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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奈·笛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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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出身于一个级别较低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布列塔尼地方议会的一名议员。1604～1612年，笛卡尔在拉夫赖士的耶稣会学院接受了扎实的古典教育，此外，他还受到了当时最好的数学基础训练。离开学院后，他去了巴黎，并于次年在普瓦捷学习法律，1616年毕业。然而他的兴趣却在别的领域。1618年，他应征从军到了荷兰，因而有大量的时间来从事数学研究。1619年，“三十年战争”终于爆发了，想到外面闯荡一番的笛卡尔加入了巴伐利亚军队。就在那年冬天，他发现了激发自己哲学思想的主导概念。《方法论》一书讲述了他的这一经历。那一天特别寒冷，笛卡尔躲进一间小屋，坐在一个瓦炉旁。在身体稍稍暖和一些后，他开始了沉思。到那天快结束的时候，他的整个哲学的轮廓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1622年以前，笛卡尔一直呆在军队里，随后又回到了巴黎。第二年他访问了意大利，并在那里住了两年。重返法国后，他却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感到非常心烦。由于他性格有点孤僻，加上想在没有干扰的氛围中工作，于是他在1628年去了荷兰。笛卡尔在临行前变卖了小部分地产，因而可以过着舒适的独居生活。除了三次对法国的短暂访问之外，他剩下的21年时光都是在荷兰度过的。沿着自己在发现方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路，笛卡尔逐渐完成了他的哲学。1633年，当他听说伽利略受到了审判，就放弃了一部重要的物理学著作的出版，因为这本书采纳了哥白尼的理论。他主要是不想卷入到论战中去，对他来说，那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从各种表面现象来看，他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尽管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了教义的纯洁性永远也没人知道。笛卡尔决定只出版三卷本合集，即《屈光学》、《大气学》和《几何学》。1637年出版的《方法论》则是他特地为这三篇论文写的前言，其中最著名的《几何学》提出并运用了解析几何的原理。在1641年和1644年，他又先后出版了《沉思录》和《哲学原理》，这两本书是献给巴拉丁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的。1649年，他还为公主写了一篇关于灵魂激情的论文。这一年，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对笛卡尔的作品发生兴趣，并最终劝他到了斯德哥尔摩。这位斯堪的纳维亚君王是一位真正的文艺复兴人物，她意志坚强、精力充沛，坚持要笛卡尔在清晨五点为她讲授哲学。在瑞典的冬夜里，清晨五点并不是一个适合哲学家起床的时刻，笛卡尔终于经受不住而病倒了，并于次年的2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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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笛卡尔的方法是他喜爱数学的结果。在几何学领域，他已经表明了这种方法将会怎样产生深远的结果。因为借助于分析方法，人们就可能通过简单的方程式来描述一切曲线的特征。笛卡尔相信，在数学领域如此成功的方法，也能延伸到别的领域，并使探索者可以像在数学中一样获得同样的确定性。《方法论》旨在告诉我们，为了充分利用我们的理性品质，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至于理性本身，他认为在这方面人人都是平等的，其中的区别仅仅是有的人比另外一些人运用得好一些而已。但方法是某种实践的产物，笛卡尔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并不想把某种方法强加给我们，而是想表明他如何成功地运用了自己的理性。书中的说明是自传式的，它讲述了作者早年对存在于一切领域的不确切、无定论说法的不满足。关于哲学，他说再也没有什么令人如此难以容忍、却又为某些人所持有的观点了。数学以其演绎法的确定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还是无法搞清它的恰当用途。他放弃了书本上的学习，开始外出旅行，却又发现各种习俗就像哲学家的观点一样差别明显。最后，他通过审视自我来发现真理。该书接着还记述了前文已提到过的“炉边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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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扉页，作者笛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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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发现，只有完全由作者自己完成的作品才是满意的作品，于是他决定舍弃一切他所学过的和被迫信以为真的东西。只有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在他的这场大扫荡中得以幸存下来，他还从这些学科中得出了四条规则：一、除了明晰独特的理念，决不接受任何东西。二、必须根据解决时的需要把每个问题分成若干部分。三、思维必须按照由简到繁的顺序，如果没有顺序，我们必须假设一个。四、为了确保没有任何疏忽，我们应该经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笛卡尔在将代数应用于几何问题时，就采取了这一方法，并由此创立了“解析几何”。至于它在哲学上的应用，笛卡尔认为必须推迟到自己年纪更大一些之后。我们在伦理学上陷入了困境。伦理学虽然被排在科学序列的末尾，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必须迅速作出决定。于是笛卡尔采取了一种临时性的行为模式，按照实用主义标准，这种模式将为他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因此他决定遵守本国的法律和习俗，并且始终保持对宗教的虔诚。一旦决定了采取某个行动，他就会果敢地走下去。最后，他还试图严格地约束自己，不去冒险，要使自己的愿望适应万物的秩序，而不是反过来。从此以后，笛卡尔决定专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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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学中的一个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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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谈论形而上学时，笛卡尔的方法使自己产生了系统的怀疑。感官提供的证据是不确定的，因而必定使人产生怀疑。甚至数学也必须受到怀疑，尽管关于它的疑问要少得多，但上帝可能会故意把我们引入歧途。有一个事实怀疑者最终必须承认，那就是他自己的怀疑。这是笛卡尔的基本命题“我思故我在”的基础。他还认为这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清晰的出发点。笛卡尔由此得出结论说，他自己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自然、也独立于肉体的一个正在思维的东西。他还进一步论及上帝的存在，不过基本上是重复了本体论证明。从我们自己明确的理念意义上说，既然上帝必然是诚实的，那他就不可能欺骗我们；既然我们拥有各种物体或广延性的理念，那它们就一定是存在的。接下来，《方法论》概述了物理学问题，其罗列顺序和尚未发表的论文中的顺序一样。一切都可以用广延性和运动的术语来解释，这个方法甚至应用到了生物学。笛卡尔把血液循环解释为心脏运动的结果，而心脏则像一个加热装置，使流入其中的血液扩散开来。这当然是不符合哈维的观察结果的，从而引发了两个人之间的激烈争论。但在《方法论》中，这种机械的理论却推导出了“动物是没有灵魂的自动化物体”的观点，之所以这样说，其依据就是它们不会说话，因而一定是缺乏理性的。这就使“人的灵魂独立于肉体”的观点得到了强化，并且推导出了“灵魂不朽”的结论，因为不存在任何别的破坏力量。最后，《方法论》隐晦地谈到了对伽利略的审判，还提到了是否出版的问题。笛卡尔到底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把《方法论》作为前言，和前面提到三篇论文一起发表。以上就是《方法论》的要义，它为我们呈现了笛卡尔哲学原理的一个简洁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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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说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批判性怀疑的方法。作为一种方法，它导致了普遍的怀疑，就像后来的休谟一样。不过笛卡尔却摆脱了这种怀疑性的结论，因为他在思考中抓住了明确理念。他认为广延性、运动之类的一般性概念是独立于感官的，它们是与生俱来的理念，也是关于这些第一属性的真正的知识。而感官知觉是第二属性，如色彩、味道、触觉等，它们并不真的存在于事物当中。笛卡尔在《沉思录》中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即通过观察一根蜡烛及其变化来说明这一点。广延性是始终不变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理念可以为心灵所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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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哲学强调思维是无可置疑的出发点。从此，欧洲的哲学，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影响。这种观点的确是正确的，尽管它的基础“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本身并不是十分合理。因为只有在我们承认其中隐藏着一个先决条件，即思维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过程时，“我思故我在”的说法似乎才能成立；否则，我们同样可以说“我行故我在”，因为如果我确实在走，那么我就必定存在。这一异议是由霍布斯和伽桑狄提出的。我在实际上并未行走的时候，当然也可以想像自己在行走；而事实上并没有想时，我就不能认为自己在思维。正是这种在思维过程中出现的自我参照，赋予了这个命题不容置疑的、明确的特征。就像后来的休谟那样，一旦去掉自我意识，这一原理就崩溃了。然而仍旧真实的是，一个人自身的精神体验所具有的独特确定性，是别的活动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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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哲学激化了古老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从而把该理论必须面对的心灵与肉体的关系问题摆在了显要位置。因为现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似乎互不相干，而只受自身规律的支配。按这种观点，愿望的心理效力更不可能影响到物质世界。但笛卡尔自己却在这里容许了一个例外，那就是人的灵魂能够改变生命体的运动方向（尽管不是数量）。然而这个人为的退路与他的整个体系是不一致的，而且也不符合运动规律，因而笛卡尔的追随者们舍弃了它，转而主张心灵不能移动肉体。为了解释两者的关系，我们必须认为世界就是这样预先规定的，即某种身体运动无论在何时发生，实际上都同时伴有精神领域的适当意识的发生，但这种意识与身体运动并没有直接联系。这个观点是笛卡尔的追随者们，尤其是格令克斯（1624～1669）和马勒伯勒士（1638～1715）发展起来的。它被称为“偶因论”，因为它认为正是由于上帝的旨意，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才会沿着平行的轨道进行，在这种方式下，其中一个活动总是在另一活动发生的适当时刻发生。为了阐释这一理论，格令克斯还发明了两个时钟的比喻。假如我们有两个钟，都走得很准，那么我们只看一个钟就行了。当指针指向某个正点时，我们会听到另一个钟在报时，这样，我们就可能倾向于说，是第一个钟引发了第二个钟的响声。心灵和肉体就如同这两个钟，上帝为它们上好了发条，各自在独立而平行的轨道上运转。当然，偶因论也产生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由于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只看其中一个钟就行了，因此我们似乎就有可能完全通过参照物质活动来判断精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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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二元论：精神与物质彼此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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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因论本身的原理为如此冒险的计划提供了成功的保障，于是我们就可以仅仅根据物质活动，设计出一整套精神理论来。事实上，这种尝试是由18世纪的唯物论者来进行的，并且得到了20世纪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推广。这样一来，偶因论不仅没有把灵魂从肉体中独立出来，反而最终使其中之一（灵魂或肉体）成了多余的。无论采用哪种观点，都是与基督教原则格格不入的，难怪笛卡尔的著作会在天主教的禁书目录中找到自己无法逃脱的位置。首先，笛卡尔主义未能始终如一地容纳自由意志。最后，无论从物理学还是生物学方面来看，他在解释物质世界时所提出的严格决定论观点，都极大地促进了十八九世纪的唯物主义发展，尤其是当它与牛顿的物理学结合起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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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派哲学家曾经使用过“实体”一词，从这一专门术语的含义上说，笛卡尔的二元论纯粹是用某种习惯方式处理实体问题的结果。实体是各种属性的载体，但实体本身又是独立和永恒的。笛卡尔认识到，物质与精神是两种不同的自给的实体，并且无法以任何方式相互影响，于是他采用了偶因论者的方法，以此来弥合两者之间的差别。但是很显然，如果我们承认了这样的原理，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尽可能地依赖于它。比如，人们可以把每个心灵都当做它自己的一个实体。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下去，莱布尼茨在“单子论”中提出了无限多实体的理论，并指出这些实体是独立的，但又是协调的。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的观点中去，即认为只有一种实体。斯宾诺莎接受了后一种观点，他的理论可能是迄今为止最连贯、最不妥协的一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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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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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1632～1677）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一个犹太人家庭。据说他的祖先为了寻找一个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敬神的地方，不得不舍弃原本在葡萄牙的家园，因为自从穆斯林被赶出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宗教裁判所就不再容许异教的存在，这至少使得非基督徒的生活不大好过了。而正在与西班牙暴政对抗的荷兰则经历了宗教改革，为这些受迫害的人提供了避难之地，阿姆斯特丹因此成了犹太社团的新家园。正是在这里，斯宾诺莎接受了早年的教育。然而对于他活跃的头脑来说，这些传统的学习太简单了。借助于拉丁文，他熟读了一些思想家的著作，这些思想家曾经推动了学术的复兴，而且正在发展新的科学和哲学。让犹太社团极为尴尬的是，斯宾诺莎竟然很快就发觉自己不可能再留在正统范围之内了。改良宗教的神学家们坚持走自己的路，毫不妥协；正统派则认为对宗教的任何激烈批判，都将破坏当时盛行于荷兰的宽容气氛。最后，他们用尽了《圣经》里所有的诅咒，将斯宾诺莎赶出了犹太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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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生性内向的斯宾诺莎就完全隐遁起来，在由朋友组成的小圈子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他以打磨镜子为生，并沉浸在哲学沉思之中。尽管过着一种隐居生活，但他的名声却迅速地传开了。后来他与一些有影响的崇拜者保持了书信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莱布尼茨，据说他们相识于海牙。但斯宾诺莎从没有答应过复出。1673年，巴拉丁选帝侯提出让他担任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被他婉言谢绝。之所以谢绝这一荣誉，他自有充分的理由。他说：“如果我专门去教授年轻人哲学的话，那么我就得中止对哲学的进一步研究。何况，我也不知道应该把哲学探讨的自由控制在什么范围之内，而不至于给人留下试图推翻现有宗教的印象……所以您能够理解，我并不指望交上什么好运。不过我放弃讲学的原因，仅仅是由于珍惜宁静的生活。要过这种生活，我想最好还是维持现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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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但他的作品却展示了罕见的专注性和逻辑严密性。他对上帝和宗教的观点是如此超前，以至于他在生前和死后一百年里都被咒骂为邪恶的怪物，尽管他的伦理观念很受推崇。斯宾诺莎最杰出的作品是《伦理学》，这本爆炸性的书在他死后才得以出版。在政治理论上，他与霍布斯有许多共同之处，不过前者的立足点是截然不同的，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认为一个健全合理的社会应该具备某些特征。霍布斯采用了经验主义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解释，而斯宾诺莎则从自己的一般形而上学理论中推演出了结论。实际上，如果我们想了解斯宾诺莎论证的力量，就必须把他的全部哲学著作当成一整篇长论文，以便从总体上把握，部分原因是由于和经验主义哲学家的政论文相比，斯宾诺莎的作品不容易给人留下直观的印象。但我们应该记住，他所讨论的都是当时十分活跃和现实的问题。与19世纪相比，自由在当时的政体中的重要作用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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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是思想自由的热心辩护人，这正是他和霍布斯不同的地方。的确，从他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中，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只有在思想自由的情况下，国家才能正常运转。他在《神学政治论》中着重论述了这一点。这本书不同寻常的地方是，它通过批判《圣经》的间接方式讨论了这些话题。在这里，斯宾诺莎主要针对《旧约》提出了批判，两百年后，这个批判又变成了所谓的“高级批判”。他首先考察了《旧约》中的历史事例，并且以此证明说，思想自由是社会存在的根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他的结论中有一种独特的反思。“但是我必须承认，思想自由有时也可能导致某些麻烦。但谁又能建立起完全没有副作用的东西呢？那些希望以规则支配万物的人，将会引发更多的缺陷而不是减少它们。无法禁止的东西必然要得到容许，即使有时它们会导致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