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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看海德格尔：《尼采》第1卷，第462页以下；第2卷，第335页以下。在第1卷第480页上，海德格尔说尼采是西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对当代思想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海德格尔对尼采在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上的地位的看法已经引起了当代欧洲思想家们的争议。1980年代初期欧洲大陆的著名的“德–法之争”（伽达默尔和德里达之间的论争）即以此为中心论题之一。伽达默尔站在海德格尔一边，认为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是合理的，而德里达则反对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认为就形而上学批判的彻底性而言，海德格尔是赶不上尼采的。参看米歇尔费德和帕尔默（编）：《对话与解构——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论战》，第一部分，纽约，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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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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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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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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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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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48页。这里实际上涉及海德格尔关于艺术之本质和“诗–思”关系的思想。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诗）具有开端性和创建性，是世界历史的创造性动因；在源始性意义上，诗与思是合一的，都是响应“存在之天命”的人的道说方式。在源初的“世界生成”或“历史发生”中，早期诗人和思者是伟大的“创造者”，他们最早领受天命的召唤，有了最早的存在经验。特别是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重点发挥了他的艺术观点，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中作具体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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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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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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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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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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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参看金克木：“试论梵语中的‘有–存在’”，载《哲学研究》，1980年第7期，第49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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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参看汪子蒿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13页（陈村富所撰该书第七章“巴门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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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看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第353页。对于王力此说颇多争议，参看郭锡良：“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载《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2页以下。郭锡良也认为系词“是”产生于西汉时期，而至六朝时期才有用系词“是”的判断句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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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德里达：“系动词的增补：语言学之前的哲学”，载《哲学的边缘》，英译本，芝加哥，1982年，第199页。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认为汉语和日语等非拼音文字的文化是在欧洲“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文明。参看德里达：《论文字学》，英译本，1976年，第90页。德里达显然看清了汉语言的非逻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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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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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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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参看汪子蒿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80页以下。陈村富所撰的巴门尼德部分，特别是其中关于巴门尼德的“存在和非存在”的讨论，从语文学角度深入地分析了巴门尼德那里的“存在”一词，殊可供参照。根据陈村富的具体分析，本来应当得出巴门尼德不是“哲学家”和巴门尼德的“存在”不是“哲学范畴”的结论（一个海德格尔式的结论）；但陈村富却认为巴门尼德完成了“向哲学范畴的转变”，这个看法就与黑格尔无异了——后者认为巴门尼德是哲学之“纯思”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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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海德格尔：《林中路》，德文版，美茵法兰克福，1980年，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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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艾米尔·邦文尼斯特：“思想的类型和语言的类别”，载《基础语言学问题》，伽利玛出版社，1966年，第71页。转引自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中译本，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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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艾米尔·邦文尼斯特：“基础语言学的新动向”，载《基础语言学问题》，第6页。转引自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译本，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7页。邦文尼斯特和谢和耐均不是哲学家，但他们对于“存在”这个哲学和语法范畴的关注及思考恰与海德格尔一样，摸到了“存在学”（“形而上学”）的根本。这确实是令人深思的一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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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译本，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7–348页。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汉语（古汉语）没有“语法”，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反之也不妨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所以汉语没有“语法”。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哲学”和“语法”都是外来的，都是“现代化”（“西方化”）的结果。而这当然不是说，汉语言没有自己的“道”和“理”，是不成熟的语言；也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自己的“思想”传统。在我看来，倒是今天那些忙碌于对汉语和中国古代思想进行“语法化”和“哲学化”的人们，应该稍稍反省一下自己的“立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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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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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马丁·布伯：《我与你》，中译本，陈维钢译，三联书店，1986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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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参看汪子蒿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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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德文版，图宾根，1987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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