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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里耶没有接受狄德罗欺骗性的自我辩护。狄德罗对审讯的阻挠令他十分恼火,回到巴黎后,他立即下令审讯狄德罗的出版人——时年三十七岁的洛朗·迪朗。第二天,迪朗被带到贝里耶面前,表现得比狄德罗配合得多,很快供述了他为出版狄德罗的违禁书籍做了怎样的秘密安排。贝里耶拿到了证据,无意释放那位毫无悔过之意的哲人。于是,他完全切断了和狄德罗的联系,这个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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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德罗受审八天之后——狄德罗被带到万塞讷监狱约三周后——巴黎方面的缄默令他认识到自己的牢狱生涯将不会在几周内结束,而会长达数月甚至数年。这个事实在某一天变得再清楚不过。这一天,狱卒经过狄德罗的牢房,将一周所需的蜡烛按照每日两支的配额发给了他。根据范德尔夫人的记述,狄德罗告诉狱卒,自己存的蜡烛还够用,暂时不需要这么多。狱卒简单粗暴地回答说,现在也许用不着,但到了冬天可少不了,到时候太阳早上快到九点才照进来,下午五点就完全落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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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在单人牢房中待到第四周的时候,他坚定的决心开始动摇了。他向狱卒要了纸张,分别给德·阿尔让松和贝里耶写了措辞谨慎的信。在写给前者的信中,狄德罗采用了双重策略。在某些地方,他含糊地为自己的过失致歉;而另一个方法更有效,他在公文中将奉承和几乎不加掩饰的引诱精心地编织在了一起。在称颂了德·阿尔让松对文学的大力支持后,狄德罗透露说,他(作为《百科全书》的编辑)距离决定宣布这部巨作是献给德·阿尔让松的仅一步之遥。狄德罗的意思再明白不过:释放我,《百科全书》献词页上写的就是你的名字。两年后,这个献词出现在了这部伟大词典第一卷的开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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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诱惑德·阿尔让松的同时,狄德罗写给贝里耶的信更长也更悲切,他在信中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到了贝里耶手上。他先是描写了他在牢房中将悲惨地死去的这个可能性,继而花费了大量笔墨渲染他作为一个辛勤的知识分子,积极地普及数学和“文学”的事业,却对致使自己入狱的原因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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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缺失没有逃过贝里耶的眼睛,于是他再一次选择对狄德罗的信不予回应。狄德罗感到愈发绝望,又寄了一封信给贝里耶,这一回,狄德罗不仅承认了自己就是《哲学思想录》《八卦珠宝》《论盲人的书简》的作者,还为自己将这些“头脑的自我放纵”分享给法国大众而表示抱歉。在收到这份供词一周后,贝里耶来到万塞讷监狱,亲自与狄德罗对话,并告知他不久之后便可以结束单独监禁,获得一个合适的房间和床铺,不过条件是,他要保证今后不会再写任何违背宗教和道德的作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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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贝里耶和德·阿尔让松交涉的同时,狄德罗还给在朗格勒的父亲写了两封信。[37]尽管这对父子已经相互疏远了六年多,但三十四岁的德尼明显很担心他的父亲(以及朗格勒的乡亲)会听说他被捕入狱。为了缓解这个消息可能带给家乡亲人的冲击,他至少在一封信中暗示过,他由于遭人诬陷,以致警方现在指控他写了违禁书籍,而他完全是冤枉的。从事实上讲,他说的没错。比如,贝里耶确实指控狄德罗是《风俗》(1748)的作者,而真正的作者是弗朗索瓦-樊尚·图桑。但是,狄德罗隐瞒了自己匿名出版的作品的真实情况,或是对此轻描淡写。不难想象,要承认自己是《八卦珠宝》这样不知羞耻的放荡小说的作者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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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迪埃·狄德罗可不是好骗的。在写给儿子的回信中,他表示自己对儿子为什么被关在万塞讷的“石头盒子”里一清二楚。迪迪埃接着冷静地告诉儿子,他应当在监狱里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人生。在老狄德罗看来,儿子之所以锒铛入狱,完全是因为他将自己所受的教育和自己的头脑用错了地方。“上帝给了你天赋,目的不在于让天赋来削弱你的神圣宗教的信条。”老狄德罗这样写道。[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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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封信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轻柔的责备,而在于表达了希望犯了错的儿子回归家庭的心情。这种心意的变化源于监狱,这个闭锁之地反而为父子间切断了多年的沟通打开了一条交流的通道。更重要的是,1749年的迪迪埃·狄德罗感到自己时日不多,家人也渐渐离他而去。1748年10月,与他同甘共苦三十六年的妻子安热莉克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同一年,他二十七岁的女儿,和她母亲同名的安热莉克发了疯,死在了乌尔苏拉女修道院厚厚的石灰石围墙中。迪迪埃·狄德罗当年计划中的大家庭如今缩小了很多,而他的儿子虽然身陷囹圄,但仍然主动联系了他,这必定触动了迪迪埃,于是他向儿子伸出了橄榄枝。尽管他的信中满是责备,但这位一家之主宣布他很乐意认可德尼和图瓦妮特的婚姻,只要他们当初结婚时获得了教会的承认。他还提到,希望儿子能够让他见一见自己的孙子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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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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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迪埃·狄德罗的信可能是在9月中旬被送到了他儿子手中,此时德尼已经在万塞讷监狱度过了两个月的时光。到了此时,这名囚犯的处境和情绪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他已经从位于城堡主楼的监牢中被释放出来了,现在可以在花园和庭院中活动,并且搬到了监狱中更舒适的房间中。贝里耶还允许狄德罗的家人和与狄德罗一起编撰《百科全书》的同事前来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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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获得探视权的第一天,图瓦妮特就来到了万塞讷监狱。来访的还有四位印刷商,他们之前都给贝里耶和德·阿尔让松写过信,请求他释放狄德罗,现在来和狄德罗商量如何更好地推进已经被拖延了的大辞典编撰工作。在之后的几天和几周中,狄德罗的合作编辑让·勒朗·达朗贝尔和受雇负责为《百科全书》绘制插图的艺术家路易-雅克·古西耶也前来探视。狄德罗余下的牢狱时光都用在了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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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曾经历过监狱生活的著名人士一样,狄德罗在万塞讷的时光充满了故事和传奇。范德尔夫人讲述了她的父亲如何在被单独监禁期间将瓦片碾成粉末,制成墨汁,用牙签代替羽毛笔,只是为了能在弥尔顿的《失乐园》的页边空白处写批注。这种在监狱中迸发的创造力看来完全有可能,相比之下,范德尔夫人讲述的她父亲如何为了监视已经做了他四年情人的皮西厄夫人而越狱的故事则非常离谱。很明显地,皮西厄夫人和其他人一样,因为狄德罗受监禁而担心不已;在狄德罗被允许会客后,她成为不辞辛苦地前往万塞讷探望他的众人中的一个。她本来期待着一次温情脉脉的重聚,却被醋意大发的狄德罗审问了一番,因为狄德罗认为她的穿着对于探监来说过于讲究。在狄德罗的强迫下,她承认在探监结束后要去尚皮尼附近参加一个聚会。狄德罗坚信皮西厄已经另寻新欢,据说他在情人乘马车离开后溜出了监狱,步行了7公里,走到尚皮尼监视她。狄德罗的这次远足要穿过万塞讷的森林,还要渡过马恩河,因此这个故事的真实度并不高;这个故事的结局同样不可信,据说狄德罗回到万塞讷后,向监狱长沙特莱侯爵坦白了自己短暂的越狱。尽管狄德罗和这位出身上流社会的东道主关系不错,但他很少如此积极地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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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德罗监狱生活的这整段经历中,他那天究竟有没有跋涉到尚皮尼并不重要。相比之下,卢梭在1749年秋天这段时间中的多次到访则重要得多。卢梭在《忏悔录》中讲到,好友受到监禁这件事令他忧虑万分,他多次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步行走完从巴黎到万塞讷的漫长路程去见狄德罗。据卢梭讲述,他第一次探视狄德罗时,这位哲人正同与其合作的编辑达朗贝尔谈话。[39]他看到狄德罗“颇受监狱生活的影响”,并且写到自己为了这次重逢不禁流下泪来:“我进去时,眼里只看到了他;我鞠了一躬,喊出了声,将我的脸贴着他的脸,紧紧地拥抱了他,一边哭一边叹气,却说不出话,因为我的喜悦和爱令我喘不过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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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了他与好友狄德罗情深义重的重逢后,卢梭用神话般的叙述方式记录了身为新生代哲人的自己如何突发奇想,决定反抗启蒙运动的两大基石——知识与文明——带来的腐化影响。这个故事开始于一个夏天炎热的下午,卢梭当时正走在去往万塞讷监狱的路上。他走得筋疲力尽,满身大汗,于是决定在路边的树下休息片刻,并拿出了法国当时最权威的高雅文学和哲学讨论杂志《风雅信使》。仿佛是宿命的决定,卢梭在这个月刊中偶然读到了第戎学院刊登的散文大赛的征文广告,参赛者被要求探讨这个问题:艺术与科学的复兴究竟促进了道德的败坏还是净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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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涉及的不只是技术上的进步和道德上的退步。第戎学院的学者们敏锐地观察到了法国正在经历的巨大变化。与英国相比,法国这个拥有250万人口的大国一直进步甚微,原因在于其国内的各个行业协会难以撼动,社会制度严重僵化,以及政府负债累累造成了各种问题。尽管如此,法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还是努力将国家拖入了一个充满思想激情的启蒙时期,英国和荷兰的启蒙运动更加温和,而他们则无畏风险地选择了更为激进的形式。这些思想和“哲学”上的进步,在很多人看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伏尔泰和狄德罗在内的哲人不仅鼓励人们将宗教和科学分开来看待,还请求他们重新思考基本的道德问题,比如什么是幸福,而这曾经是教廷专属的管辖范围。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相伴而生的是大量的自由思想,而第戎学院的散文大赛看起来正是在呼吁参赛者谨慎地衡量绘画、雕塑、音乐和科学等方面的成就,并针对某些精神上迷失了的人行为上的过度之处,提出几个犀利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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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对此却另有所想。描述自己在发现散文大赛后的反应时,他这样解释道:“当我读到征文广告时,我脑中浮现了另一个宇宙,我也成为另一个人了。”他接着写道,在他走到监狱后,“还是焦躁不安,亢奋得几乎神志不清”。[42]他继而叙述了自己如何与狄德罗一起讨论了散文大赛提出的问题,以及狄德罗如何鼓励他参赛,继而提出了一个有悖于其他人的认知的“真理”,即艺术和科学对人类来说弊大于利,这是他在被押往监狱的路上认识到的。[43]关于这段对话,狄德罗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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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被关在万塞讷城堡。卢梭来看我,在谈话中,他问我如何回答这个[由第戎学院提出的]问题。我告诉他说:“没什么可犹豫的,你应当采取与所有人都不一样的立场。”卢梭回答道:“你说得对。”之后,他就开始将这个精妙的想法转变为一个“哲学系统”。[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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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在狄德罗的帮助下,卢梭完成了他的《论科学与艺术》(1750),文中他列出了一部关于毁灭的谱系,将科学和技术的源头回溯到了人类脱离其自然状态之后养成的恶习。他提出,贪婪让人类创造了数学,无节制的野心孕育了力学,无聊的好奇心催生了物理。卢梭传达的中心思想简单且很有说服力:我们在技术和思想上的进步越大,我们在道德上退步越多。“进步”不但是人类傻傻追寻的海市蜃楼,还会导致人类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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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文章不但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还促使他创作了另一部更加有力的关于人类毁灭的作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它又被称为《第二讲演集》。这部人类学编年史影响深远,设想了人类不幸脱离了原本的自然状态——孤独、野蛮、没有理性——转而开始群居生活,发展出了理性和语言,拿自己和他人做比较,于是进入了一个充满竞争和社会等级的境况。卢梭继而论述,很快私有财产和社会不平等就出现了,这两者都只能生发于人类的文明状态。狄德罗又一次成为卢梭的这部新作品的首位读者。但狄德罗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对历史异常悲观的理解提供的远不止一个引人深思的论点,它反映了卢梭对于自身与“社会系统”、与友谊以及与狄德罗和其他哲人关系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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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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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9年11月3日,被捕后的102天,狄德罗终于获释。他从万塞讷监狱带回的东西不多,其中有一小本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公元前399年),他在狱中得以将这本书一直带在身边。据范德尔夫人记述,狱卒因为觉得狄德罗不懂希腊语,所以没有没收这本书。据说狄德罗很好地利用了它,在狱中将这本书的相当一部分译成了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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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成功地将这本书留在了身边这一事实显得再恰如其分不过了。在这本书中,柏拉图讲述了对他的导师苏格拉底的审判和他的自我辩护,并描写了苏格拉底受到指控的细节,尤其是他如何被指控为一个不信神者。在狄德罗之后的事业中,他时常提到这位令他倍感亲切的古希腊哲学家,后者和他一样,不合时宜地生活在一个恃强凌弱的时代。狄德罗在1762年写道:“苏格拉底死时,他在雅典的处境和我们这些哲人在当今巴黎的处境相同。他的道德标准受到了攻击,他的人生受到了污蔑。”他还是一个“敢于自由地谈论众神的思想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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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两人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苏格拉底的囚禁和狄德罗在万塞讷的经历截然不同。众所周知,和这位法国哲人不同,苏格拉底面对指控时异常顺从,冷静并且自愿地饮下了夺去他生命的毒药。相比之下,狄德罗为了重获自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为了欺骗抓住他的人,有意戴上了一系列不同的假面。刚到监狱时,他是对抗权威的哲人;很快,他又成了忍受折磨的囚犯;最后,他成了诚心悔罪的马屁精。若干年后,狄德罗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这样的道德上的反复无常是由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直接导致的。他提出,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多少主观能动力,只能根据情势装腔作势;简单来说,人生不可能没有道德妥协。在《拉摩的侄儿》中,狄德罗将这一类道德上的退步称为“职业习语”。在他看来,每一个职业都趋向于将某些重复发生的道德失误当成既定的做法,并认为其在道德上可以被忍受,这和语言学中的习语——含义耐人寻味的习惯性表达——在一段时间后被广泛接受一样。如果说他在监狱中运用了某种“职业习语”的话,那无疑是欺骗,尤其是针对警方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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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于获释前不久,最后一次接受了贝里耶的提审。在这次会面中,狄德罗签了一份声明,保证不再发表与令他蒙羞入狱的那类书相似的任何作品。此后三十三年间,狄德罗在实质上履行了他的承诺。这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狄德罗明白,他余生中每一次在咖啡馆里谈话,每一次在沙龙里见到陌生的人,每一次寄出书信,都完全可能受到巴黎情报探子的监视。然而,尽管政府成功地终结了他作为一个大胆的、独立发表作品的作家的公众事业,在他出狱时,狄德罗依然决心传播自由思想带来的喜悦,甚至要比以前做得更大胆。后来证实,《百科全书》的迷宫为狄德罗提供了最佳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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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约特是法兰西岛大区的地方司法官手下的军官,实际上归警察总监贝里耶的管辖,后者后来逮捕了狄德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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