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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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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抵达俄国的头几天里，狄德罗几乎每天围着便盆转。一周后，他终于获得机会参加一场（在埃尔米塔日举行的）假面舞会，并在那里见到叶卡捷琳娜大帝。他坚持了自己的着装喜好，选择一身低调而与众不同的哲人的制服：黑色的半长马裤，黑色的西服背心，黑色的外套。宫廷世界向来以在重要场合着装的精美和华丽程度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因此，这位将自己看作现代第欧根尼的法国人受到了彼得堡的众位大使、要员和贵族的嘲笑也就不奇怪了。但他们的嘲笑很快变成了嫉妒，因为叶卡捷琳娜大帝明显想要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者说他们所有人）永远都享受不到的方式来欢迎这位著名的哲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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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大帝，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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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狄德罗的出现正是时候。他在俄国首都的五个月间，四十四岁的叶卡捷琳娜大帝正好处在“告别旧爱，未寻新欢”的状态，这对她来说很不寻常。[54]女皇的爱情生活的巨大变动发生在狄德罗到达俄国十六个月前，当时，她与格里戈里·奥尔洛夫伯爵分手（女皇的孩子中至少有一个是和他生育的），选择了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瓦西里奇科夫的年轻骑士护卫队成员作为自己的新情人。等狄德罗在1773年10月到达彼得堡时，女皇对这个外表迷人但缺乏个性的新欢已经厌倦透顶，若不是因此，狄德罗可能不会那么轻松地争取到女皇的宝贵时间。比如，狄德罗和女皇一同前往斯莫尔尼修道院，这是一所为贵族女孩设立的学校，他不仅为这所学校招募了多位教授，而且还被授予了该学校的官方顾问的职位。当年12月初，叶卡捷琳娜大帝还邀请狄德罗到沙皇村做客，并在叶卡捷琳娜宫（以叶卡捷琳娜一世命名，位于圣彼得堡城外约20公里）与他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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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绝大部分会面都在小埃尔米塔日进行，这是一座三层高的新古典主义式的连排别墅兼艺术画廊，是对70万平方英尺的冬宫的扩建。[55]据狄德罗自己记录，他每周要到叶卡捷琳娜的书房觐见三次，有时候甚至是四次。在这些会面以外，狄德罗用大部分时间奋笔疾书，为女皇准备了一系列文章作为他们讨论的要点，这些文章现在被统称为《叶卡捷琳娜大帝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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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经常迟到，在能够准时赴约的情况下，他会在3点来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书房。女皇一般喜欢坐在沙发上做针线活儿，而狄德罗通常坐在女皇对面的扶手椅上。[56]狄德罗在小埃尔米塔日中进行的会面充满了激情（而且忘却了礼仪），如今，这些谈话已成为传奇。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交谈有时候非常激烈，他在过程中会诱骗、反对女皇，甚至会伸手用力拍打她的大腿，就像他和霍尔巴赫和格林谈话时一样。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774年1月写给伏尔泰的信中承认，她为这位自己所见过的“最非同凡响的男人”无限的想象力深深折服。[57]狄德罗同样非比寻常地兴奋。他对图瓦妮特说：“你知道吗？我每天下午3点都要到女皇陛下的宫中觐见。你要知道，这可是很了不起的荣耀，其价值之高我都无法估量。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女皇陛下是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尽其所能地对我屈尊俯就，而正是她的这个姿态让我感到她无比高大。”[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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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叶卡捷琳娜大帝会面的头几周中，狄德罗认为女皇可能是所有生物之中最珍稀的那种，作为君主，她不但是文人共和国的一员（她创作了二十多部戏剧，一部俄国史，为她的孙子们写了童话，还写了回忆录），而且还愿意让狄德罗帮助她将俄国从非理性的传统和中世纪的制度及组织中解放出来。他明显认为，若能让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在俄国得到实践，那该是多么美好啊，尤其是在这些价值观几乎肯定无法在法国生根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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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埃尔米塔日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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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狄德罗来到圣彼得堡之前，叶卡捷琳娜大帝就对这位哲人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有很充分的理解。作为《百科全书》的驱动者，狄德罗向迷信和宗教盲从发起了旷日持久的战斗，这让他闻名于世。但是，他在这部辞典中也讨论了更明确的政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赋予了欧洲的几位国王和王后（以及一位俄国女皇）统治1.6亿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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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狄德罗为数不多的几次对这个敏感话题的文字评论中——这些条目通常以勇气而不是创新见长——坚决反对长久以来的君权神授的思想。[59]在他编撰的“政治权威”这个条目中，他提出统治权直接来源于人民的同意以及定义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自然法则与民法。[60]狄德罗虽然认为君主可以依据经过国民认可的权利统治国家，但他也认为，君主依然有义务反映或者体现出所谓的国民的“整体意志”。他解释道，作为交换，人民应当尊重和保护君主统治国家的权力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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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的整个政治哲学在他编撰《百科全书》的多年间反映的思想可以被称为温和的人本主义。18世纪60年代之前，他完全不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或革命者，而主要是一个改革者：作为一位启蒙运动哲人，他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劝导当时的君主重新建构政治体制，以使个人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避免在政府和教廷滥用权利时受到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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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大帝对于邀请有这样的政治观点的人到自己的宫廷中来没有任何疑虑。多年以来，狄德罗不但是她的文化联络员，而且是一位思维开阔、富于创造性的哲学家，还是一位传奇式的谈话艺术家。更重要的是，她和狄德罗的政治理论有共同的来源，比如格劳秀斯、普芬多夫和孟德斯鸠的基础契约论。在理论上，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看起来很相称：一位是开明的哲人，一位是开明的俄国君主，而且后者还“天性温和，容易相处，宽容大度，思想开放……拥有信仰共和主义的灵魂和一颗善良的心”——叶卡捷琳娜大帝在给自己的墓志铭上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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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由主义思想家来说，与卢梭这样的人相比，狄德罗无疑没有那么具有威胁性，也更合叶卡捷琳娜大帝的胃口。卢梭的早期政治事业和狄德罗差不多，也是从编撰《百科全书》开始的。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后，这位来自日内瓦的“公民”开始发表一系列影响力日益增加的政治作品，这些作品结合了对人的道德潜力充分、有力的解读和对欧洲的“政治体系”的批评，其中使用了大量格言，很值得引用（最有名的一句无疑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61]）。他倡导的改革措施远远超过对当时的政治体制肤浅的改变，而是寻求对人们认识自己的方式和生而有之的政治权力的彻底革命。与他之前的所有思想家相比，卢梭更明确地将受压迫的欧洲人民摆在了历史正确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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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作品是《社会契约论》，发表于176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也恰恰在这一年加冕为女皇。卢梭以与自己对“社会体系”的批判相同的思想为基础，以相当激进的立场表明，君主制这种政治形势毫无疑问是落后于民主政体的，因为君主制只能在自私、政治腐败、特权和贪污这些条件下运转。针对他所认为的随处可见的不平等，他提供的解决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对社会的全盘改变：创立一个新的政治契约，抛弃当前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代之以一种受到人民的集体意志担保的绝对的民主和集体主义。卢梭提出的这个辩证的想法实际上就是认为人们应当放弃个人自由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坚持说，任何违反了这个契约的人都应当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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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给叶卡捷琳娜大帝提供的不是卢梭最擅长的这种长篇、抽象的政治论文。尽管他在《百科全书》中也讨论过政治问题条目，比如“城邦”、“公民”和“政治权威”，但他在旅居俄国期间没有涉及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政治统治中专门的、细微的问题，比如俄国的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究竟该如何改善，国家应当如何运用其权力以便其国民能够接受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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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大帝值得赞扬的一点是，她非常愿意与狄德罗讨论这些想法。狄德罗留下来的一系列谈话报告显示，他在与女皇的谈话中讨论了很多话题，包括宗教与皇权的关系，精英体制对俄国的重要性，犹太人在俄国的处境，革命的缘由，暴政的定义，公立学校的重要性，司法系统，以及奢侈享受、离婚、大学和科学学院等。在这些专题讨论中，狄德罗无一例外地暗藏了相应的建议。他鼓励叶卡捷琳娜大帝强制俄国的学校利用仿真蜡制模型向年轻女孩教授性知识，就像他为安热莉克所做的一样。更大胆的是，他为了向女皇证明将首都搬回莫斯科的必要性，引用了一长串政治和军事理由。他略带嘲讽地说，将“首都安排在国家的尾端”完全没有道理，这就像让“一个动物的心脏长在指尖，或者是让胃长在大脚趾上”。[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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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直接、最激进地表达了狄德罗观点的文章是他对“奢侈”这个问题的思考。与他在《拉摩的侄儿》中所写的一样，他在该文中抨击了一个把金子当成唯一的、真正的“上帝”的世界，并大胆地将自己封为“狄德罗国王”，为了解决国家中与法国相似的失误。首先，这位哲人王颁布命令，说他必须将宗教教派世俗化，将神职人员的财产国有化，而这实际上预言了十五年后法国大革命期间政府施行的法令。为了募集资金、偿还国家贷款，他又提出出售国家的土地和财产，大量减少马厩、猎场、津贴、无用的旅行、外交使臣和涉外领馆。[63]（不要忘了，狄德罗很可能是将这些对奢侈和皇家仪式的控诉大声朗读给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的，而他们当时正舒服地坐在小埃尔米塔日宫中，被世界上最昂贵的珍宝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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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2月，狄德罗已经向女皇提供了十几篇这样的前瞻性报告。然而，他也开始意识到，叶卡捷琳娜大帝并没有把他说的话听到心里去。根据一个流传于18世纪80年代的记述，狄德罗有一天打断了谈话，对一向聚精会神的女皇发问说，为什么他的建议都没有得到实施。女皇的回答清楚地指明了狄德罗的管辖权从哪儿开始，在哪儿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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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先生，听着这些从你才华横溢的头脑中不断流淌出来的灵感，令我不胜欢欣。但是，我很了解你们这些了不起的哲学家，你们都是纸上谈兵。在你的改革计划中，你忘记了我们扮演的角色的区别。你的工作限于理论，所以能够赞同一切，对你的想象力或者写作来说，一切都是顺畅的，可变通的，不构成任何障碍；而对我这个可怜的女皇来说，我面对的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他们则比理论更麻烦、更棘手。[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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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决定性时刻到来之前，狄德罗或许至少感受到过一个表明叶卡捷琳娜大帝并不可能轻易改变国策的信号。11月，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迫使狄德罗利用自己对女皇的所谓影响力向她提议，要求俄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签署停战和约，当时两国交战已经五年了。叶卡捷琳娜大帝立刻对狄德罗竟敢僭越其正常的“领域”——哲人的领域——而感到不悦，并将法国大使馆提出的条约扔进了火中以表明自己的态度。[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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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狄德罗在1774年的头两个月中仍然继续为叶卡捷琳娜大帝写作谈话用的论文，但他也逐渐陷入了一种萎靡气馁的状态。到了这一年2月，他的通信量（这经常表明了他的情绪）几乎为零。幻想破灭当然部分源于他认识到自己想要将俄国改变为启蒙运动灯塔的希望注定要失败。但他还有另外的忧虑。欧洲大陆的另一位所谓的开明君主，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有意让狄德罗在圣彼得堡的最后几个月过得糟糕透顶，就好像是有意要将他从这座都城赶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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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和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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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成为哲人团体最受欢迎的人之前，腓特烈就已经将自己塑造成了当时最伟大的开明君主。他是18世纪哲学的爱好者，一位才华颇高的音乐家，同时也是言论自由和宗教宽容的坚定信仰者，这位实行自上而下的独裁统治的军阀君主视自己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创作、发表了很多作品，其中包括一部于1746年出版的很有影响力的近代史。但腓特烈在法国哲人群体中的盛名最吸引人的部分并非其作品，而是他经常为受迫害的哲人提供避难所。当包括伏尔泰、普拉德神父、拉·梅特里和爱尔维修在内的哲人被迫流亡时，这位普鲁士君主立刻向他们敞开了柏林王宫的大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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