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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对法国王室的看法一样在大革命爆发前和发生后的几年间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重要性上完全可以与此比肩的还有他对殖民地的看法。他强调，所有殖民行为在根本上都是非正义的——他一遍遍地斥责了当时的征服者将不属于他们的土地据为己有的行为——并且对在他看来当时最刺眼的恶行，也就是一直没有被禁止的非洲动产奴隶贩卖的行为，发出了强力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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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狄德罗成为《东西印度历史》的代笔人之时，法国奴隶贸易商每年都会向加勒比地区运送3万受奴役的非洲人，让他们加入当时法国占有的三大岛——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尤其是圣多明戈（海地）——已有的50万奴隶的行列。总体算来，自从奴隶贸易在120年前开始以来，法国船只已经向这些岛屿运送了100万奴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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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作品提供文章的多位未署名的作者对受奴役的非洲人的悲惨处境反应各不相同。有一位作者不带任何批评口吻地总结了当时虚假的种族科学，在长篇论述中说明了所谓的黑人（nègre）有严重的生理和认知缺陷，因此这个“物种”注定要成为奴隶。另一些思想更自由的作者倡导一种“开明奴隶制”，他们鼓励奴隶主尊重并仁慈地对待自己的奴隶。雷纳尔在书中还提出了更加“进步”的声音。其中一个部分提出，一旦整个非洲的人口理解了西方的法律和风俗，他们就可以得到彻底解放。更著名的是，雷纳尔在书中还插入了从让-约瑟夫·德·佩什梅雅这样的思想家笔下爆发出的更加猛烈的反奴隶制观点，后者写下了该书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句子之一：“所有为［奴隶制］辩护的人都应该面对哲学家鄙夷的沉默，并等待黑人捅向他的匕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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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对雷纳尔及其代笔人有关奴隶制的很多评述做了增补和修改。除了否定了当时错误的种族科学，他还将奴隶贸易的原因从一直以来对非洲人的责怪，转而归咎于欧洲的贪婪。他郑重地告诉读者，强迫奴役的责任以及对数以百万的非洲人的谋杀不仅落在奴隶贸易商和种植园主身上，而且落在了普通的欧洲人身上：“对金子无止境的欲求催生了最臭名昭著、最令人发指的贸易——奴隶贸易。人们谈起违背人性的罪行，却不认为奴隶制是最严重的。欧洲大多数人都因此而背负上了恶名，而正是邪恶的私欲让人类的心感受不到我们亏欠我们同类的感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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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狄德罗最有先见之明且在修辞上最能激起读者敬畏之心的段落出现在他预言了黑皮肤的斯巴达克斯将挺身而出，挥舞“自由的旗帜”，带领一支由曾经的奴隶组成的军队与奴隶主斗争，让大地上洒满压迫者的鲜血。这正是十年之后在圣多明戈发生事情，当时，一位出色的战术家、革命士兵杜桑·卢维杜尔，领导了狄德罗描述的这样一场斗争，并最终为海地赢得了自由。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可能阅读过《东西印度历史》。[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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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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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为《东西印度历史》撰文的代笔人一样，狄德罗相信奴隶制的残忍现实是新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在他严厉抨击种植园系统的惨状的几年间，他也为了一个诞生于“北方”或北美洲的新型国家而鼓掌叫好：这个由独立的州组成的联邦结合了民主给予人民的自由和与君主制相同的政治力量。[49]狄德罗相信，如果这个新的共和国能够放弃奴隶制，它就真的能够成为人类的应许之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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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是一位所谓的美国主义者——他支持北美殖民地开拓者与英国的斗争——在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前就如此。早在1769年，他就收到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推荐信，后者请他与一位年轻、正派的医生本杰明·拉什会面。狄德罗高兴地在塔兰内路上自己的办公室中接待了这位有一天将会在《独立宣言》上签上自己名字的年轻人，据说他们讨论了反抗英国暴政的最佳方法。[51]狄德罗可能在1776年见过富兰克林本人，后者在1776年或1777年在巴黎居留了六周，当时到访法国是为了美洲殖民地正在进行的反抗斗争向法国争取经济和军事支持。[52]虽然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但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这两个充满活力的“万事通”不戴假发会面的情景，两个人可能都争着讲话，狄德罗说着生硬的英语，富兰克林说着蹩脚的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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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和狄德罗的关系无论具体如何，都一定是相当有限的。但狄德罗依然通过雷纳尔和富兰克林与美国独立运动产生了紧密的联系。雷纳尔曾在1767年与富兰克林见过面，二人自那以后一直保持联系。事实上，雷纳尔在整个18世纪70年代都一再（为了与他合著《东西印度历史》的几位作者）向富兰克林了解“北美的人口、贸易情况、海运、农业［和］农产品”的相关信息。类似的请求一直持续到最后一版《东西印度历史》完成。在这一版出版前不久，雷纳尔还向这位美国政治家及科学家发出请求，请他提供有关殖民地的更详细的数据，包括各州黑人与白人的精确的人口分布。[53]最后这个问题很可能是狄德罗提出的，他当时正在重写关于美国奴隶制的整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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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非常清楚雷纳尔对美国殖民地整体积极的评价对法国大众的观点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当时发表的作品。[54]1775年，富兰克林决定让雷纳尔成为美国哲学学会的正式成员（富兰克林是这个协会的创始人和会长），以此表示对他所做出的贡献的认可。但是，富兰克林和他在费城的同事都不知道的是，为反叛的美国人呐喊助威的最重要的哲人根本不是雷纳尔，而是狄德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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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74年版的《东西印度历史》中，雷纳尔比较谨慎地对待美国完全独立于英国这个可能性，提出无论是否合理，从宗主国分离出来很可能在此后造成宗教和文化上的问题。[55]狄德罗在1780年版中修改了这个部分，彻底改变了这一段的主旨。除了断言美洲殖民地有绝对的道德和政治权利摆脱压迫它们的宗主国的枷锁，他还热情洋溢地总结了这个新国家的政治基础和意识形态，不仅翻译了部分托马斯·潘恩于1776年出版的《常识》、总结了《独立宣言》的主要思想，还分析了这个新国家的《邦联条例》。[56]毫不夸张地说，狄德罗是发生在大西洋另一边的了不起的政治实验最重要的法国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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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坦言，他很遗憾自己因为年事已高而不能旅行到这个拥有“宽容、道德、法律、美德和自由的国度”。[57]但他没有让这个障碍阻止自己给他所说的“美国反叛者”提供建议。他不仅不断鼓舞新世界的革命者即便牺牲生命也不能放弃哪怕一点点儿自由，他还告诫他们要避免犯下困扰了欧洲大陆几个世纪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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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的人们：愿所有在你们之前建立的国家，尤其是你们的母国，成为你们的前车之鉴。警惕丰富的黄金带来的道德腐化和对法律的蔑视；警惕不公平的财富分配造成一小部分公民得以富裕，而大部分公民陷于贫困……[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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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狄德罗在《哲学家塞内加的一生》中曾提到的一样，美国民主面临的真正威胁并非主要来自外国势力，而主要来自未来的成功在无意中带来的结果：奢侈商品、阶级矛盾的出现、政治腐败、贪污，以及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出现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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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在《东西印度历史》中的沉思暗示了他认为一系列革命很可能即将爆发。除了预料到了圣多明戈的奴隶制的暴力结束之外，他还明确指出，所有形式的压迫——无论是对各殖民地的野蛮的贸易垄断还是欧洲的君主专制——最终都将受到反抗，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将被推翻。他在该书的某一处还曾直接向被欺压和迫害的人民发声，他问道：“曾经经常用咆哮让你们的主人颤抖［的人们］，你们在等什么？你们要留着火炬和将铺成你们的道路的石头到什么时候？把它们举起来。”[59]狄德罗再清楚不过，发表这些段落需要胆量，因为这样做非常危险。在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逸闻中，狄德罗提到他曾问雷纳尔谁敢发表他写出来的这些煽动性的段落。据说这位编辑这样回答：“我，我敢，听我的，继续写吧。”[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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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雷纳尔出版1770年版和1774年版的《东西印度历史》时，他很明智地选择了匿名出版。将自己的名字与这部内容越来越激进的第三版联系在一起实在过于危险，但他在该书1780年出版的第三版，即该书的最终版中，不仅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标题页上，还加入了自己的肖像画作为首卷图画。身穿他的作家长袍，头戴他标志性的头巾式的帽子，雷纳尔目光热切地盯着读者，图下的说明文字写道：“纪尧姆-托马·雷纳尔：人类、真理和自由的捍卫者。”[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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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版的《东西印度历史》过于大胆的内容很快点燃了国王、巴黎最高法院和教廷的怒火。1781年5月，该书在格列夫广场被焚毁。雷纳尔遭到追捕，他迅速逃到了普鲁士，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七年。尽管受到了迫害和禁止，该作品的最新版本依然被抢购一空；到了18世纪末，这部书共有二十个法语版本和四十多个外国盗版版本。和其他几部关键的书作和文件——这其中包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美国《独立宣言》——一起，雷纳尔的《东西印度历史》将同样在激励例如乔治·丹敦、卡米耶·德穆兰和罗伯斯庇尔等法国大革命的主要人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其中还包括夏洛特·科黛，这位来自诺曼底的年轻的吉伦特派支持者在让-保罗·马拉泡在浴缸中时，将一把匕首插入了他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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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没能活着看到自己对雷纳尔的书未署名的贡献为下一代人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但他很明白这本书的观点有多么容易引发分歧，甚至是在他的朋友当中。在第三版《东西印度历史》于1781年春天问世后不久，雷纳尔与狄德罗三十年来最亲密的朋友格林因为这本书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格林不仅污蔑这本书极不明智、不负责任，甚至还对雷纳尔发起了人身攻击。他给雷纳尔出了一个看似无解的谜题：“要不你就是相信你攻击的［君主］无力还击，也就是说你是个懦夫；要不你就是认为他们可以而且很可能还击，也就是说你愚蠢到将自己暴露在他们的怒火之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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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狄德罗在范德尔夫人家里和格林碰面。格林对狄德罗是雷纳尔这一书作的最重要的代笔人一事一无所知，于是扬扬得意地向狄德罗复述了他如何像数落傻子一样将雷纳尔出版了这样一部误入歧途的作品而将其痛骂了一番。狄德罗怒火中烧，感觉这个涂脂抹粉、放弃了文学事业而选择谄媚欧洲君主的马屁精是在攻击自己。他决定不在女儿面前和格林撕破脸，但在回到塔兰内路的家中后，匆匆在一封（未寄出的）短笺中写下了自己对此事的想法。[63]他虽然表明自己就算现在死去也不会停止对格林的“爱”，但也严厉批评他的这位朋友“思想腐坏”，并且放任自己的灵魂在“大人物的会客室里”变得“空洞浅薄”。[64]然而，狄德罗最尖锐的评论出现在短笺的附言中，他强调说：“一个谴责英勇行为的人是永远做不出英勇之事的；而一个人之所以谴责英勇的行为恰恰是因为他做不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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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没有寄出的信让狄德罗得以表达自己的愤怒，而没有完全断绝与格林的友谊。或许更重要的是，这封信让狄德罗有机会表明他所认为的哲人的道德责任：诚实，坚定，大胆追求真理，无论是像雷纳尔一样为自己的名声吹响号角，还是像他自己经常选择的那样，在隐蔽处写下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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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格林闹得不愉快之前的一年，狄德罗已经在1780年版的《东西印度历史》的最后一段文字中更加全面地总结了自己不同凡响的事业。他承认自己在有生之年没有发表过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然后接着说，他希望他给雷纳尔的这部作品以及其他地方添加的思想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他承认，这个令人愉悦的想法将给正在走向生命终点的自己带来一丝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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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自命不凡地认为，当伟大的革命到来时，我的名字还会被提起……这个没有什么长处的作品［《东西印度历史》］无疑会被遗忘，其全部优点在于抛砖引玉。但我至少能够告诉自己，我为自己的同类贡献了自己所有的力量，并且已经准备好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命运得到改善。这个美好的想法就是属于我的光荣。这将让我的晚年充满魅力，让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感到宽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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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rr.，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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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rr.，13：223. 狄德罗在距离里加25英里的“米陶”被人拖上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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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rr.，1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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