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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思”呢？我们对“思”议论得还很不够。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在“逻各斯”（Logos）意义上讨论“思”。(73)把“思”和“逻各斯”联系在一起，理所当然，后世的形而上学正是从源出于“逻各斯”而后与“逻各斯”相疏离的“逻辑”（Logik）来规定“思想”的。基于“逻各斯”与“解蔽”的合一，以及思与诗的“近邻关系”，海德格尔当然也在“解蔽”和“诗”这个主题中讨论“思”，在“逻各斯”和“思”这个主题中讨论“诗”。但总的看来，集中的对“思”的思，要与“逻各斯”相联系，故在海德格尔讨论作为“聚集”方式的“物”与“词”的同时，论“思”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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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首先要与形而上学的“思维”划界。形而上学的“思维”是“表象性思维”。“表象”是把一切都立为“对象”。因此要形而上学去“思”非对象性的存在，实无可能。形而上学只可能把存在也立为一个对象，一个存在者。这种“表象性思维”并不是“思”。海德格尔也称这种“表象性思维”为“计算思维”（das rechnendeDenken）。(74)表象的、逻辑的、理性的、计算的思维不是“思”。科学并不“思”。形而上学、哲学并不“思”。因为“思”乃思存在。“思”不是对象性的，而是应合性的、是期待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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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遗忘存在的历史已经久而久之。科学和技术工业日益肆意扩张。于是，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哲学和科学不但不“思”，不能“思”，而且还对“思”大加危害。在趋迫着“思”的“三大危险”中，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方式”（Philosophieren）乃是其中“恶劣而糟糕的危险”。(75)“思”隐匿，哲学兴。这是“存在历史”的命运。现时代正是形而上学达乎“终结”的时代，是“计算性思维”最猖獗的时代；而物极必反，这时代同时也就是最激发“思”的时代了。在这个时代里，“有待思的东西”从人那里扭身而去，我们还没有学会“思”。没学会“思”也并非全然是恶果。海德格尔不无机智地说：“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里最激发思的事情乃是我们尚未学会思。”(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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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必然触及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思考。海德格尔把技术的本质规定为“集置”（Ge-stell）。(77)从字面上看，海德格尔显然是要借“集置”一词来突出技术与“表象”（Vorstellen）、“订造”（Bestellen）和“制造”（Herstellen）等的联系。技术作为“集置”是一种控制、摆弄人类的奇异的力量。海德格尔说：“集置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坐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这种力量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了。他说当他看过从月球向地球拍摄的照片之后，他是惊慌失措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我们现在只还有纯粹的技术关系。”(78)人类对地球的征服实际上是人类自身的沦丧，技术对物的“制造”实际上是消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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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此表达的惊惶和忧虑当然不是杞人忧天。在此我们也不必多提当今世界的环境、生态困境和人们越来越自觉的环境忧患意识了。技术是人类的不可抑制的膨胀。人类恐怕有重蹈白垩纪的膨大恐龙们之覆辙的危险。当海德格尔晚年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时，他明显是含着一丝绝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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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德格尔终究还是要问：如何可能重获人类的“根基持存性”（Bodeständigkeit），让人类重返本真的“栖居”？在海德格尔看来，道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思”的道路。“审慎的思要求我们，不是片面地系执于一种表象，不是一味地追逐于一种表象取向中。”(79)这是一种“态度”的转变，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让技术对象入于我们日常世界而同时又让它们出于我们的日常世界，也即让它们作为物栖息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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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技术世界的态度，海德格尔名之为“向着物的泰然任之（das 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技术世界的意义遮蔽着自身，这种意义根本上就在于那种隐而不显的但又关涉着我们的领域中，此领域即“神秘”之域。因此，为了洞悉技术世界的隐蔽的意义，同样也需要一种态度，就是“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die Offenheit für das Geheimnis）。这样两种态度——向着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或能允诺我们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栖居在这个世界中，也就是给予我们以一线希望，让我们获得一种新的“根基持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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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意思并不难解，即是提倡非对象性的诗意看护和非知性逻辑的神秘启悟。那么，这两种态度与“思”有何关系呢？海德格尔说：“两者只不过是从一种持续不断的热烈的思中成长起来的。”(80)也就是说，“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乃是“思”所要求的两种基本的生存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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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理解，这里的“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也就是从“逻各斯”的聚集运作（物与词）方面来说的人之于“大道”的归属和顺应。对“逻各斯”意义上的物，人需得“泰然任之”；对“逻各斯”意义上的词语（“道说”），人需得“虚怀敞开”。因此，关于“思”的根本规定，还要着眼于“大道”的神秘“道说”、着眼于“逻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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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是自行隐匿的。在技术时代里，“大道”更是从人那里扭身而去。但海德格尔说，“扭身而去”并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相反，它总是以一种确实很神秘的方式关涉着人。“隐匿，走向思的东西的自行隐匿，如今作为大道比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更在当前。”(81)自行隐匿的“大道”乃“走向思的东西”（das zu-Denkende），是召唤思的东西。“思”本身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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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大道”的“隐匿”，“思”就是与“逻各斯”相应的“聚集”。海德格尔以“思即回忆”一说来暗示“思”的“聚集性”。“思”就是“回忆”（Gedächtnis），是响应自行隐匿的“大道”来思念“大道”。海德格尔有一段描述，说的是“思即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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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回忆绝不是那种心理学上所说的把过去掌握在表象中的能力。回忆思念已被思过的东西。但作为缪斯之母，“回忆”并不是任意地思念随便哪种可思的东西。回忆在此是思之聚集，这种思聚集于那种由于始终要先于一切获得思而先行已经被思的东西。回忆聚集在那种先于其他一切有待思虑的东西的思念。这种聚集在自身那里庇护并且在自身中遮蔽着那种首先要思念的东西。……回忆，即被聚集起来的对走向思的东西的思念，乃是诗的源泉。因此诗的本质就居于思中。(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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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话虽拗口，意思却是明确的：回忆乃“思”之聚集，乃聚集于“走向思的东西”，这就是对“大道”的期候、应答和思念；“思”之聚集乃是一种“庇护”（bergen）和“遮蔽”（verbergen）。其实，前面所谓的“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都已经传达了“思”之聚集性。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说：“思聚集语言入于质朴的道说。语言是存在之语言，正如云是天上的云一样。思以它的道说把不显眼的沟犁到语言中。这些沟比农夫缓步犁在田野上的沟还更不显眼。”(83)这就把“思”的“聚集性”或“隐性”给挑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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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了，海德格尔所理解的“诗”与“思”分别领有着“解蔽”与“聚集”（“逻各斯”）之特性。“大道”之“道说”乃是Aletheia与Logos的一体两面的运作，与之相应，响应“大道之说”的人的“道说”也有两种方式，即“诗”与“思”。“诗”是“解蔽”，“思”是“聚集”。进而我们可以发挥说，“诗”是揭示、命名、创建、开启，是趋于动态的；而“思”是掩蔽、庇护、收敛、期待，是趋于静态的。这也就是说，“诗”与“思”分别标识出归属于“大道”的人的“道说”方式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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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显、分、升、散、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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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th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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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隐、合、降、敛、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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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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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应合于“大道之说”的人的“道说”，“诗”与“思”是“大道”意义上的语言发生为“人言”的两种方式。比较而言，“思”之道说更为隐蔽，更有持守性和保护性；而“诗”之道说（“命名”）则更为显然，更有开端性和创建性。诗是超拔的；思是凝重的。诗是趋动的；思是趋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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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分别地列述“诗–思”两面，仅就各自的侧重而论，已经含有分割的危险。在海德格尔看来，正如各有所重的Aletheia和Logos是同一的，同样地，各有所重的“诗与思”也是同一的。“思–诗”合一。“思”和“诗”，都是归属于“大道”的人响应于“大道之说”而“道说”，是“言（道）成肉身”的源初方式，本根为一，不可分离。海德格尔说：“思即诗（Denken ist Dichten），而诗不只是诗歌和歌唱意义上的诗。存在之思是诗的源始方式……。思乃原诗（Urdichtung）。……思的诗性本质保存着存在之真理的运作。”(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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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思–诗合一”也不能否定两者各有所重，不能否定两者的“区分”。对海德格尔所谓“思–诗合一”，我们不能停留在字面上作美妙而浅薄的观解。海德格尔说两者是“同一”（das Selbe）而不是“等同”或者“相同”（das Gleiche）。“在思与诗之间有着一种隐蔽的亲缘关系，因为两者都服务于语言为语言效力并挥霍自身。但在两者之间同时又有着一条鸿沟，因为它们居住在遥遥相隔的两座山上。”(85)海德格尔此外又作诗一首，来吟唱这里所说的“思与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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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与思想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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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诗的近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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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出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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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乎存在之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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