肃的事情，结果，和意大利相比，它与中世纪权威的决裂显得更为突然和壮观。尽管有很多人文主义学者不赞成宗教改革带来的宗教分裂，但从某个角度看，人们还是希望这种分裂能够随着北方的文艺复兴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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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以来，宗教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人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在意大利，教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与昔日帝国的直接联系，宗教事务本身反而成了例行公事，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它的态度就像对待饮食一样平静，甚至在今天，和其他地方的信仰相比，意大利的宗教信仰仍然保持着那种平静。因此我们就有了两方面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不可能与现有宗教传统完全决裂。首先，教会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现存体制的一部分，即使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教廷是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的障碍。其次，宗教信仰并没有达到号召一声就出现激进变革的地步，北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严肃地关注着宗教及宗教的弊病。他们在辩论作品中，猛烈地抨击了罗马教廷的倒行逆施。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一种意大利主教们始终不曾原谅过的民族自豪感，这不仅仅是为修缮罗马城而进贡纳税的普通问题，而是出于对意大利人的不满，因为头脑灵活的意大利人在严肃认真的北方条顿人面前总是摆出一付恩赐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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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的埃拉斯摩，学者兼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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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是鹿特丹的爱拉斯摩（1466～1536）。他不到20岁的时候，父母就都去世了，这似乎使他未能上大学。监护人把他送进了一所僧侣学校，他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了斯泰因的奥古斯丁修道院。早年的经历使他对苛严而呆板的经院主义产生了永久的憎恨，因为他深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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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年，爱拉斯摩被冈布雷主教任命为秘书，从而摆脱了斯泰因的隐居生活。随后，他多次访问了巴黎。然而巴黎大学神学院的哲学气氛已经不能再促进新学术了，因为托马斯派和奥卡姆派在文艺复兴中已经握手言和，并联合起来反对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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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年末，爱拉斯摩对英国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并在那里见到了克利特，但首先是结识了摩尔。回到欧洲大陆后，他开始了希腊文的学习，并且学得很快。1506年，他在意大利的都灵获得博士学位，这时候他的希腊文水平已经无人能及。1516年，《新约》的希腊文第一版印刷出版了。他的作品中最值得回味的是《愚行颂》，这部讽刺作品写于1509年的摩尔家中，以摩尔名字的双关语作其希腊文标题。该书不仅讽刺了人性的种种缺陷，而且还尖锐地抨击了宗教组织及其执行者的堕落。尽管他敢于直言不讳地进行批判，但是当宗教改革的契机到来时，他却没有公开表示支持。他基本上坚持一种新观点，认为人可以与上帝直接联系，神学纯属多余。但同时，他又没有卷入改革所带来的宗教论战。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出版更有兴趣，并且觉得宗教分裂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幸。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论战确实令人厌烦，但这些问题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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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爱拉斯摩宣布倒向天主教，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重要了，历史舞台已经为更勇敢的人所占据，只有在教育方面，爱拉斯摩的影响才给人们留下了长久的印象。在任何西欧观点盛行的地方，人文主义学问至今仍是中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主要归功于爱拉斯摩的文学和宗教活动。作为出版家，他并不总是对原文进行彻底的批评性审查，他的出版对象是更为广泛的普通读者，而不是学术专家，但同时，他又并没有采用通俗语言来写作，而是有意加强拉丁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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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是托马斯·摩尔爵士（1478～1535）。摩尔14岁时被送入牛津，并开始在那里学习希腊文。在当时，这很容易被视为不务正业的古怪举动，自然也就引起了这位年轻学者的父亲的怀疑。于是摩尔注定只能继承父业，从事法律工作。1497年，他结识了初访英伦的爱拉斯摩。与新学问的重新接触增强了他对希腊文研究的兴趣。不久，他过了一段时间的禁欲苦行生活，并体验了卡尔图斯修士会的苛严作风。但是，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僧侣的念头，这可能与他的朋友爱拉斯摩提出了反对意见有一定关系。1504年他成了下院议员，并因直言不讳地阻止亨利七世的财政请求而名声大噪。亨利七世死于1509年。摩尔又重新干上了律师职业。但亨利八世很快又把他召回去担任公职。1529年武尔济垮台之后，摩尔被提升到了最高职位，成了下一任大法官。但他任职时间并不长，1532年，由于反对国王与阿拉贡的凯萨琳离婚，摩尔辞去了大法官职务，并因拒绝出席安妮·布琳的加冕典礼而引起了国王的强烈不满。当1534年“至权法案”确定国王为新教会的领袖时，摩尔又拒不宣誓，于是他被关进了伦敦塔。1535年，他被认定曾经说过下院无权决定国王为教会领袖的话，从而以叛逆罪被处死。那个时代并没有在政治问题上宽容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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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莫尔，英国人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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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是一位多产作家，但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今天几乎已经没有人去读了。他的名声完全得益于一本名为《乌托邦》的政治空想书籍。这种幻想的社会、政治理论显然受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启示。这些观点以报道一位水手遭遇的形式提了出来，船只遇难后，这位水手在岛屿（乌托邦）上生活了五年之久。像柏拉图的作品一样，该书也极为强调公共财产，而且理由相近。它坚持认为，在财产私有的地方，就不可能出现对集体福利的彻底尊重。另外，假如人们将财物据为己有，那么财富数量的差异就会使他们彼此产生隔阂。在乌托邦社会里，人人都应该平等，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基本状况。他由此推断，私有财产是一股腐蚀力量，因而不应容许它存在。当来访者对乌托邦人说起基督教时，主要吸引他们的只是基督教财产教义中的共产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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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极为详尽地描述了这个理想国的组织。这个国家由一个首都和五十三个其他城镇组成，不仅建造模式相同，而且住宅样式也整齐划一，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来往。由于这里没有私有财产，所以偷窃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散布于乡村的农庄全都按一样的方式经营。至于服装，除了已婚妇女和未婚女子之间有一处细微而必要的差异外，所有的人都穿同一样式的衣服，服饰十分朴素，而且总是一成不变，人们根本不知道有五花八门的时尚。公民们的工作生活也按照同一模式进行，所有的人都每天工作六小时，晚上八点就寝，早晨四点起床，从不更改。那些有学者素质的人则从事脑力劳动，而不干任何别的工作，管理者就是从这群人中选举产生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间接选举的代表制民主形式。当选的国家元首只要恪尽职守，就可以终身任职；如果品行不端，就会被废黜。公众的社会生活也要服从严格的规章制度。而同外国的关系，则要限定在必不可少的最低程度。比如乌托邦没有铁，就必须依赖进口。尽管除了自卫或支持盟国及受压迫国家外，决不发动战争，但男女公民还是要接受军事训练。国家尽可能招募雇佣兵来打仗，并通过贸易来建立贵重金属基金，以便在战时给雇佣兵发军饷，而他们自己是不需要用钱的。乌托邦人的生活方式既不偏激，也不苦行，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限制：无神论者虽然被允许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享有公民身份，也不能进入政府机构。比较卑下的工作则由奴隶们来承担，这些奴隶是从那些为逃避本国惩罚而逃亡的外国人和重刑犯中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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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这样一个精心设计的国家里，人们的生活是了无生趣的。这是各种理想国的一个共同特征。然而在摩尔的讨论中，更中肯的是他对宗教宽容问题的新自由观。宗教改革已经动摇了欧洲基督教自以为是的权威态度，前面说过，改革先驱者们提倡在宗教事务上持宽容态度，当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欧洲宗教持久的分裂时，宽容概念便逐渐盛行起来了。为了避免出现大规模的绝灭和镇压，别的方法也曾用过，但最终都无济于事。在16世纪，所有人的宗教信仰都应该得到尊重的观念仍被视为奇怪的想法，这足以引起正统派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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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宗教成了一种更开放的、经常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性事务。比如在英国，只要某种世界性的宗教占据了优势，这种情况显然就不可能发生。正是由于宗教信仰的这种政治特征，摩尔之类的人才会拒绝支持宗教改革。实际上，他们是赞成进行某种改革的，我们在谈到爱拉斯摩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但使他们感到惋惜的是，为了某种教义的完全分离，竟然出现了暴力冲突。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当然是十分正确的。在英国，宗教分裂的国家特征极为明显，新建立的教会与国家机器的政治结构紧密相关。同时，英国的决裂在某些方面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剧烈，因为英国曾经长期存在着一种相对独立于罗马的传统。征服者威廉早就坚持他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发言权，从威廉和玛丽时代起，英国就始终保持着由新教徒继位的传统，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新教会的反罗马倾向，这一倾向还残留在一条规定罗马天主教徒不得任美国总统的不成文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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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爆发前的几个世纪里，知识氛围的逐渐变化已经动摇了教会至高无上的旧观念。产生这一革命性变化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从表面上看，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人们对上帝的代理人职权的一种反抗，但是，如果教会本身的弊端没有使人们注意到它的言行不一的话，那么这个值得称道的原则也许就不会独自取得突破。事实上，教士们经常占有地产，如果不是因为牧师们的世俗举止违背了耶稣的教谕，他们拥有地产本身倒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反对。至于教义的问题，奥卡姆早就坚决主张，即使没有至高无上的罗马主教，基督教也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因此，对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就存在于教会内部。最后是由于政治势力的介入，改革才导致了宗教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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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奥古斯丁派修士，宗教改革家，《圣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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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力方面，改革者虽然不如那些为改革打下基础的人文主义学者，但他们却提供了批判性思想家难以唤起的革命激情。马丁·路德（1483～1546）是一位奥古斯丁派的修道士和神学教师，教会出售免罪券的恶劣行径使他和别的许多人一样，在道德上感到十分的苦恼。1517年，他挺身而出，公开发表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并将这份文件钉在了维登堡教堂的大门上。当他在这一点上向教廷挑战时，并没有准备建立某个新宗教，但是，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牵涉到向德意志大规模进贡的政治问题。当路德于1520年当众烧毁教皇开除教籍的训令时，问题就不再是单纯的宗教改革问题了。德意志的王公贵族和统治者们开始联合起来，于是宗教改革演化成了一场德意志人反对教皇敏感权力的政治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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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年的乌姆斯会议之后，路德隐居了十个月，潜心翻译了《新约》的德语版。作为一部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它对于日耳曼人就像《神曲》对于意大利人一样重要。无论如何，它为福音书在民间的传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在，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够发现耶稣的教义和现有社会秩序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正是这种认识和以《圣经》作为惟一权威的新教观念，为1524年的农民起义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但路德并不是一个民主改革家，他公然反对那些蔑视自己政治主子的人，他在政治上仍旧保持着中世纪的观念。农民起义在各个方面都导致了暴力与残杀，最终被残酷镇压了下去。这次社会革命的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教改革的原动力。“新教（Protestant）”一词源自改良宗教支持者们所发出的一个呼吁。1529年，他们对会议条款表示抗议，该会议宣布路德及其追随者为非法，不过这一议案从1526年以后就暂时被搁置了起来。现在，路德由于再次遭到帝国的禁止，因而无法出席1530年的奥格斯堡会议。但这时的新教运动已颇具实力，要压制下去已经不可能了。1532年，皇帝不得不接受纽伦堡宗教和约，并很不情愿地保证：新教徒可以自主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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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运动迅速蔓延到了低地国家、法国和瑞士。在路德之后影响最大的改革家是约翰·加尔文（1509～1564），一位定居日内瓦的法国人。加尔文二十岁出头就转向了改革运动，此后成了法国和荷兰新教的精神领袖。作为一种学说，加尔文主义的奥古斯丁教义要比路德的福音主义更为激烈和不妥协。它洋溢着清教徒理想，认为灵魂得救是一个宿命论问题。这是基督教神学缺乏吸引力的特征之一，罗马教会就明智地舍弃了这种教义。当然，在实践中它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有害，因为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认定自己就是上帝选中的获救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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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尔文，定居日内瓦的法国人，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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