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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后来（1916年）不幸阵亡于凡尔登的诺伯特·冯·海林格拉特首次编辑出版了荷尔德林的品达诗译文手稿。之后在1914年，荷尔德林的后期颂歌也首次付印了。当时，这两本书对我们学生产生的影响就宛若一次地震。斯蒂芬·格奥尔格最早指引海林格拉特去关注荷尔德林；而格奥尔格本人反过来又从上述两部首版的作品中获得了决定性的灵感，情形就如同里尔克。从那以后，格奥尔格的诗作就越来越切近于歌唱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题为“大渴望”一节末尾所说的话，当时就已经萦绕在诗人耳畔了。尼采在那里写道，“噢，我的心，现在我已将一切给了你，乃至我最后的所有，我已经对你淘空了双手：我要你高歌，看哪，这就是我最后的所有！”（《全集》，第六卷，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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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格的诗集《新王国》的最后一部分以“歌”为标题，开篇是这样一句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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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思忖的，我还要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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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热爱的，有着同样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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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跨出了他自己从前的“圈子”，却没有弃绝词语；因为他吟唱着，而歌唱始终是对话。诗人的弃绝并不是针对词语的，而是针对词语与物的关系的，更确切地说，是针对这种关系的神秘性的，这种关系恰恰在诗人想命名他手中的宝石之际自行显示为神秘。这块宝石是何种宝石，诗人没有道明。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按其古老含义来讲，“宝石”意指一份打算送给某个客人的玲珑优美的礼物；或者也许是一份作为特殊宠爱之标志的礼物，是接受者以后要永远带在身边的。“宝石”于是就与宠爱和客人相关。让我们注意，在题为“歌”的最后一部分中，与《词语》一诗一体的还有另一首诗，这首诗题为《海之歌》，诗的开头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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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红的球体缓缓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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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落在地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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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在沙丘上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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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我亲爱的客人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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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行诗命名了客人，但也可以说没有命名客人。和客人一样，宝石也保持在无名之中。此外，那亲近于诗人的至高的宠爱，也保持在无名之中。《新王国》最后一部分的最后这首诗道说、吟唱这个至高的宠爱，但并没有命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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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宠爱和客人被道说了，但没有被命名出来。那么，诗人对它们保持沉默了吗？不。我们只能对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保持沉默。诗人没有对名称保持沉默。诗人不知道名称。他在那一句诗中承认了这一点，这一诗句犹如通奏低音一般回响在所有的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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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系何方——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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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诗人在词语上取得的经验进入暗冥之中，并且始终还把自身掩蔽起来了。我们必得任其如此；但由于我们如此这般来思考这种诗意经验，我们也就已经让这种经验处于与思的近邻关系中了。然而，我们却不能认为，一种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将取代一种诗意经验，更能把我们引向光明，并且也许会揭开重重阴霾。在这里，一种思想之力所能及，乃取决于它是否以及如何倾听那种允诺——在此允诺中，语言之本质作为本质之语言而说话。可是，我们试图为一种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提供一个可能性，我们的尝试寻找着一种与诗的近邻关系，这样做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如下猜度：诗与思当有着近邻关系。也许这一猜度吻合于那个我们还仅仅对之作了一番模糊的倾听的苛求：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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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揭示那种在语言上取得运思经验的可能性，我们寻找诗与思居于其中的近邻关系。这是一个奇怪的开端——我们对诗与思都鲜有经验。但我们好歹还是知道两者的。在诗歌和哲学的名义下，我们就知道了许多关于诗与思的事情。我们也不是盲目地在我们的道路上寻找诗与思的近邻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倾听了《词语》一诗，并且由此把一种有关语言的诗意经验收入眼帘中了。带着所有保留条件，我们不妨把这种诗意经验综括在那种弃绝之道说中：“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一俟我们考虑到，这里所指说的乃是词与物的关系，从而也即语言与某个当下存在者本身的关系，我们便把诗召唤到一种思的近邻那儿来了。但思并没有从中看到什么生疏的东西。实际上，物与词的关系是通过西方思想而达乎词语的最早的事情之一，而且是以存在与道说（Sein und Sagen）之关系的形态出现的。这一关系如此不可抗拒地侵袭着思，以至于它以一个独一无二的词语道出自身。这个词语就是［逻各斯］。这个词语同时作为表示存在的名称和表示道说的名称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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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我们来说更感错愕的事情乃在于，这里并没有取得任何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也即语言本身并没有按那种关系合乎本己地达乎语言而表达出来。由此可知，格奥尔格的诗意经验命名了某种古老的东西，这种古老的东西早已击中了思想，并且从此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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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思想囚锢起来了——尽管是一种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既陈腐又难以辨别的方式。无论是有关词语的诗意经验，还是有关道说的运思经验，都没有把在其本质中的语言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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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就是这样，尽管从早期西方思想直到格奥尔格的后期诗作，思想深入地思了语言，而作诗诗化地表达了语言中令人激动的东西。但何以语言的本质无论在哪里都没有作为本质的语言把自己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我们就只能加以猜度了。有迹象表明，语言之本质断然拒绝达乎语言而表达出来，也即达乎我们在其中对语言作出陈述的那种语言。如果语言无处不隐瞒它在上述意义上的本质，那么，这种隐瞒（Verweigerung）就归属于语言之本质，因此，语言不光是在我们以通常方式说它的时候抑制着自身，而且，语言的这种自行抑制乃取决于这样一回事情：语言随其渊源抑制自身，并且由此对我们通常的观念拒绝给出它的本质。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能再说，语言的本质是本质的语言，除非第二个词组中的“语言”一词所表示的是不同的东西，根本上是表示语言本质（Sprachwesen）之隐瞒在其中说话的那个东西。因之，语言之本质就以其最本己的方式把自身带向语言而表达出来了。我们不可再回避这个问题了；相反，我们必须进一步加以猜度，何以语言本质之特有“语言”太容易地被忽视了。其原因之一也许在于，道说的两个突出方式——诗与思——没有合乎本己地被寻找出来，也即没有在它们的近邻关系中被寻找出来。但人们往往对诗与思夸夸其谈。诗与思这个说法早已成了空洞的措辞，被人们叨嚷不休。也许，只要我们牢记在“诗与思”这个短语中的“与”能够表示诗与思的近邻关系，那么，这个“与”就获得了它的全部内涵和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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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说，我们立即就要求作出一种说明：这里所谓的近邻关系为何，关于这样一种近邻关系的谈论具有和可能具有何种正当性。这个词本身告诉我们，在他人之邻并与他人一起居住者，就是近邻。这个他人本身也由此成为一个人的邻居。所以，近邻关系之产生乃由于某人定居于另一个人的近处。近邻关系是某人面对另一个人居住这样一回事情的后果和结果。因此，关于诗与思之近邻关系的谈论就意味着，诗与思相互面对而居住，一方面对着另一方而居住，一方定居于另一方的近处。这种关于近邻关系之特性的解说乃是某种形象化的谈法。抑或我们已经对事情有所道说了么？那么何谓“形象化的谈法”？我们迅速地作出这一答复，而没有想到，只要什么是谈论（Rede），什么是形象（Bild），语言如何以形象说话，以及语言究竟是否以形象说话等等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以某种可靠的方式来援引这个答案。因此，我们在此还远远没有解决一切问题。让我们守住最迫切的事情，也即去寻找诗与思的近邻关系，现在也就是：诗与思的相互面对（Das Gegen-einander-ü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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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们既不需要去发现这种近邻关系，也不需要去寻找这种近邻关系了。我们已经栖身于这种近邻关系中了。我们就在这种近邻关系中活动。诗人的诗向我们说话。面对这首诗，我们已经有所思索了，尽管还只是粗略大体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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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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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弃绝如是说。对此我们曾说过，这里揭示的是词与物的关系；进一步，物在这里指任何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东西，任何一个当下存在者。至于“词语”，我们也说过，它不光是处于一种与物的关系中，而是：词语才把作为存在着的存在者的当下之物带入这个“存在”（ist）之中，把物保持这个“存在”之中，与物发生关系，可以说供养着物而使物成其为一物。因之，我们曾说，词语不光处于一种与物的关系之中，而且词语本身就“可以是”（sei）那个保持物之为物、并且与物之为物发生关系的东西；作为这样一个发生关系的东西，词语就可以是：关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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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人来说，这一番对诗的思索兴许是不必要的，并且显得强求和蛮横。但这里要紧的是，在那种与有关词语的诗意经验的近邻关系中为一种有关语言的运思经验找到一个可能性。这一点现在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去留心诗与思居住于其中的那种近邻关系。但奇谲的是，近邻关系本身始终是不显明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情形亦然。我们生活在近邻关系中；倘若要我们说出这种近邻关系何在，我们便会落入窘境。然而，此种窘境只不过是那种古老的、广大的、我们的思想和道说随时随地都置身于其中的窘境的一个特殊情形而已——尽管也许是一个突出的情形。我们指的是何种窘境呢？是指这样一种窘境：我们不能——如果能，那也只是稀罕的、很勉强的——纯粹从其本身而来经验一种在两个物之间、在两个本质之间起支配作用的关系。我们马上就根据当下处于关系中的东西来设想这种关系。我们很少理解，这种关系如何产生，何以产生，从何而来产生，以及它如何作为这种关系而存在。所以，虽然把近邻关系表象为一种关系是正确的，这种表象也切合于诗与思的近邻关系；但是，这种表象却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诗是否定居于思之近邻，或者思是否定居于诗之近邻，或者两者是否相互定居于对方的近邻之中了。诗在道说之要素中活动，思亦然。如若我们来对诗作一番沉思，我们立即就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思活动于其中的同一要素中了。在这里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确定：诗是否根本上就是一种思，或者，思是否根本上就是一种诗。诗与思的本真关系由何来决定，这种我们十分随便地称之为本真关系的东西根本上从何而来，这些问题都还是晦暗不明的。然而，不论我们怎样来理解诗与思，总是已经有一个相同的要素接近于我们了——那就是：道说（Sagen），无论我们对此是否有专门的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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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诗与思不光是在道说之要素中活动，而且它们同时也把它们的道说归功于那些我们几乎还未予关注甚或收集的有关语言的多样经验。在我们尚未关注或收集这些经验之处，所缺乏的恰恰就是对那个东西的充分考察，这个东西在我们眼下的沉思中愈来愈密切地与我们相关涉——那就是：诗与思的近邻关系。也许这种近邻关系根本就不是什么单纯的结果，不是那种惟由于诗与思相互定居于对方之中而导致的结果；因为诗与思在能够开始进入相互面对的状态中之前就已经相互归属了。道说乃是诗与思的同一个要素；而道说之成为诗与思的“要素”，其方式全然不同于水之于鱼和空气之于鸟——道说之成为诗与思的要素，其方式就是我们不得不停止谈论这个要素，因为道说不光“承荷”着诗与思，并且提供出诗与思横贯其中的那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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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无疑说来容易，很容易得到表达，但尤其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却是难以经验到的。我们试图在诗与思的近邻关系之名下来思索的东西，大相径庭于表象性联系的一种单纯持存物。所谓的近邻关系是无所不在的，贯穿于我们在这大地上的逗留和我们在其中的漫游。可是，由于今天的思想总是愈来愈坚定、愈来愈专一地变成了计算，所以，它投入了所有可用的力量和“兴趣”，来计算人如何能够马上在无世界的宇宙空间中立身。这种思想就要把大地之为大地抛弃掉了。作为计算，这种思想愈来愈迅速和狂热地趋向于对宇宙空间的征服。这种思想本身就是那种或许能把一切都逐入虚空之中的力量的爆发。从这种思想那里产生出来的剩余，毁灭性机械之运转中的技术过程，只不过是把疯狂打发到无意义之极致的最终的阴险过程。早在1917年，格奥尔格就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伟大颂歌《战争》中写道：“这些是火焰的标志，而不是音信”（《新王国》，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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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力图专门考察诗与思之近邻关系。这种尝试已使我们面临一个独特的困难。倘若我们竟想不假思索地放过这个困难，那么，我们这几个演讲的路程和在此路程上的行进就还是模糊不清的。这个困难反映在我们的第一个演讲已略有触及、而在本演讲中与我们直面相逢的事情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