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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斯皮纳斯小姐描述，在达朗贝尔的“抽搐”结束后，这个焦躁的数学家终于暂时休息了几个小时。当他夜里两点再一次开始做梦时，他回到了这本书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上来：作为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这个物种从哪里来？在时空无限这个条件下，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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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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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很痛苦地认识到，科学对清楚地解释人类物种历史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人类物种历史这个主题根本不适合狄德罗推崇的那种客观的、探索性的经验主义研究。到了18世纪中后期，自然依然背负着来自宗教的各种拒绝变通的概念。首先是宗教正统对于时间的理解，这个概念至少对外坚称动物和人类出现于5769年前上帝创世的那个时刻。[38]第二个概念与此相关，认为动物和人类出现在《圣经》中的这个戏剧性场景中时就是现在的形态。最后一个概念或许没有那么明显，也没有那么神圣不容亵渎，认为人类在上帝的王国中应当占有超越其他物种的地位。依据基督教的宗教文本，人类在地球上是独一无二的生物：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充满了更高等的精神天性——人类拥有由上帝赐予的灵魂——这将人类和其他的兽类区别开来。上帝用黏土造出来的这个生物即便堕落了，也依然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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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是最早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以上三个基督教信条都提出质疑的人。但是，打破动物和人类之间所谓亘古不变的障碍的不止他一个。17世纪末，越来越多的解剖学家开始强调人类和动物之间无法否认的生理关联，尤其是人类和大猩猩。[39]二者之间的界线不断模糊，到了1735年发生了质变，这一年，瑞典博物学家卡尔·冯·林内乌斯在他的世界动物寓言集中给人类留出了一个位置，并将其与树懒和猿相提并论。[40]不过，狄德罗的原始人类学中最重要的几个元素并不是从林内乌斯一针见血的分类方法中来，而是来自狄德罗的友人、著名的博物学家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即布丰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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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丰对狄德罗产生的巨大影响开始于后者1749年被关入万塞讷监狱期间。在获准在狱中阅读书籍之后，狄德罗马上开始研读布丰当时刚发表不久的《自然通史》的前三卷，并加入了自己的评注。这个开创性的文本关键的几个部分中有一个长达150页的人类物种清单，乍看之下似乎是一个简单地按地理位置排列的人种显型目录。但是，在他的这个对世界不同“种类”（布丰使用了这个名词）的描绘背后是这样一个理论，该理论认为所有这些不同的群体都从同一个人种原型中产生，在此后全球范围的迁移中，随着人类适应了不同的气候，吃了不同的食物，并且创造了新的不同的风俗习惯而发生了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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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丰伯爵，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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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丰是巴黎御花园的管理人，他创作《自然通史》是奉国王之命，所以他非常小心，没有在作品中质疑，甚至没有提及圣经中有关创世记的内容。但他有关所谓人类退化的理论代表了18世纪对人类物种历史最重大的一次重新定义。布丰在这部畅销作品中研究了曾经是一个整体，而现在产生了分支的人类种群，读了这部作品的人于是都获得了一个相比于圣经故事更好的解释（圣经故事讲的是诺亚的儿子们散落到荒野中，后来生育了人类家庭的各个分支）。读者们有了能够解释人类从哪里来的实在的、科学的证据，这从欧洲人的立场看来是非常令人心悦诚服的，毕竟，人类物种的原始类型在布丰的假设中是白种人。其他的人种——那些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的非洲人种，以及其他生活在欧洲地理对跖点的人种——也因此在定义上成了偶然的历史事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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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类退化的故事在《达朗贝尔的梦》中被狄德罗加工后变得更加有说服力。他没有复述布丰所讲的不同人种从同一原型中来这个令人信服的故事，而是（在达朗贝尔做梦的过程中）集中讨论了被大多数18世纪的博物学家认为是地球上退化最为严重的人种——拉普兰人。从达朗贝尔梦中的角度来看，这个据说人口素质低下、生活在冰雪世界中的矮小人种不但身体畸形，而且濒临灭绝，而人类与他们或许没有什么不同：“这种两足动物奇形怪状，身高只有4英尺，在极地仍被称为人类，但如果再畸形一点儿就会失去这个称号，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代表了一个正在消失的物种呢？谁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呢？”[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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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朗贝尔看来，一切都不是预先设定的，不是计划好的，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类的诞生与消亡并不比长着两个头的怪物猪的出生更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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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朗贝尔这个角色比狄德罗在对话中创造的另外三个角色都要悲观消沉。随着这个数学天才逐渐接受了唯物主义可能带来的后果之后，他放弃了让人这个身份获得意义的宽慰人心（但虚假）的概念：个性，物种，乃至正常与怪异之间的区别。在梦的末尾，达朗贝尔意识到，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不过是特殊情况造成的意外，他们生而不知自己到底是什么，然后回归令他们不解的物质世界，对于为什么会这样也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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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德和雷斯皮纳斯对于这些令人不安的想法的反应更加充满创意和乐观精神。比如，在对于怪异的深入讨论中，博尔德没有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解构，而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来探讨弗兰肯斯坦式的畸形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怪物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43]他将自己想象成了一个疯狂的科学家，并设想自己干预受孕过程，设法改变假设中的胚胎的基因物质，这个物质被狄德罗称为“线状物”。这个预见了未来的场景不但揭开了所谓的受孕“奇迹”，还预言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如今，科学家已经争取到了许可，能够在胚胎阶段重新塑造人类的生物特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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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德：……来，试着在头脑中完成自然有时在现实中做的事。从一簇线状物中抽出一条——这条线本来应该形成鼻子——那么这个生物就会没有鼻子。拿走一条应该形成耳朵的线，那么这个生物就会没有耳朵或者只有一只耳朵，解剖学家也不会在解剖过程中发现嗅觉线或者听觉线，或者只能找到一条听觉线而不是两条。如果继续抽走线，这个生物将会没有头，没有脚，没有手。这个生物活不了多久，但它还是会存活一段时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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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个思想实验的助手，雷斯皮纳斯小姐立刻抓住了这其中最重要的哲学暗示。在认真思考了她和博尔德医生制造出来的畸形的人类后，她认识到，任何人类的努力——包括科学，尤其是宗教——都根本无法理解自然的广度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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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朗贝尔的梦》的最后，博尔德和雷斯皮纳斯成了与我们一同开始令人兴奋的新冒险的伙伴，通过最前沿的生殖理论来更好地理解宇宙。这种向实验敞开胸怀的精神在这部作品的最后一部分达到了顶峰。在博尔德和雷斯皮纳斯的对谈中（达朗贝尔终于离开了他位于贝勒沙瑟路上的家的卧室出门用餐），这两位好友品着甜甜的马拉加酒，尽情释放着他们的想象力。实际上，雷斯皮纳斯才是二人中更加激进的自由思想者，她也将对话推向了极致。她不再碍于达朗贝尔，也没有仆人能够听到她说话，她终于可以提出自己几个小时以来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物种之间的杂交呢？”[45]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想法：人兽交合，使人类和动物繁衍出一种新物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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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德迫不及待地接过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刺激的话题。他奚落了道德上顾虑重重的那些人——他们阻碍了更加深入的“实验”，提出了（在假设中）创造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一种通过人兽杂交而产生的山羊和人的混合物种。在博尔德讨论了培育这样的生物后代的技术问题之后，雷斯皮纳斯要求她的这位朋友尽快开始这个过程：“快，快，博尔德医生，赶紧开始工作，给我们制造一些山羊人吧！”[47]尽管这一对友人最终改变主意，放弃了这个假想的实验——雷斯皮纳斯突然反对说，这种山羊人可能会变成冥顽不化的性爱狂——这两个想做经验主义者的人物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在摆弄自然的过程中，人们可以轻松地证明，人类根本不是不可改变的。不但人种随着时间流逝会发生变化——气候和饮食的作用就在于带来转变和改动——而且人类这个物种本身也是可以被改变和组合的，甚至可能被改进。《达朗贝尔的梦》结尾的这个非常具有挑逗意味的部分远不止浪荡的闲聊，这段对话讽刺了所谓的人类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并在这个过程中鼓励人们重新思考了被用来定义人类的各种从未变化过的范畴，比如男人和女人，动物和人类，甚至还有怪异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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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9年秋天，狄德罗完成了《达朗贝尔的梦》，在这之后的几周中，他在霍尔巴赫位于格朗瓦尔的庄园将手稿朗读给了自己的几位朋友听。[48]可以想象，在场的听众一定为之高声欢呼，尤其是在最后这个部分。在这部极具娱乐性，混合了高深和粗俗两类思想的作品中，狄德罗完全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解释人类的性，探讨了包括自慰、同性恋，甚至是兽交在内的各种问题。狄德罗在1769年面对的受众可能会感到愤慨、愉快，或者因畏惧而一言不发，但他们都无法理解的是，狄德罗不仅表达了超越时代的见解，还可以算得上预见了未来的性学家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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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derot，Héros et martyrs，Salons de 1769，1771，1775，1781（Paris：Hermann，1995），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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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四是“犹太会堂”日。诸位宾客周日来到这里。从万塞讷监狱获释之后不久，最早在1749年11月左右，狄德罗得知了霍尔巴赫的这个聚会地点。霍尔巴赫在1759年买下了这座豪宅。See A. C. Kors，D’Holbach’s Coterie：An Enlightenment in Par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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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狄德罗充满感情地称位于皇家路的这座建筑为思想的避难所，里面都是巴黎“最杰出、最敏锐的人”：“头衔和广博的学识不足以成为那里的入场券，你必须是高尚的。在那里，你一定能与别人进行思想交流；在那里，历史、政治、金融、文学和哲学是讨论的主题；在那里，他人会在给予你充分尊重的情况下反驳你的观点；在那里，你能找到真正世界性的人。”Diderot，Diderot on Art I：The Salon of 1765 and Notes on Painting，trans. John Goodma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128-29. 1765年后，宾客名单被限制在十五人以内。Corr.，5：212. See also Antoine Lilti，The World of the Salons：Sociability and Worldli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trans. Lydia G. Cochra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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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了避免引来图书行业总管的怒火，又能发表这类作品，霍尔巴赫将自己的手稿送到了远在阿姆斯特丹或者南锡的出版商那里。为了进一步避免审查，他还把书的创作归于近期去世的作家。到了1770年，这个把戏使霍尔巴赫成为18世纪创作亵渎上帝的作品最多产的作家。See Mladen Kozul，Les Lumières imaginaires：Holbach et la tra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Studies in the Enlightenmen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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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然的体系》有“唯物主义的圣经”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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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orr.，9：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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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orr.，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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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orr.，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